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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廣園西路的非洲裔人士聚集當地派出所。攝影·楊曦
這些天，來自剛果的Alex有點沮喪。自7月15日黑人聚集廣州礦泉街派出所事件發生後，他就敏銳地感覺到，中國人與黑人之間的隔閡很可能會因此加深。
略懂中文的他上網瀏覽有關黑人的報道和評論，結果發現，這一波對黑人的討伐來得比他想象中更猛烈：“很多人在網上說，讓‘黑鬼’滾回非洲去。他們將所有黑人——不論是不是非法居留者，都形容成傳播艾滋病的罪犯。”
Alex喜歡廣州，最初來到這個高樓林立、霓虹變幻的城市時，他曾在內心悄悄幻想著：賺到足夠多的錢，就把妻子Yvette接到這裏來生活，讓半輩子呆在非洲的她也感受一下異國的繁華。
可是，Yvette來了，又走了。“她跟著我到批發城進貨，那次很不幸，我和兩個批發商吵了起來，他們罵我‘黑鬼’。Yvette很不開心，覺得中國不歡迎我們。”旅遊簽證到期後，妻子回到了剛果，再也沒提到廣州生活的事。
“我知道，你們覺得黑人來自貧窮的非洲，什麽都不懂。”他做了個鬼臉，用略帶誇張的語氣說，“噢！那時我覺得中國人才壞呢！如果你對商品不了解，他們就以次充好；或者在黑市兌給你假鈔。”
說著，他挽起衣袖，給記者看肩膀上一個已經愈合得幾乎看不出來的疤——這是在三元裏一個地下兌鈔點留下的。當時Alex發現假鈔，跟對方理論了幾句，結果卻被幾個中國人圍起來好一頓打。“我很強壯，他們沒占到多大便宜。”他笑了笑，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不過，路過的中國人說，看，黑人在打人。”
從阿拉伯到黑非洲
在Alex常去的廣州站前路皮具批發城裏，中國檔主們並不承認自己對黑皮膚有偏見。“這家夥剛才已經在我這裏磨了半天了，講好價格卻又不買。當他們告訴你要買1000個皮袋時，你別高興，他很可能隻是在你這裏打探底價，然後再到另一家去繼續侃。”阿林收拾著檔攤裏的手袋，指著正在隔壁檔口猛按計算機的一名黑人說，“折騰半天，他們最後買的東西肯定也多不到哪裏去！但是你看，歐美人和阿拉伯人就不會這樣。”
根據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長黃石鼎的調研，上世紀90年代，廣交會和廣州批發經濟首先引來的，並不是黑人，而是阿拉伯人。直到2000年前後，黑人才開始追隨阿拉伯人的步伐來到廣州，並在2003-2005年形成一波黑人來穗經商的高峰。
現在，越秀區洪橋街道的小北路一公裏半徑內，已儼然是黑人的商貿天地。僅天秀大廈、秀山樓和國龍大廈3棟商住樓，就聚集了400多名黑人居民。然而，盡管黑人在廣州從事著似乎與阿拉伯商人一樣的貿易活動，但那些經常與他們打交道的中國廠商卻認為，二者無論從資金實力，對商品檔次的要求，還是生意談判的態度上，都有著很大差別。
“做生意是最現實的。買得多，夠爽快，對你態度一定好；拿著幾萬元就來做生意的‘提包客’，還囉囉嗦嗦，特別囂張，換誰都不會耐煩啦！”
Alex承認，剛剛到廣州的時候，他過的就是中國商人所說的“提包客”日子——攜著幾萬元來采辦貨物，完了後全塞在兩三個大行李包內，直接坐客機拎回非洲。“運氣好的話，不需要超重托運也能上機。”
資金微薄，大包小包提運貨物，不注重牌子，鍾愛低端產品……黑非洲小商人的這些特點，令一些中國外貿商對他們產生了輕視和不耐煩的心理。
隻有15%的商人會成功
“生意都是由小做大的。如今在廣州，資產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黑人都不在少數。”Alex有點不平。事實上，他的背包客生涯隻持續了一段時間，一年後，他就放棄了客機運貨的方式，約同幾個剛果商人拚湊一貨櫃貨物運回非洲，共同分擔運輸費用。如今，上百萬的生意對Alex來說已經不算什麽了。
