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修·阿蘭·謝潑德是個再平凡不過的人，結婚10年，有個7歲的女兒，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他厭倦了自己的生活，於是他在妻子麵前墜河假死，打算以新的身份重新開始，但兩個月後謝潑德變得焦躁不安。忍不住打電話告訴妻子他並沒有死。
馬修·阿蘭·謝潑德是個再平凡不過的人，結婚10年，有個7歲的女兒，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他厭倦了自己的生活，於是設計了一個計劃讓自己“消失”。他在妻子麵前墜河假死，打算以新的身份重新開始，順便還可以騙到一大筆人壽保險金。
對於馬修·阿蘭·謝潑德，一切的焦慮、欺騙和幻覺都在2008年2月那個冬日的早晨碰到一起。從外表看，他並不像個準備隨時放棄一切的人。他42歲，結婚 10年，有個7歲的女兒，在阿肯色州瑟爾西有個舒適的家。在電器元件公司伊頓擔任環境健康和安全經理。短短3年裏他得到飛快的提升。從監督一家小工廠，到負責北美和南美地區的超過30家工廠。最近的一次提升讓他的薪水接近6位數。在同事和打獵的夥伴看來，他是個和藹可親、前途一片光明的家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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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在小紅河上搜索了很久，除了謝潑德的帽子之外什麽也沒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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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後謝潑德變得焦躁不安。忍不住打電話告訴妻子他並沒有死。
在謝潑德自己看來，他的生活快要把他壓垮。職位提升了，壓力隨之而來，還必須經常出差。他的體重開始慢慢增加，已經超過300磅。經濟上他嚴重透支。因為喜歡各種新鮮的電子產品這個愛好讓他入不敷出，他開始用公司信用卡支付個人消費———先是晚餐、飲料，然後是洗衣機、烘衣機，最後發展到公款負擔一家人的度假。去年2月，一名伊頓公司官員在郵件中詢問他的開銷報告，他突然有種天要塌下來的感覺，於是開始設計一個逃跑計劃。
於是，兩周後的一個星期五，謝潑德帶著妻子、女兒和嶽母去瑟爾西郊區一幢租來的小木屋度假。然後，到星期天下午，他的女兒和嶽母留在木屋裏，謝潑德和妻子莫尼卡牽著他們的黑色拉布拉多犬笛子去散步。笛子很喜歡遊泳，看見水就會往裏跳。謝潑德正指望這一點。當莫尼卡回頭，正好看到，謝潑德300磅的身軀跟著笛子跳進了湍急的小紅河。
在冰冷的河水裏，謝潑德把栓狗的皮帶交給莫尼卡。狗被拖上岸。謝潑德在往岸邊遊時似乎力不從心，呼吸急促，片刻過後，激流把他拖了下去，他的頭沒入水中，再也沒有出現。
驚慌失措的莫尼卡撥打了911，幾分鍾後搜救行動開始。潛水員在水底搜尋，一架直升飛機在出事地點附近盤旋。第二天早晨，謝潑德的同事們帶著自己的皮劃艇加入搜尋隊伍。他們在下遊不遠處的淺灘發現了印著伊頓標記的橙色帽子。可是24小時過去，再沒有找到其他任何線索。警方宣布放棄找到活人的希望。
