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晚彩排期間，黃一鶴（左一）習慣用一副撲克牌研究晚會節目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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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春晚節目單
2007年初，在一項“我最喜愛的曆屆春晚”的觀眾票選評選中，1983年“春晚”以40萬票高居榜首。這個結果在意料之外，卻也在情理之中。
區區600平方米的演播室、60多位演職人員、200名現場觀眾——1983年的“春晚”卻開創了一個新時代：第一次現場直播、第一次觀眾參與點播互動、第一次設立晚會主持人……此後，“春晚”伴隨著億萬中國家庭度過了一年又一年的除夕夜，也在改革開放、國富民強的進程中，見證了大眾文化從貧乏一步步走向豐富多彩。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26年前，在改革開放起步之初，思想領域內保守與改革不斷發生碰撞，“春晚”的誕生也曾充滿著變數和意外。
“你要盡力把它辦好”
1982年11月的一個下午，北京已經開始下雪，初冬的寒冷讓路上的行人不由加快了腳步，廣播大院裏顯得格外清靜。當時的中央電視台還未搬到現在的世紀壇台址，而是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廣播藝術團說唱團一起在南禮士路上的廣播大院內辦公。
當時人們對於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恐懼仍在，全國上下都開展行動積極預防。為了防地震，人們在廣播大樓的西側建起了一溜木頭平房，時任央視文藝部歌舞組導演的黃一鶴就在其中一間辦公。一個電話改變了他和很多人的人生軌跡。
電話是時任央視台長的王楓打來的，讓黃一鶴馬上去台長辦公室。放下電話，他推門出了辦公室，頂著風雪趕到了台長辦公室。
進門一看，台長王楓和時任副台長、主管文藝部的洪民生都在，看到黃一鶴進來，王楓開了口：“老黃，這一次的迎春晚會交給你搞怎麽樣？你要盡力把它辦好。”
迎春晚會其實是央視的一個慣例。
1978年2月6日除夕夜，複播不久的中央電視台恢複播出“迎新春文藝晚會”，內容包括歌舞表演、相聲評書、京劇等節目，還有遊戲環節。由於“文革”剛剛結束，采用的仍是錄像播出。
現在已經很難有人能完整地回憶起那台晚會，因為當時全國電視機擁有量才100多萬台，且絕大部分是黑白電視機，人們隻有在機關單位或者少數幹部家庭才能集體觀看。
對於年紀大一點的觀眾來說，也許真正有印象的是1979年除夕央視播出的“迎新春文藝晚會 ”。這台晚會是由央視文藝部歌舞組導演鄧在軍和楊潔共同執導。這台晚會采用了現在“春晚”一直使用的茶話會形式，在開場部分，他們顛覆了過去大段的政治宣傳口號和新年賀詞，大膽地安排了當時少見的交誼舞，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晚會中，李光羲的《祝酒歌》成為了當年最流行的歌曲，紅遍大江南北。
而這一次，導演的任務落在了黃一鶴的身上。
“就現場直播！”
黃一鶴有一個習慣，遇到重大決定或者激動時就坐不住，得到處走動走動。因為在“五七”幹校落下了腰病，所以他遛彎兒的時候總是手叉著腰。從台長辦公室出來的黃一鶴就在院子裏遛起彎兒來。
1983年春晚動畫片頭