但並不是每個在廣州經商的黑人都會成功。
黃石鼎告訴記者，在2003~2005年這一波高峰期過去後，中非商貿環境發生了重大轉變。受到黑人貿易商的啟發，一些資金實力雄厚的貿易公司開始覬覦廣大的非洲市場，同時也有中國企業在非洲設點、辦廠，甚至在非洲劃定一些開發區，進行投資。零散型的貿易市場漸漸萎縮。
記者剛剛認識Vivian不到一周，他就決定離開廣州了。原因是非洲老家的哥哥打電話給他，說最近已有部分球鞋的銷售價比他的進貨價還低。“我花錢請人帶著我在珠三角跑了一圈，依然找不到價格更低的貨源。簽證已經到期，做不成生意，我也不打算續簽。”
廣州加納商會會長Atta則告訴記者，由於商貿形勢的逆轉以及這兩年金融危機的影響，現在廣州經商的黑人裏，大約隻有15%的人能真正成功賺到錢。
而黃石鼎把在廣州居留的黑人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Alex和Atta這樣的貿易商人，他們到廣州來的時間大多已經比較長，有的已經獲得了中國居留權，對當地情況十分熟悉。第二類可稱為白領階層，以黑人老板及中東老板為服務對象，在寫字樓上班或為他們提供中介、保鏢、電話卡銷售等其他服務。而第三類則是出賣體力換取報酬的純勞工階層。雖然三類黑人群體都是以貿易為紐帶聚集到廣州來的，但其中屬於純勞動力階層的黑人卻是近幾年才漸漸出現的，且人數很少。
為了深入了解純勞動力階層的黑人，黃石鼎連續4個月經常在深夜11點至淩晨1點來到黑人聚集區與他們進行訪談。“他們通常來自非洲的貧窮地區，文化層次相對較低，有的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這些人大多對中國毫無了解，聽別人隨口介紹幾句，就想盡辦法籌錢過來，結果卻隻能在批發市場裏替進貨的非洲商人搬運貨物，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
商貿環境變化在擠壓商人群體利潤的同時，對依賴他們生存的黑人白領和勞動力階層亦產生了連鎖打擊。但是他們往往沒有重新選擇命運軌跡的能力，連回國的錢都湊不夠，隻能繼續滯留在這裏碰運氣。
國際穆斯林社區
廣州人都知道，要找黑人去小北。但至於為什麽小北會形成這樣一個對黑人有著如此吸引力的特殊區域？可能連住在這裏的黑人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其實奧秘在於這裏。”曾專門做過廣州穆斯林社區研究的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馬強副教授指引記者來到小北路秀山樓下的瑪伊德餐廳。現在看來這隻是一家普通的阿拉伯餐廳，門外豎立著阿拉伯文餐牌，裏麵是清一色穆斯林打扮的女服務員。“這是廣州第一家正式的阿拉伯餐廳。”
在廣州居留的黑人來自剛果、加納、尼日利亞等不同的非洲國家；由於殖民係統的不一樣，他們又以語言劃分為英語係、法語係和葡語係地區黑人。然而，在馬強看來，如果以黑人自身的群體內部認同度對他們作區分，首先應該是以宗教劃分，其次是語言，最後才是地域和國籍。
黑非洲國家的宗教信仰雖不如阿拉伯國家統一，但伊斯蘭教依然是擁有最多信眾的宗教，其次才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據馬強估計，長期居住在廣州的黑人裏，起碼有一半是穆斯林。當他們來到廣州，發現秀山樓竟然有一家標準的清真餐廳，為了方便解決吃飯問題，自然都集中居住在這附近。
由於黑人穆斯林在客居廣州的黑人裏占了多數，圍繞他們又漸漸形成了一個以小北為中心的中非貿易圈。專以黑人為目標的中非商貿城和更多的清真餐館陸續冒了出來。現在，瑪伊德餐廳隻是周邊眾多清真餐館其中之一。
8月的天秀大廈與平日相比顯得有點冷清，在這裏可以看到由廣州伊斯蘭協會張貼的中文及阿拉伯文的《廣州地區每日五時拜時間表》，大堂管理人員說，本月是穆斯林重要的齋月，很多黑人都回家鄉去了，要等到過完齋月，這裏才會重新熱鬧起來。