消失、以新的身份重新開始，這也許是人類最古老的衝動之一。在發生危機的時候，在不堪生活重負的時候，這樣的幻想總是會不時冒出來。和配偶發生了爭吵；發現房屋貸款和各種債務壓得你喘不過氣來；在某天早晨醒來，為某個錯誤的決定追悔莫及。此時，一個念頭冒出來：假如我能放棄一切；拋棄肩負的重擔；丟掉生活中所有行李；作為別人重新開始？
我們多數人很快會擺脫這類不切實際的幻想，充其量隻會在心裏幻想一下。但是，每年，總是有那麽幾千個成年人決定實踐一下。他們走出家門，一去不返，也不希望被找到。沒有人統計過到底有多少人這樣幹。2007 年，據執法部門統計，全美有20萬成年人失蹤，但這隻占蓄意失蹤者的一部分：很多消失事件不會向警方備案。根據2003年一項英國調查，2/3的成年失蹤者的消失是蓄意的。
人們消失的原因多種多樣，有的經過深思熟慮，有的是一時衝動。當然其中不乏畏罪潛逃者：被揭穿的騙子、逃犯、不負責任的父母、保險金詐騙人，等等。但多數人拋棄原來的生活，是因為和法律無關的原因———戀情破裂、家庭壓力、經濟負擔，或僅僅是想重塑自我。聯邦政府的證人保護計劃為處境危險的證人提供新的身份。但是也有那些不夠保護資格的證人，他們依然要麵對遭到報複的危險，有人幹脆選擇失蹤。還有的想要擺脫跟蹤狂、糾纏不放的前戀人。
然而，從頭來過已經不像從前那麽容易。數字信息收集、GPS設備和後9·11安檢措施徹底改變了逃犯和追蹤者的優勢對比。塑造新身份的方法也完全改變。互聯網上出現了買賣社會保險號碼、偽造身份證明的黑市。逃跑者可以在網上建立一個新地址，通過匿名郵件掩蓋通信。
在另一方麵，優勢天平向執法者方向傾斜。過去，你可以搬到另外一個州，換個名字，安靜地開始新生活。現在，GPS功能的電話、電子銀行轉賬、IP地址、航空公司身份確認還有你在社交網站上留下的個人信息都可以成為追蹤線索。現在，盜竊一個新身份遠比丟掉自己的舊身份要容易。調查人員可以動用共享信息的政府和私人數據庫，甚至不用離開辦公桌就能進行追蹤。即使最聰明的消失詭計也很容易被揭穿。一封欠缺考慮的電子郵件、在交友網站上無意中泄露的信息，很快就會有人敲響你家大門。失蹤者偵探有一句口頭禪，“他們會犯上千個錯誤，你隻需要抓住一個就夠了。”
馬修·謝潑德消失後的周一上午，偵探艾倫·羅伯森開車到伊頓工廠，檢查謝潑德的雇員檔案，查找他的緊急聯係人。羅伯森抵達時，公司正在開會，宣布謝潑德的死亡。“這個消息似乎讓不少人深受打擊。”羅伯森說。檢查謝潑德的檔案後，他發現了一些出入。伊頓的人事部負責人告訴他，在兩周前，他們曾通知謝潑德說懷疑他濫用公司的信用卡。羅伯森說，“這讓我產生了一些想法。”
又過了一天，謝潑德的屍體仍然沒有找到，羅伯森的懷疑加深了。他知道謝潑德身上帶著一個公司發的黑莓手機；他的妻子告訴警察，手機可能和他一起掉進了河裏。不出所料，一查發現，在謝潑德被認為“淹死”後，他的手機又發過短信。羅伯森確信，謝潑德根本沒有死。
警察向電報電話公司調來了謝潑德的電話記錄。羅伯森拜訪後，伊頓正式起訴謝潑德欺詐，指控他從公司信用卡上挪用了4萬美元。電信運營商追查了瑟爾西地區的短信。但當電報電話公司查找短信內容時，它們已經被係統清除。再追查接收謝潑德手機短信的號碼，並未找到任何登記用戶。羅伯森判斷，它們可能是預付費電話。
羅伯森試圖再找莫尼卡·謝潑德談話，發現她已經請了一個律師，拒絕合作。幾個月後，她賣掉了一切，帶著女兒搬走了。
在那之後，羅伯森說，“線索斷了，但他們通知了一切可能查到蛛絲馬跡的地方。”3月，警方將他們的懷疑告訴了當地報紙。羅伯森通知了邊境安全局，以防謝潑德使用護照；他還通知國稅局注意是否有人使用謝潑德的社會保險賬號；羅伯森還聯係了謝潑德的女兒就讀的小學，要求校方如果有人提出查閱這個女孩的檔案就立即通知他。
