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前不久，教育部給全國中小學老師送上一份“賀禮”——出台了個《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定》，其中第十六條是“班主任有采取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利”。
“老師批評學生，為何還要教育部發文賦權？現在的師生關係究竟怎麽了？”這一周來，中小學教師的“批評權”惹得爭議四起，有人嘲諷其奇特，有人歎息其無奈。
《青年周末》記者通過多點調查采訪發現，在重申教師“批評權”的背後，其實是中國式教育陷入某些困局的尷尬，爭議“批評權”擊中的正是教育改革當下微妙、緊張的師生關係這一軟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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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配圖：2009年6月4日，鄭州十九中高三六班
9月初，《青年周末》記者撥通教育部新聞辦的電話，試圖了解《規定》印發的動因和背景，該負責人表示相關領導不便再接受采訪。
而在8月底，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副司長王定華麵對媒體時曾談到之所以強調教師擁有適當“批評權”，是因為一些地區出現了“學生不好管，老師不敢管”的教育亂象，甚至發生了老師坐視學生打架而袖手旁觀的極端案例。
王定華口中的極端案例指的是曾經在網絡上引發熱議的“楊不管”事件，2008年6月，安徽省長豐縣吳店中學的兩名學生在上課時打架致其中一人死亡，授課教師楊某並未製止，繼續上課直至下課，因此被稱為“楊不管”而被輿論圍剿。
“過去是教不嚴，師之惰，現在是教得嚴，師之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班主任這樣描述近年來出現的教育困局。
如她所說，在百度上鍵入相關關鍵詞，會發現多起因“批評”而引發的教育悲劇早已見諸報端。因悲於教師批評，先有枝江女孩跳湖，後有武漢男生跳樓；因憤於教師批評，先有昭通魯甸一中某初三學生將懷孕教師打致流產，後有北京十一培訓學校男生因不滿女教師批評而對其連扇耳光。
“現在我們是弱者，批評教育本是我們的職責，但是現在大家全都無所適從。”9月6日，被央視《實話實說》節目就“批評權”討論請到現場做嘉賓的全國模範班主任任小艾如是說。截止到記者發稿，《實話實說》發起的班主任調查，已有2000多人參與，其中認為“有了該《規定》，老師批評學生就不再縮手縮腳了”的投票比例不足 30%，而認為“老師確實不敢批評學生”的比例高達72.6%。
在被采訪者中，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現在的中國老師很辛苦，麵對曝光與未曝光的種種教學衝突，我們必須承認，當個體性的悲劇頻頻發生，就理應警惕這是否是一場群體性的災難。也許，隻有通過探究教師群體的真實處境，才能找到教育困局的症結所在。
教師“教育自主權”陷入四大困境
“賦權令”好心出台，班主任們卻無心接受。恢複“批評權”，隻是一場恢複常識的維權運動，但吊詭的是，常識是如何喪失的？
記者調查發現，麵對應試教育下的“智力競賽”，家長會遺忘“人格教育”的傳統繼承，用生活上的溺愛彌補學業上的殘酷；麵對上級問責的壓力，領導會忽略教師“育人”的至高權利，受到擠壓的隻能是師道尊嚴，所以當文化與製度雙重缺席的時候，就有了“師不師，生不生”的“教育自主權卻不在教育者”手上的尷尬現實。
■困境之一
成績壓倒一切，取消了留級開除
在班主任群體中，趙京（化名）是一位頗有發言權的代表人物，從任教起就擔任班主任，現在還是初三年級的年級組長，明年這位老教師即將退休。她向記者坦言，當了40年班主任，現在是真委屈了。