作為央視的第一批導演，黃一鶴曾經參與過多次的迎春晚會，其中，1962年王扶林、謝添指導的“笑的晚會”逗得觀眾哄堂大笑的場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由於“文革”開始後，階級鬥爭成為了首要任務，為笑而笑也不行，無害多了便是有害，所有的宣傳都必須服從政治的嚴肅性，文藝節目主要是八台“樣板戲 ”和電影“老三戰”，重複單調地占據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娛樂休閑時間。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解放思想的口號在各行各業得到了積極響應，憋屈了十幾年的文藝界開始有了一絲鬆動，一些新題材的電影和歌曲開始悄然興起，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歡迎。但在宣傳領域仍然到處是禁區，1978年之後連續幾屆迎春晚會都沒有擺脫政治說教為主的特色，大部分表演內容陳舊，沒有吸引力，觀眾普遍反映缺乏氣氛，效果不佳。怎麽樣才能讓人耳目一新？黃一鶴感到很頭疼。
需要擴充思路，重新定位。他趕緊找了助手郭璐璐，並聯係了同在歌舞組的導演鄧在軍和時任中央警衛一師文化科長的老熟人楊勇，約著一起開會商量。如今已年逾六旬的楊勇仍然清楚地記得，四人碰頭會是在11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六下午在黃一鶴辦公室召開的。
“老黃首先傳達了台領導的意思，大概就是今年繼續辦迎春晚會，要有新意，能夠吸引觀眾。”楊勇回憶道，幾個人出了不少點子，其中就提到了要請觀眾參與晚會活動，進行電話點播和有獎猜謎。但如果要點播，就必須讓晚會現場直播。
春晚彩排期間，主創人員合影，從左至右為王楓、嚴順開、洪民生、黃一鶴
對於直播，黃一鶴和鄧在軍並不陌生，要知道，電視錄像技術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才產生，七十年代中期傳入中國。央視自1958年開播，“文革”之前所有的節目都是直播方式。由於“文革”期間直播節目曾發生意外，一度遭到批判，導致央視停播。複播以後，為了保證節目質量，很多節目包括《新聞聯播》采用的都是錄像播出，1982年之前的晚會也是如此。對於央視的導演們來說，直播的功夫已經有點生疏。
能否直播，這個決定非同小可，黃一鶴必須請示上級。
他連夜就找台長王楓匯報。王楓正在主持會議，黃一鶴闖進來使得會議不得不暫停。黃一鶴把大夥兒的想法一說，沒想到王楓聽了很高興，答應馬上召集技術部門開會研究。
第二天一早，王楓通知黃一鶴：“就現場直播！”
20多年後，當記者就這段經曆采訪王楓時，獲得的解釋出乎意料，“因為沒有錢做錄像啊！當時錄像機技術剛起步，一個磁頭就要3萬美元，要保障日常節目的錄像播出，實在是沒有錢弄晚會了。”
除了缺少經費之外，擔任台長之前一直在北京市電視技術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的王楓也有自己的考慮。在他眼裏，1983年的晚會采用直播方式已經具備物質基礎。
1962年，全國電視機數量不到1萬台，央視的節目隻能在北京地區收看。1971年，郵電部的微波中繼幹線初步建成後，央視的節目通過微波線路陸續傳送到附近的省市。1976年7月1日，根據全國省級電視台共同協商的意見，央視第一次試播全國電視新聞聯播節目，向全國10多個省、直轄市電視台傳送信號。