嚴格說來，小北已不單是一個簡單的黑人聚居地概念，在這裏活動的主要是黑人裏的穆斯林群體。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阿拉伯人，以及來自中國寧夏、新疆的穆斯林出於宗教及商貿的原因聚居在這裏，在某種意義上，這裏正在形成一個新型的國際穆斯林社區。
媒體的放大
Atta的辦公室在小北附近的恒生大廈。在中國待了4年，他已精通中國的人情世故。一聽記者提起小北，他馬上警覺地澄清：“白天你看到小北好像集中了全廣州的黑人，其實大家隻是在這裏辦公，並不是全部都住在這裏。更多人分散居住在白雲大道、三元裏、五山等地。我住的地方離小北很遠，整棟樓隻有我們一家黑人。”
“我覺得，政府對待一個外來群體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受市民接納程度影響的。”然而，由於語言不通及對陌生族裔的警惕，很多本地人即使與黑人比鄰而居數年，對他們的了解程度依然接近於零。
對中國人來說，黑人就是黑人，沒人會關心一個尼日利亞人和剛果人有什麽區別，黑人穆斯林與黑人天主教徒又有什麽差別。這種泛化概念以及生活空間相對隔離的結果，是他們對黑人的理解基本來自於媒體和網絡的報道，同時又總是把個別黑人的問題，放大成為對整個黑人群體的認知。
“出於獵奇和吸引眼球的需要，一些媒體總是喜歡抓住黑人群體中發生的少數不良事件大肆報道，而對正麵的事件毫不關心。”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係副教授李誌剛分析了近年廣州媒體對小北黑人區的報道後表示，在廣州主流媒體對黑人區作為“問題化”判斷後，網絡上針對黑人的負麵言論幾乎同時猛增起來。
“我總希望能與本地媒體作誠懇的交流，但一直沒有機會，現在黑人群體出了個別不好的事情，於是你們都來了。”Atta攤攤手，“看，去年地震，我們給災區捐了7萬元，就從沒有一個媒體加以理會呢。”
黑人犯罪率並無飆升
“謠言滿天飛。”在廣州市公安局任職5年的李先生這樣評價最近關於廣州黑人的流言。雖然公安部門以涉外關係為由不願意公開廣州黑人的犯罪率及偷渡率，但李先生私下表示，“但這幾年遣返過不少黑人，卻甚少見到偷渡個案。”
更耐人尋味的是，網絡到處言之鑿鑿地流傳著廣州黑人犯罪率飆升之說，但卻從不曾點出具體的比率，而遍尋近半年媒體報道，除熱炒7月聚集派出所事件外，並沒有多少關於黑人犯罪的個案。
“近一兩年因商貿環境變化引致延期滯留廣州的黑人增多，的確引起了政府重視，但它和犯罪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與普通民眾的印象恰恰相反，非法居留者因為怕身份暴露被公安部門罰款或遣返，他們的日常生活往往更為低調，如非特殊情況，甚少惹事。
在小北，記者遇到一位羞赧的黑人小夥子，他紅著臉說，自己從來不敢在廣州乘坐地鐵，因為地鐵工作人員身穿製服，他很擔心那是會來抓他的警察。
“黑人遇到警察追捕時，也極少以武力反抗，通常隻是利用自己的體能優勢逃跑。”李先生說。當然，可以想象這樣的情景：一個黑人突然從二樓跳下來奪路而逃，警察在後麵追，難免會引起旁觀者的驚恐猜疑。
今年幾乎所有關於廣州黑人人數的報道，都引用了“20萬”這個數據，黃石鼎感覺異常荒誕：“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從哪裏來的，它最初出自一篇采訪我的報道，但我怎麽可能會說這種話？”根據他的調研結果，目前在廣州合法居留的黑人隻有2000多（而不是近期媒體所說的2萬多），而即使包括非法居留者，長期居留（連續居留6個月以上）的黑人最多也隻有數千人。
當偶發的戲劇性事件被一知半解的傳媒一再放大，公眾的認知漸漸離實際情況越來越遠。
誰歧視黑人？