趙京供職的學校是北京市崇文區的一所普通中學，她告訴記者，每天教務處就像個“小分局”。
放學時間，記者找到了這所初中。熙熙攘攘的出門隊伍裏，不時會有在“吞雲吐霧”中談笑風生的少男少女結伴而出，趙京告訴記者，由於取消了留級和開除，老師們基本上對學生沒有了約束力，處分變成了紙老虎，學生一屆傳一屆，膽子也越來越大，有些學生以公開辱罵老師為榮，甚至互相攀比。
“那家長難道不會道歉嗎？”記者問趙京。
“有的學生打了老師，家長會來道歉，然後也就完了。很多學生家長隻關心孩子的成績，他們覺得道德方麵都是頑皮所致，隻要別讓孩子出事就得了。”趙京很無奈。
9月4日，記者電話采訪了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很多家庭教育的思路不對，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應試上，隻關注成績，卻忽視了對孩子健全人格的培養，因為在溺愛中成長很多孩子缺乏對長輩的尊重，自私自利，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教育扭曲的現象。”
記者了解到，在家長的建議下，趙京所在的學校已推行了模式化教學管理，即將教師的課酬收入與學生給教師打分加以比例化。兩者掛鉤的結果可想而知，排名中班主任往往排名靠後，美術課、音樂課等授課老師卻能拿到滿分。
“老師再高尚也隻是一個職業，沒有多少人願意費力不討好，教書育人，空有教書，再無育人。”趙京無奈地對記者說。
■困境之二
喪失自主教育環境，行政領導怕維權
宋肖（化名），是趙京的老同事，在崇文區一所重點中學任教。她笑稱自己的問題在於太較真，總和領導對著幹。
“太較真”的宋肖曾因為“批評教育”的問題險些和校長發生衝突，因為班上有幾個學生紀律性很差，學習也一直沒有起色，宋肖就將他們的座位調到了第一排。
沒想到，幾天後的家長會上，校長公開道歉，並且暗示了宋肖這一處罰方法欠妥。
“開完會我就去找他理論，犯錯就該懲戒，幾十年都是這種方法，為什麽現在家長一提意見就都要老師讓步。”宋肖告訴記者，隻要遇到家長因為孩子挨批而找到學校的問題，校領導往往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因為害怕出事，家長現在維權意識高，學校要是不道歉，他們就告到區委，甚至告到市委，領導當然都要捂著，所以教師就得讓步。”
宋肖說，在這種氛圍下，很多年輕班主任已經養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習慣，很多學生的問題都得過且過，“他們剛來學校，不知道水有多深，往往挨了領導一兩次批評後就有了‘分寸’。”
“等我們這撥人退休了，可能就再沒這麽跟領導較真的班主任了。”宋肖頗有些自嘲，
“班主任不敢批評學生，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缺乏自主教學環境。現在的中小學，雖是教學單位，卻有著很強的行政色彩，學校辦學要對上級部門負責，並接受各類評估，這就使得學校辦學會擔心辦學業績因‘家長上訪’等事件而被一票否決。所以學校領導遇到相關問題，往往選擇無原則地批評班主任，教師的地位非常弱勢。”熊丙奇分析道。
宋肖告訴記者，近幾年學校出現了家長委員會，而且經常開會向校方反映教師的問題，“那學校有教師委員會嗎？”記者問宋肖，“有工會，就是派發福利的，沒聽說維護權益的。”
“您覺得這個‘批評權’會有效嗎？”記者問宋肖。
“說實話，一點沒有揚眉吐氣的感覺，適當方式，什麽叫適當，一旦家長找上門來，不還是領導定嗎？”宋肖說。
在一些老師看來，教育部新規較籠統，缺乏操作細則，而基層老師每個人的理解不同，執行起來的實際意義收效不一定明顯。
記者還聽到這樣一個例子：廣州某學校的開學典禮上，校長告訴所有教師，學生都是上帝，如果沒有學生，咱們全都下崗。