與此同時，電視機也迅速普及，1979年全國電視機擁有量達到485萬台，1982年達到2761萬台，每年都以幾百萬的數字增加。
“同意馬季、薑昆上！”
直播方式的確定，大大激發了幾位策劃成員的熱情。很快，一套嶄新的晚會方案就出台了。“直播可以讓觀眾和演員互動，既調動了雙方的積極性，節目也會更有懸念。好比體育賽事直播，誰也不知道下一個瞬間會發生什麽。”楊勇回憶。
但采用什麽方式才能及時互動？靠現場組織百十來號觀眾感覺太單薄，隻有讓電視機前的觀眾都參與到晚會中才能體現，電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惟一選擇。
1982年9月22日，第一批共22個投幣式公用電話亭在北京市東、西長安街等繁華街道出現，當時打一個市內電話要5分錢。而這個時候，全國的電話用戶已經超過了300萬。
讓觀眾打電話到現場點播節目，在此之前可是從未有過的事，這個點子很快獲得了一致通過。隻是，當時央視一共才十來部電話，除了領導辦公室之外，台裏想盡辦法才擠出其中四部能夠直通的電話做熱線，提前一天由《北京晚報》公布。
光有電話點播還不夠，以前的晚會都有一位報幕員介紹節目，而且是錄播，節目之間可以剪輯，采用直播方式的話，節目銜接就得出新招，不然很容易冷場。策劃組想到找幾位相聲演員來串聯，既可以當報幕員報節目，還能插科打諢帶動氣氛，一舉兩得。
上世紀80年代初，語言類節目主要是相聲和話劇，喜劇小品仍未成型，以相聲演員為主的中國廣播藝術團說唱團正好和央視在一個大院。相聲界名人輩出，中青代的領軍人物有馬季和薑昆。之前黃一鶴就曾和馬季、薑昆合作過，彼此很熟悉。當黃一鶴找到他們倆後，三人一拍即合。隨即，馬季、薑昆加入到晚會策劃組。
迎春晚會要請相聲演員當主持人！這個消息竟然在台裏掀起了軒然大波。有人說，央視晚會氣氛應該莊重，讓相聲演員當主持人會讓晚會偏離傳統風格，還是央視的新聞播音員更勝任這個任務，也有人說，相聲演員格調不高，會使整台晚會流於庸俗，弄不好會鬧出政治問題。甚至有人私下表示，馬季太俗，薑昆太嫩。
麵對反對聲音，策劃組有自己的看法。當時的《新聞聯播》都是錄播，播音員習慣於念稿子，風格穩重，臨場應變不足，采用直播的話，串場時主持人不但要播報下一個節目，還要用小幽默或者笑話帶動現場氣氛，相比而言，臨場發揮型的相聲演員更合適。而且馬季、薑昆都是“文革”以來的著名相聲演員，薑昆還曾被評為優秀青年代表，政治上沒有問題。
20時，1983年春節聯歡晚會正式拉開帷幕。首先是趙忠祥致開幕詞，公布晚會的熱線電話和有獎猜謎活動細則。然後是四位主持人介紹到場嘉賓，接著由晚會藝術顧問之一的相聲大師侯寶林講話，再由主持人代表所在的行業向全國人民拜年。走完了這一係列程序，晚會才真正開始。
晚會第一個節目就是李穀一的獨唱《拜年歌》。整場晚會中，李穀一一共演唱了7首歌曲，這個紀錄直到今天仍沒有被打破，以後也更無法打破。然而，李穀一差點就和這個紀錄失之交臂。
楊勇記得，當時李穀一所在的中央樂團原本不願意讓她上“春晚”，因為1983年大年初一，團裏安排了一場在深圳劇院的大型表演，李穀一作為招牌演員必須出場，並且是麵向港澳地區售票，門票早已售空。那時深圳還隻是作為一個對外的小窗口，基礎設施剛起步，沒有高速公路，沒有機場，去深圳必須過兩條河和邊防安檢，一天之內趕到幾乎不可能。如果臨時抽調李穀一到北京參加“春晚”表演，很難保證第二天不耽誤在深圳的演出。
但是，李穀一是當時全國最火的歌星，為了保證收視率，策劃組怎麽也得想辦法讓她出現在“春晚”現場。
“現在都是擠破頭上‘春晚’，很難有(演藝明星)對‘春晚’劇組說‘不’。當時可沒有這一說法，我們得想盡辦法做工作協調。”楊勇說。