田納西州的法律規定“故意或誤導他人，造成個人死亡的假象”為犯罪行為。但嚴格說來，在大多數地方，拋棄原來的身份並不違法。然而在擺脫舊身份的過程中，卻很難不觸犯法律，無論是逃避債務或是盜竊身份都是犯法的。保險公司對假死騙取保險賠償深惡痛絕，如果可能即使追到地球另一邊也要把騙子挖出來。
在紐約和得州工作的偵探斯蒂文·藍巴姆在過去30年裏辦理了上千個失蹤案件。上世紀90年代，他因為最終逃亡納粹戰犯而聲名遠揚。說話粗魯、刻薄、一口布魯克林腔的藍巴姆擅長用高科技手段把那些不想被找到的人搜出來。在他看來，越來越先進的數據搜索技術實在是上天恩賜。即使“匿名”技術有所發展，從遙遠的地方搜集信息，再進行交叉驗證依然比從前容易。他說，“迄今為止，好人的技術還是稍微領先。”
除了搜集機動車登記檔案、大學年刊照片等，藍巴姆還創造了自己的搜索引擎和數據庫PallTech。這東西相當好用，其他私人偵探和執法官員也經常付費借用。輸入名字、出生日期、社會保險號，PallTech就能搜出成千上萬個數據庫———包括私人和公共記錄———打印出長達300頁的相關信息，比如被查詢者的親戚朋友的姓名、地址等。它還可以合並搜索條件(比如名字+生日)，得出滿足多個條件的交集。這一切都可以幫助偵探發現逃匿者犯下的最容易犯的錯誤：為了方便沿用原來生活中的細節。“將原來的社會保險號碼、生日或姓名的字母數字順序稍微修改再用，這些都是最容易暴露行蹤的做法。”
還有大量私人信息，它們讓你的生活變得容易，也方便了偵探的追查。比如“經常飛行者賬戶”(FFA)。藍巴姆說，“FFA可以讓你享受機票折扣，而我通過它可以知道你去過哪些地方。”再比如亞馬遜網站。“你可以享受書籍送上門的便利，而我可以知道你的所有地址、至少一個電話號碼和你讀的書。”PayPal和 eBay也是遍布蛛絲馬跡的地方。“你曾瀏覽的每件東西、你用過的每個地址、你曾經送過禮物的人，都可以輕易查到。”
偵探到底如何獲取信息，取決於被追查的人和追查者想找到人的迫切程度。法庭發的傳票能幫助偵探打開一切通道，包括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航空公司。在沒有官方通行證的情況下，偵探可以更多發揮創造性，比如搜尋失蹤者留下的電腦；說服失蹤者同事給他看兩人最近的電子郵件(其中可能包含泄露失蹤者方位的IP地址)。他們還可能發動公眾幫助追查，用懸案網站散播失蹤者的照片，收集線索。
還有一些私人偵探願意涉足法律的灰色地帶，用一些花招套取信息。偵探可以假冒失蹤者，給電話公司、有線電視公司或銀行打電話，用幾個簡單的個人信息，從輕信的客服代表那裏獲得信息。最近幾年，美國國會加強了反冒名申請和反電腦犯罪的立法。但如果你的生死取決於是否能被找到，最好還是假設時時有人在窺探你的數字DNA。
試圖成功擺脫過去身份的人，不但必須對付針對他們的數據收集，還得注意不要輕易泄露個人信息。Facebook、MySpace和Twitter都是偵探們的金礦，其中可以挖掘到一個人的地址、照片(像藍巴姆這樣經驗老道的偵探甚至可以知道你所用的相機)、愛好和最喜歡光顧的酒吧。過去需要私人偵探花好幾個星期搜集的信息，現在點幾下鼠標就能獲得。
通常，偵探逐漸收集追蹤者的信息，然後等待他犯錯誤———記憶、虛榮、對社交的渴求，等等。幾年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新聞調查節目《日界線》請一名叫菲利普·克萊恩的偵探調查前好萊塢攝影師帕特裏克·麥克德蒙特(他碰巧也是歌星奧利維亞·牛頓-約翰的前伴侶)。麥克德蒙特駕駛漁船在太平洋上失蹤，警方判斷他已經死亡。調查開始後不久，克萊恩就找到一些模糊線索，說明他還活著。