儲朝暉，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1983年7月，他從安徽太平出發，開始了長達26年的鄉村教育考察之路。儲朝暉在和記者的對話中屢次提到了學校管理機製的問題，“教育獨立，這是任何教育改革的前提，如果行政色彩太重肯定會擠壓教師的權利空間，舉一個例子，從前的唱戲班子，戲怎麽唱都是戲班主聽角兒的，如果換過來，角兒怎麽唱戲都要聽戲班主的，這不是拆台嗎。”
學生成上帝，“獨子時代”忽視挫折教育
“目前大城市中小學本地生源的在校生中，95％是獨生子女。獨生子女教育成為社會必須麵對的新課題。” 一位教育工作者告訴記者，多數獨生子女入學後突出的表現是對學校的各種紀律約束的不適應，有的孩子就會表現出強烈反彈。
記者翻查了中國教師與“批評權”有關的法規，隻看到2006年9月1日實施的新《義務教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對違反學校管理製度的學生，學校應當予以批評教育,不得開除。
“現在的學生不好管，根本不像20年前的孩子那樣對老師言聽計從，老師也不敢管了。”剛剛從蘭州一所小學退休的高級教師欒虹，現在在北京女兒家生活，她告訴《青年周末》記者，這主要是獨生子女時代下的教育新病。“每個學生都是家裏的掌上明珠，被家長寵著，在溫室裏長大的花草經不起風吹雨打，懶惰和嬌嫩的性格自然就養成了。”
在欒虹記憶中，在女兒上小學的時代，家長最愛對老師說的話就是，“老師，孩子不聽話你隨便收拾，不打不成材。”而現在，家長的聲音變成了“老師，請對我們家孩子照顧點兒啊。”
在提倡素質教育和鼓勵教育的時代背景下，在家長的溺愛中，老師麵對學生，究竟該如何教育就顯得錯綜複雜，莫衷一是了。
■困境之四
沒錢沒地位，老師被輕視
“在很多城鄉結合緊密的地區，很多家長是瞧不起老師的，這種觀念很深地影響了孩子的行為。”儲朝暉告訴記者，有數據顯示，當中國經濟與國民收入處於快行道時，基層教師群體的收入往往是恒定的，這就造成了在相當廣闊的不發達地區，教師往往幹了十幾年，工資還沒有外出打工掙得多。儲朝暉曾經到過一個學校，學校裏隻有9個老師，都已經50多歲，“因為當地沒有人願意教書，很多人認為隻有沒本事的才去教書。”
“這二三十年，錢在很多人的心理序列排序中漸漸成為了第一衡量要素，誰有錢就受人尊重，這導致了教師群體的社會地位得不到認可，而這種觀念上的變遷一旦施力於孩子，尊師重道的傳統倫理就會受到衝擊。”儲朝暉告訴記者就因為這種觀念使然，在很多學校學生傷害教師的樣本數量遠大於所謂的教師體罰學生，“我告訴你，‘楊不管’的事件發生前，他的那個村小學剛剛發生了一起學生拿刀砍死老師的慘案，老師還敢管嗎。”
儲朝暉曾經親眼看到過一些地區在發放“化肥券”的時候會略過當地的教師，他告訴記者有些城鎮的教師地位還不如鄉警（負責當地治安的臨時工），幾乎所有的班主任一個月的補助都還隻有十幾元錢，沿襲著上個世紀80年代的標準。
有被訪者說，教師群體的失勢，其背後真正的受害者其實是學生群體——社會的未來，換言之，未來的社會。
■偏遠山區成了傳統尊師的最後地帶
在調研中，儲朝暉發現了一個有些奇特的規律：隻有在偏遠的鄉村小學才保持著依然傳統的師生關係。
每每到這些村落考察，知道儲朝暉是學者老師，村裏人都會很熱情地接待儲朝暉，如果趕上逢年過節，這裏還會保留著邀請老師到家中做客的習慣，儲朝暉也一同去過幾次。
“他們的思維模式因其傳統而愈顯樸實，對家長們來講，尊重老師是天經地義，這些口口相傳的傳統在這些偏遠的地方得到了延續。”儲朝暉告訴記者，這些農村人都沒有什麽文化，家庭條件也很差，對於孩子，他們沒有城裏人的溺愛，依然延續傳統的“孩子教給您了，您幫我好好管教”的鄉土思維。而打打罵罵中，老師與孩子的感情並沒有因為“批評”而疏遠，有些孩子犯了錯誤還會乖乖到老師麵前脫褲子準備挨打，“家裏種了什麽好吃的，他們都會先跑幾裏地的山路給老師送過去。”