就這樣，台裏的一部長途電話成了楊勇的專線，他與中央樂團的領導開了兩天的電話會議，始終沒有談妥。最後還是通過公安部協調出一個方案，初一一大早央視用專車送李穀一到首都機場，趕上午8時多的飛機飛往廣州白雲機場，廣東公安廳派專車接到人後，一路免檢過邊防到深圳的表演場地，確保當天晚上的表演。
聽了這個方案，中央樂團同意了，李穀一才最終出現在1983年“春晚”的現場。
王景愚拒演《吃雞》
李穀一剛唱完開場的《拜年歌》，薑昆就上來了，嚷著沒吃晚飯，肚子餓。在晚會進行中，他不時地在觀眾席轉悠找零食。別看是一個很小的細節，其實是串場的伏筆。
晚會進行到第16個節目，由斯琴高娃和嚴順開表演《逛廠甸》。“虎妞”斯琴高娃看中了在一旁候場的王景愚手裏端著的一盤燒雞，嚷著要買，王景愚不答應，兩人正在台上吵著嘴，沒想到薑昆在下麵偷偷把雞給吃了。
丟了燒雞的王景愚氣呼呼地找馬季評理，馬季剛要質問薑昆，薑昆趕緊把一塊雞肉塞到馬季嘴裏。馬季把雞肉藏到背後，轉過頭來批評王景愚：“沒有雞你就不能表演了？老演員嘛，就來個無實物表演嘛！”就這樣，王景愚開始了無實物表演《吃雞》。
沒想到，王景愚因為這個表演紅遍大江南北，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叫他“吃雞的”。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吃雞》這個節目差點沒能上那屆“春晚”。
《吃雞》創作於1962年，在1963年的元旦晚會和之後央視舉辦的“笑的晚會”上，王景愚曾多次表演過，周恩來和陳毅看了笑得直流眼淚。但在隨後的 “文革”中，“笑的晚會”和小品《吃雞》都受到了所謂的“笑裏藏刀”的批判，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作風的代表，王景愚也多次受到批判。這痛苦回憶顯然讓王景愚心有餘悸，縮手縮腳。
就在1983年“春晚”開播前一個星期，《吃雞》仍然沒有定下來。策劃組趕緊派馬季、薑昆做他的思想工作。三人在房間裏開起了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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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愚認為，這個節目無主題，容易讓人想到庸俗和胡鬧，當年就曾因為“無緣無故地笑”而被批判過，上晚會不合適。
薑昆安慰他：“《如此照相》我都說過，還被有些人批判，不也過來了嗎？”
“你那突出政治，怎麽也是社會大主題！我這《吃雞》突出什麽？突出個吃字？”王景愚反駁。兩人爭執不下。
馬季這時說：“十幾年時間，老百姓都沒怎麽樂，為什麽粉碎‘四人幫’後相聲這麽受歡迎？就是大家需要歡樂嘛。咱們搞晚會膽子要大點兒，讓大夥兒樂了就好。”王景愚聽了，沉默了半天，但還是沒有鬆口。
黃一鶴和楊勇看到這種情況，邊給王楓匯報了情況，邊繼續攻王景愚的“思想堡壘”。最後，王景愚看了領導的批示才終於鬆了口。
劉曉慶在主持中給父母拜年
晚會開始近兩個小時，看著所有的演員和節目都順利地進行著，但坐在監視器旁的黃一鶴心裏卻忐忑不安，他的腦海裏始終有個擔憂，那就是劉曉慶。
劉曉慶是所有演員中最後一個報到的，晚會開播前四五天她才從外地片場趕回北京。性格直爽的她剛到劇組，第一句話就給黃一鶴出了個難題：“我好幾年沒有回家鄉過年了，想在晚會中給爸媽拜個早年。您看行不行？”