然後，克萊恩決定建立一個搜尋麥克德蒙特的網站，表麵上鼓勵人們舉報線索，實際上是為了收集訪問者的IP地址。克萊恩認為，失蹤者至少會和從前的一位舊交保持聯係，而且他們總是很關注追蹤者的動向。克萊恩屏蔽了搜索引擎的搜索，隻將網站地址告訴了麥克德蒙特的朋友和家人。96個小時後，網站開始每天接到來自同一個IP地址的點擊。而那個地址位於墨西哥海邊小鎮薩尤利塔。克萊恩追著麥克德蒙特在南美洲到處跑，最終通過一個中間人和他取得聯係。得到的答複是，“他的新生活不關‘任何人’的事。”
馬修·謝潑德拚命地屏住呼吸，順著水流往前遊動，實在憋不住了，才鑽出水麵，向岸邊遊去。上岸後，他找到前一天晚上藏起來的一袋衣服和1500美元，迅速到約定地點和一個朋友見麵。朋友坐在汽車裏等候。兩人開車向東南方向，朝這位朋友在墨西哥的家駛去。
兩周之前，謝潑德坐下來，開始思考他的假死計劃。在網上，他搜到一篇講百萬富翁斯蒂夫·福塞特失蹤的文章。2007年9月，福塞特駕駛飛機做環球飛行時失蹤，他的遺體尚未找到。謝潑德推斷，即使找不到屍體，莫尼卡也能獲得他的死亡證明，從而領到保險金。保險是公司給他買的，價值130萬美元。他搜索了一下最近關於失蹤人口和假死的報道，決定借鑒一下前人的經驗和教訓。
正因為如此，他決定在“失蹤”前一天把黑莓手機故意落在一家加油站。他希望，假如警察懷疑他的失蹤，會追查他的手機信號，找到某個順手牽羊的家夥，與此同時，他早已逃之夭夭，抹幹淨了一切可以追查到的線索。這個詭計弄巧成拙。那個牽走手機的家夥在發了幾條短信後就把手機扔到一邊，正是這幾條可疑的短信讓羅伯森相信謝潑德還活著。
謝潑德被朋友安排到墨西哥家中住下，晚上到一家餐館洗盤子，現在他隻需要等待。他關注所有關於他失蹤的消息，等到妻子領取保險金後———根據政策，保險金可在死亡後一年內支付———他再和她聯係，然後解釋一切。他計劃和她在蒙特雷見麵。他已經在當地看好了一座龍舌蘭莊園，打算錢到手後，廉價買下，用剩下的人生悠閑地釀釀龍舌蘭酒。
可是兩個月後，他開始焦躁不安。他想念妻子和女兒，實在等不下去。他猜測警方可能仍在監聽莫尼卡的電話，就買了預先付費的電話。電話接通後，他告訴她，他並沒有死。一開始，她歇斯底裏，然後勃然大怒，接著又喜極而泣。她建議他向警方自首。但謝潑德知道自己已經陷得太深，反過來讓她相信自己的計劃能夠成功。
一家人在愛荷華州重聚。他們暫時住在一家汽車旅館裏。由於保險金遲遲沒有發下來，三口人靠著莫尼卡賣掉阿肯色房產的錢過日子。在墨西哥時，謝潑德買了一個愛荷華州的駕駛執照和社會保險號。這個號碼的主人叫約翰·P·霍華德，長得和謝潑德有幾分相似。現在，他圍繞這個新身份寫了一份簡曆，張貼到網上。留了幾個預付話費電話的號碼作為證明人的電話。當感興趣的雇主來電，謝潑德就假扮人事代表，證明他的工作曆史。
與此同時，逃亡生活的壓力開始顯露，謝潑德體重減輕了近70磅。從報道中得知，阿肯色警方已經將他的案子通報了美國司法部執行官，他更加驚恐不安，甚至開始產生妄想。看到停在旅館馬路對麵的汽車，他會想到聯邦警探找到他的行蹤，埋伏在對麵，準備實施抓捕。記起網上讀到的假死者被曝光的案例，他開始每天小心翼翼檢查自己的汽車，惟恐漏掉違規細節，被巡警逮到，要他停車檢查。
最後，“約翰·P·霍華德”在南達科他州楊克頓找到一個衛生和安全檢查經理職位。一家人收拾行李，西遷。一名地產中介幫助他們找到一所出租的房子，位置偏僻，靠近一個湖。