Alex帶著記者走在小北一帶的寶漢大街上：“我知道登峰酒店那邊有毒品和妓女，中國人看到了就會說，看，黑人都是吸毒者和強奸犯，他們會傳播艾滋病！但是要知道，正如中國也有好人和壞人一樣，我們大多數人過的並不是那種生活。”
經過一家小酒吧，裏麵正播放著熱情洋溢的黑人音樂，Alex經常來這裏消閑，他喜歡青島啤酒。沿途的服裝店裏掛滿色彩鮮豔的非洲風格裙袍，據說批發零售都可以。這時，有人過來兜售長途電話卡，Alex買了兩張200元麵值的。他又開始想念不願到廣州來的妻子Yvette了，“總有一天，我要讓她相信，我們也能得到中國人的尊重和友誼。”
這儼然已經是一個完善的非洲生活圈，李誌剛稱，這樣一個主要由中國人經營，以黑人為服務對象的小經濟圈，是近幾年才漸漸形成的。它使得黑人與本地居民其實不再是完全隔離的，可以通過服務業頻繁地有所接觸。
李誌剛和他的研究生團隊曾向不同年齡、性別、職業和受教育程度的中國居民派發了大量問卷，調查他們對黑人的接受度。結果發現，白領、自由職業者和學生對黑人聚居的排斥度最高，分別為86%、80%和65%；而因工作經營與黑人有日常接觸的服務業人員，對黑人的接納程度則較高，達到65%；商人的接納度是最高的，達到88%。
也就是說，本地居民與黑人的接觸程度，與他們對黑人的印象是成正比的。那些與黑人毫無接觸的人，對黑人最為厭惡，但隨著接觸機會增加，這種不良印象會逐漸被修正。
溝通之難
“我一開始也很害怕黑人，但是接觸之後會覺得，其實他們隻是普通人。有的人不講誠信，不講道理，但有的人也很好。”廣東女孩小薇紅著臉低頭說，下個月她將要和黑人客戶Miky結婚了。雖然家裏人很反對，但是小薇還是毅然跟隨未婚夫信仰了伊斯蘭教，說起Miky，她在白頭巾下露出甜蜜的微笑。
每周五是穆斯林最重視的主麻日，小薇得到老板特準，上午可以提前下班，和Miky一起到小東營清真寺，仔細地清潔，跪朝西方向真主安拉祈禱。“Miky很好，他已經很‘中國’了。有的人說女人不要去清真寺，他從來不理會。”
而周日下午，廣州石室教堂的英文彌撒時間，也聚集了大量虔誠的黑人天主教徒，在唱詩班輕柔的合唱中，翻開聖經安靜地跪禱。
“我理解政府對黑人進行宗教聚集的擔憂，但我們應該同時看到，這是一把雙刃劍，如果管理得當，其實可以起到正麵的作用。”馬強說。
“7·15”事件發生後，為防止事態擴大，天主教廣州教區緊急邀請了部分非洲教友團體代表及負責人舉行座談。在天主教《信德報》的報道中，廣州教區甘主教介紹說，每星期天都有五六百位非洲裔教友到石室天主堂參與彌撒，為此廣州市公安和宗教部門向教會提出了預防事件發生的要求，協助做好非洲裔進堂教友們的思想工作。
而幾位非洲教友團體負責人在7月18日召開的座談會上，向廣州教區的神父們表示：“我們沒有參與此次事件，也肯定不會因此而去鬧事，請主教和神父們不必擔心。”他們說非洲裔天主教教友一定會保持克製，更不會在公共場所聚眾鬧事。但也同時強調，希望中國政府能夠保護好他們的合法權益。
在馬強眼裏，黑人穆斯林同樣恪禮虔誠。“一個虔誠的穆斯林肯定不敢犯下嚴重罪行，因為這會讓安拉生氣。但問題是，部分黑人穆斯林的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對於誠信、克製、時間觀念等沒有什麽概念。這就造成了當地民眾在交往中認為部分黑人穆斯林素質相對低下的感覺。如果清真寺的神職人員能對他們進行集中教育，效果肯定比什麽都強。”
貿易與宗教，可以說是黑人與廣州所發生的兩個最緊密的聯係。“義烏的經驗則與廣州完全不同。政府除了清真寺還設了一些由外國穆斯林自己負責的臨時禮拜點，事實證明這樣做並沒有對社會產生不良影響，反而使外國穆斯林更多地感受到政府的接納和包容。”馬強表示。
事實上，無論從宗教渠道，還是日常生活的接觸，溝通永遠是黑人與中國人能互相接納包容的唯一途徑，也是永恒的主題。
Atta說，他有很多想法，比如搞一些論壇，讓中國人與非洲人濟濟一堂，各抒己見；又或是搞一些公開的友誼足球賽。但這些想法能不能很好地實現，則有待觀察政府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