這個要求若是放在20多年後的今天，根本就不算一個問題。但在那個年代，報幕員必須嚴格按照稿子念，任何個人情感的流露都是不允許的，更別說在國家級電視台節目中說自個家的事了。
劉曉慶的這個“小要求”讓策劃組的所有成員都頭疼不已，為此專門開了個會商量。最後，大夥兒一致認為：從政治嚴肅性來說不太合適，但從個人情感出發又情有可原。而且1983年“春晚”的基調就是突出闔家團圓歡慶春節，劉曉慶給父母拜年也能算是符合精神的。
可這事誰也做不了主，黃一鶴隻能找主管晚會的台長王楓請示。王楓也沒遇到過這種情況，隻好轉而請示廣電部長吳冷西。
1983年2月10日，晚會最後一次彩排，王楓照例陪著吳冷西檢查情況。看到一切準備就緒，吳冷西很滿意，親切地和演員們聊起家常。王楓趕緊招手讓黃一鶴過去。黃一鶴到了跟前，順勢就把劉曉慶的要求給說了出來。
吳冷西略微沉吟了一會，對黃一鶴說：“你必須保證(劉曉慶)完全按準備的台詞說，不要多說，也不能說錯。”得到了領導同意，黃一鶴趕緊讓主持人們設計台詞，並且一再囑咐劉曉慶必須按台詞說。
“今天是除夕之夜，我在這裏向遠在老家、坐在電視機前的爸媽拜個早年。”當看到劉曉慶在主持過程中按照台詞自然地給父母拜完早年，坐在監視器旁的黃一鶴才鬆了一口氣。
“鄉戀”解禁
晚會最大的一個高潮，是李穀一演唱的歌曲《鄉戀》。
《鄉戀》誕生於1979年，由著名作曲家張丕基作曲、李穀一演唱，隨著電視片《三峽傳說》的播出而紅極一時。可是，由於當時文藝界仍然受“文革”時期歌曲“高、快、響、硬”的影響，《鄉戀》一經播出就受到點名批評，被列為禁歌，盡管受到全國許多觀眾的喜歡，但在正式場合誰也不敢碰。
晚會剛開始不久，負責電話記錄的一位小女孩就端著一個盤子走進了導演間，盤子裏堆滿了點播條，都是觀眾通過4部熱線電話打進來的。
黃一鶴隨手打開一看，幾乎全部都是點播李穀一的《鄉戀》。
一開場就碰到了這個雷區讓黃一鶴措手不及。他知道，如果《鄉戀》在電視節目特別是在“春晚”上播出，那就是意味著開禁。這可不是件小事！
怎麽辦？黃一鶴看到了坐在觀眾席旁的吳冷西。
這個決定隻能讓領導斟酌了。黃一鶴朝小女孩使了個眼色，意思是“找那位老同誌去”。小女孩走到吳冷西麵前，把盛滿點播條的盤子遞給吳冷西。
第一次，吳冷西看了之後馬上搖了搖頭，將盤子放到了麵前的桌上。可沒過多久，小女孩又端來一滿盤子，黃一鶴一看，還是點《鄉戀》的。黃一鶴又指了指，小姑娘再次把盤子送到了吳冷西桌上。吳冷西看了看，稍稍猶豫了一會兒，還是搖搖頭。
就這樣，一連遞了四五盤後，黃一鶴看到，吳冷西有點坐不住了，在過道裏來回踱步，還掏出手帕擦了擦汗。終於，他走進導演間，沉默良久，猛地一跺腳，操著南方口音對黃一鶴說：“黃一鶴，播！”
聽到領導的指示，導演間所有的工作人員都驚呆了，馬上就慌了手腳。那個時期還沒有現場伴奏，所有的歌曲都是提前準備好磁帶，在現場播出時演員隻要對口型就行。可是，《鄉戀》已經被禁播了好幾年，錄音師根本就沒有準備磁帶！
黃一鶴趕緊讓大夥兒找磁帶。最後，一名技術人員告訴黃一鶴，家裏有《鄉戀》的磁帶。黃一鶴立即讓他騎單車去拿。20多分鍾之後，這個小夥子滿頭大汗地把磁帶取了回來。
黃一鶴馬上通知主持人薑昆插報《鄉戀》、李穀一準備。《鄉戀》終於在“春晚”中亮相了。
聊起這段往事，李穀一在一次訪談節目中感慨萬分地回憶，當時她已經唱了五六首歌，並不知道幕後發生的這些事。突然聽到主持人薑昆拉長了音報：“鄉——戀——”驚訝之餘，李穀一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裏隻湧現出三個字：“解禁了”。
《鄉戀》給了所有人一個驚喜，這個驚喜也把晚會推向了高潮。