一家人仍然避免和旁人接觸。謝潑德發現新名字讓他覺得很尷尬，於是叫妻子在家也以約翰相稱，好讓自己習慣起來。漸漸地，他的擔憂開始減少，甚至去銀行開了個新賬戶。他覺得自己似乎已經成功開始了新的正常生活———他們一家三口和他們的寵物犬笛子。
拋棄枯燥的生活，換一個身份和人生是小說長盛不衰的題材。從《哈克貝利·芬恩曆險記》、《偉大的蓋茨比》到最新的電視連續劇《狂人》(MadMen)這一類故事中，換個身份的決定往往源於機緣巧合，並沒有預謀。在機會出現的一刹那，主人翁作出了改變命運的決定，而且通常能夠得逞。但在現實生活中，臨時起意的逃跑計劃很少有好結果。
最令人信服的消失方法就是讓別人認為你死了。最常見的假死地點是有水的地方，比如湍急的河流和深邃的湖泊。即使找不到屍體，也不為怪。還有就是利用自然災害後的混亂。無論用什麽掩人耳目的方式，成功的逃跑必須依靠周密的計劃，和時刻的警惕。“很多人根本沒有做好消失的準備，”藍巴姆說，“很多人都是在衝動之下，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我再也無法忍受，必須現在，就離開。’”。比如塞繆爾·伊薩瑞阿。2008年，這名紐約對衝基金經理被判欺詐罪，決定製造死亡假象。他留下一張“自殺無痛苦”的字條放壓在汽車擋風玻璃下，把汽車拋棄在一座大橋上，希望警察據此推斷，他從橋上跳進了哈德遜河。但他顯然沒有想好之後的退路。一個月後，他自首了。有的時候，即使考慮得滴水不漏，但終究逃不過命運的安排。2000年，澳大利亞商人亨利·戈登用一起劃船事故成功偽造了自己的死亡，用新身份安然無恙地生活了5年，卻在某天下午在一條山路上和自己的兄弟不期而遇。
最近最著名的偽造死亡案例的主角是印第安納州的基金經理馬庫斯·斯萊克納。他的計劃可謂大膽而古怪。被控財務管理不當後，業餘飛機駕駛員斯萊克納鑽進自己的單引擎Piper飛機，朝佛羅裏達州德斯汀飛去。在亞拉巴馬州北部上空時，他向地麵控製塔發了幾個聽上去驚慌失措的求救呼叫，說是遭遇氣旋，飛機擋風玻璃破裂，玻璃碎片劃破了他的脖子，流血不止，即將失去知覺。然後，他開啟自動駕駛，航向墨西哥灣，在亞拉巴馬州哈珀斯維爾上空跳傘。著陸之後，他取出事先在當地自助儲物倉庫存儲的摩托車。
非常不幸的是，兩位海軍F-15戰鬥機飛行員在空中碰到朝墨西哥灣飛去的Piper飛機，發現飛機完好無損，隻是駕駛艙一側的艙門打開，機艙內空無一人。更糟糕的是，斯萊克納沒有給飛機加足油，未到墨西哥灣，就墜毀在佛羅裏達北部一個居民區。在殘骸中，警方發現了一本露營指南，其中被撕去的幾頁正是介紹亞拉巴馬和佛羅裏達的。指南空白處還有手寫的短句———“擋風玻璃破裂”，“流血不止”，“正在失去知覺”。兩天後，聯邦法警在佛羅裏達一個露營地找到斯萊克納。檢查官又在他的電腦上發現一些可疑搜索條目，比如“跳傘注意事項”，“領取佛州駕照的要求”，等等。6月，斯萊克納在大量證據前承認有罪。
8月初，羅伯森接到瑟爾西小學的電話，得知轉移謝潑德女兒檔案的要求來自楊克頓，於是立刻打電話給聯邦法警。他知道，這仍然是一次賭博。“我並不那麽肯定，有時腦袋裏會冒出一個問題‘他也許真的死了？’”
南達科他州的聯邦探員查到謝潑德一家的新住址，聯係了房東。“他就是租房子的人，”房東看過謝潑德的照片說，“但他說他叫約翰·霍華德。”通過這個假名，警方很快在網上查到了和謝潑德經曆極其相似的霍華德的簡曆。謝潑德所恐懼的一幕終於變成現實。警官在他家房外埋伏，等他落網。
謝潑德正看著窗外路過的一隻鹿，突然傳來急刹車的聲音。接著聯邦法警破門而入。他的妻子大叫，“他不在這裏！”幾分鍾後，特警發現了藏在床邊角落裏的謝潑德。