這些村落集中在中西部地區，共同的特點就是經濟發展極度落後，與外界幾乎是一種閉塞的狀態。他們的上課地點也很簡陋，上課方式更談不上正規，往往一個小學隻有一兩個老師，帶二十幾個學生，這些學生的年級都不相同，上課時間也可長可短，由老師來定。
儲朝暉告訴記者，正是因為太過偏僻和窮困，他們才不會受到外界信息的幹擾，尊師重道是代代相傳的習俗，在這種氛圍裏，師生關係反而比較融洽。
“那個地方的老師收入很是微薄，可以說很苦，但換個角度看，其實他們也很幸福。”
儲朝暉告訴記者，“他們根本沒想過批評權的問題。”
國外：“批評權”依法分級，從“請家長”到“勒令轉校”
一位教書近30年的班主任告訴記者，現在的孩子們什麽都有，但是缺少一個東西，叫做敬畏；而教書近20年的美國曆史老師Petrini告訴記者，無論什麽時候，孩子有一樣東西是絕對不能沒有的，還是敬畏。
■韓國學生 被老師打後父親寫感謝信
9月6日，《青年周末》記者赴《實話實說》錄製現場參與了關於“批評權”話題的討論。
場上的四位嘉賓中，來自韓國的CBA拉拉隊主教練趙守鎮是唯一一位外籍嘉賓，她在接近兩個小時的錄製過程中很少發言，但經常會做出驚詫與無奈的表情。
錄製結束後，中文流利的趙守鎮接受了記者采訪，“我覺得很不理解，所以沒法參與進去。為什麽中國的情況是這樣的，如果小孩子不接受挫折，他怎麽會修正自己呢，可能正因為小時候家長們就不批評孩子，所以中國的孩子們看起來這麽脆弱。”
趙守鎮告訴記者在她17歲的時候，曾因為嚴重的紀律問題被老師狠狠地打了一頓，整條腿都腫了，她笑言自己當時比中國那些弑師案中的小孩們慘多了，但是當她父親知道這件事之後，馬上給老師寫了一封感謝信，感謝老師幫助她。
“那你自己不嫉恨老師嗎？”記者問道。
“嗬嗬，我告訴你啊，和我最親的老師就是她，我從來不怪老師，因為我們知道老師對你越嚴厲就是越對你負責。”趙守鎮非常真誠地告訴記者，“我從小家境很貧寒，能有今天這樣小小的成就，我最感謝的就是我的老師們。”
在趙守鎮眼裏，韓國尊師重道的氛圍非常濃厚，曾經有一次，她穿著超短裙在街上走，迎麵撞到一位70多歲的老頭，素不相識的老頭怒不可遏，“女孩子家為什麽穿成這樣！”
“我雖然和他素不相識，但是他的感覺很像一位老師，所以我當時就向他鞠躬道歉。”趙守鎮對記者說，“在我們國家，關於尊師有一句諺語，老師的影子都不可以踩。”
回答記者的問題時，趙守鎮始終麵帶微笑，但是當記者談到中國已經發生了多起由於家長投訴教師批評不當而導致校方開除教師的事件時，趙守鎮有些憤怒，“這種事情在我們那兒絕對不會出現，也不應該出現啊。”
“一旦出現了會怎麽樣？”記者問。
“那我們全國的老師都會罷工抗議！”
■美國 法律詳細規定懲處學生的等級
Petrini是美國mercy高中的曆史老師，也是一位中國通。9月4日，《青年周末》記者通過MSN聯係到了她。Petrini告訴記者，在美國，對孩子的獎勵和懲罰都很分明，在她所在的加州，如果家長允許，甚至可以進行體罰，她的家裏還備有打屁股用的專用板子，上麵還寫有美國的教育名言：“省下了棍子，慣壞了孩子。”
聽說了中國教育部印發的《規定》，Petrini很困惑地問記者什麽叫作適當，她告訴記者“適當”就等於“沒有標準”，那這個《規定》還有什麽意義？“你們靠什麽來明確老師的權力與權利呢？”Petrini非常疑惑。
在查閱了美國的相關法律後，記者發現，在美國，“批評”要分情節輕重，首先是一般的紀律懲處，包括：給家長打電話；罰站；不讓參加課外活動；罰早到校或晚離校；被勒令離開教室10分鍾或是30分鍾；罰星期六來學校讀書。進一步的懲處還包括體罰、罰學生多少天不讓上學、開除、勒令轉校等。
通過Petrini，記者了解到美國的中學管理架構與中國大相徑庭，如果出現關於學生的教育問題，是由學校裏的教師委員會指定按照標準決定處罰方案，而家長委員會更多是負責監管和參與意見，“有一次，一個孩子因為打架而被開除，被打的孩子傷的並不重，但我們還是選擇了讓他轉學，他的家長也沒有任何意見，反而一直在教訓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