1984 年，《美國行為科學家》上有一篇關於聯邦證人保護計劃參與者的文章。一位叫弗雷德·蒙塔尼諾的心理學家指出，那些被保護的證人在改變身份後通常會感到“社交不適應症”，由於必須經常說謊，承受巨大心理壓力。他的結論是，“當被從原來的社交網絡剝離，硬生生插入另一個網絡，問題必然隨之產生。”
換個身份不隻是換名字那麽簡單。這意味著一生的欺騙，給社交帶來諸多不便，每次填寫表格，碰到需要填寫個人信息的時候都必須撒謊。“在某種程度上，你必須抹掉自己的過去，”《如何消失》一書的作者弗蘭克·艾爾恩說，“跟蹤狂的受害者們不得不消失，這是為了保護性命。那些指望搬到熱帶，在棕櫚樹下換一種安逸的新生活的人肯定是要失望的。他們不知道重新開始有多麽困難。”
逃亡的生活意味著告別朋友家人。“隻有那些意誌最堅定的人能忘記過去的一切。”聯邦司法部探員威廉·蘇拉卡斯說，“隻有這樣的人才能忍住不給家裏打一次電話，哪怕過了10年也不回家去偷偷看一眼。”
當然，新的技術可以讓失蹤者匿名和朋友家人保持聯係。“你可以用加密電子郵件。母親可以用另一個名字申請一個電話號碼，隻有你知道這個號碼。”藍巴姆說，“但是，是人就會犯錯誤。”
多數人因為放鬆警惕而泄露行蹤。“你有愛好嗎，你搜集火車模型或蝴蝶標本嗎？一切和從前生活有聯係的東西都必須放棄。”藍巴姆說。然而，所有人都有社交的欲望。“一段時間後，人們放鬆，開始想，‘我該怎麽回複正常生活？’別人問我從哪裏來，我該如何回答？’慢慢地人們恢複到過去的自我。”
一次學校注冊、寫回家的一封電子郵件、一本缺頁的露營地指南……回頭去看，這些失誤都是可以避免的。當然隻有那些失敗案例才會被曝光。成功的既然已經無跡可尋，也無法傳授他們的手段。
謝潑德因盜竊和保險欺詐被判10年監禁。(莫尼卡也因為協同保險欺詐被判處6個月監禁。檢查官指控她從一開始就參與了騙局。但羅伯森說他不能確定。無論如何，從得知謝潑德還活著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共犯。)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去監獄拜訪謝潑德。此時他已經在監獄裏待了3個月。一身皺巴巴的囚服下，他比跳下小紅河道時瘦了整整100磅。他似乎很樂意講述自己的故事。“沒有人問過我逃亡的細節”，他說。
現在來看，謝潑德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會作出如此極端的決定，當初那些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即使挪用公司信用卡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最糟糕的結果就是承認錯誤，引咎辭職。也許隻要補上差額，他甚至能保住工作。可是，他偏偏覺得“整個世界都壓在肩膀上。”
現在他在監獄裏負責處理一些建築合同。他希望能獲準監外就業(允許囚犯日間離開監獄外出工作的製度)，也許能回伊頓工作。他說，“我已經度過了人生最艱難的時候。現在，哪怕在麥當勞工作也願意。”
他知道入學注冊有風險。當我告訴他，正是這條線索出賣了他，他似乎並不驚訝。但他盡量不去想那些不存在的假設———“假如我更謹慎，現在也許已經在墨西哥當上了農場主”。他說現在隻覺得後悔，對被他欺騙傷害的同事、鄰居和家人感到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