0時30分，時間總長4個半小時的1983年“春晚”落下了帷幕。作為導演的黃一鶴和鄧在軍終於鬆了一口氣。雖然演播廳的暖氣並不是很足，但黃一鶴已滿頭大汗，貼身的秋衣也幾乎濕透了。
“第一次這麽長時間直播，每個人都很緊張。後來慢慢習慣了，也就好了。”黃一鶴說。
當所有演職人員回到燕京飯店時，發現全樓燈火通明，全體上班的服務員自發地排成長隊迎接劇組歸來。姑娘們念叨著晚會的節目和俏皮話，熱情地將每一位演職人員送回房間。此刻，北京的天空已被迎春的焰火映得一片火紅。
後來黃一鶴才知道，四部熱線電話因為連續10個小時超負荷工作，電話線路全都燒熱了，負責線路的電話86局值班人員不得不報警，工程技術人員和消防人員在電話局守了整整一夜！
60多人撐起83春晚
1983年央視“春晚”的直播如同一枚石子猛然投入平靜的湖麵，激蕩起無數漣漪，在當時沉悶的文化界迅速引起巨大的爭議。一台完全以歡歌笑語為核心的晚會，顛覆了絕大部分人們已經習慣了多年的晚會概念。一時之間，質疑、批判四起，但更多的是全國觀眾的喜愛和支持。
從大年初一開始，廣播大院的收發室就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慰問信件，有讚揚的，也有批評的，每隔幾天都是一麻袋送到黃一鶴辦公室，最後不得不單獨給“春晚”信件設立一個收發室。
“數量多得成千上萬，到現在也不知道最終的統計數字，絕大部分都是表揚晚會辦得好。”黃一鶴說。直到今天，黃一鶴仍然收藏著幾百封當年觀眾的來信。盡管當時沒有收視率統計，但不管黃一鶴走到哪，人們談論的話題都是“春晚”，聊得最多的就是《鄉戀》和《吃雞》。
和現在“春晚”的財大氣粗相比，1983年“春晚”的各項數據讓人頗感意外。整個演播廳不到600平方米，晚會的工作人員和表演嘉賓一共60多人，現場觀眾不到200人。
對於1983年“春晚”的總費用，王楓和黃一鶴都表示不太記得，因為沒有服裝采購費，演員、主持人都是穿著自己平時的衣服，女嘉賓大多數是毛衣配西裝褲或者連衣裙。劉曉慶身著紅衫黑裙成為了當晚最亮眼的明星。據她回憶，1983年“春晚” 播出不久，她在大街上就看到很多女孩穿著類似的衣裙，還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曉慶衫。男主持人和男嘉賓大多穿著中山裝或者西裝，都沒打領帶，個別人還穿著卡其布的工裝，帶著濃重的時代氣息。同時，場地布景都是現成的，也沒有花錢做焰火。
黃一鶴惟一記得的一筆開銷是購買有獎猜謎環節的獎品：藍色筆記本，每個五角錢，買了1000本，是從上海訂購的。“500元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目，最後是打報告給副台長阮若琳才定下來的。”黃一鶴說。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春晚”開始使用麵積達到1800平方米的央視1號演播廳，演職人員人數也年年攀升，2008年“春晚”突破兩千人，現場觀眾也將近千人，每年公布的收視率也是屢創新高。
盡管現在“春晚”的總導演們都一再表示每年“春晚”的花費並非媒體熱炒的那麽高。但一直有消息表示，明星們都有根據各自“身價”製定的出場費，上千人的伴舞演員的服裝全部是定做，還有現場華麗的舞台布景、燈光、焰火等開支。甚至近幾年的“春晚” 主持人整場換四五套服裝，每套都是動輒花費數萬至幾十萬元去國外量身定做。
“耗費肯定是不小的。”一位總導演告訴記者。
“春晚”窘境
1983年“春晚”大獲成功之後，1984年“春晚”出現了第一批港台明星：張明敏、奚秀蘭、黃阿原、陳思思，還湧現了陳佩斯、朱時茂表演的小品《吃麵條》，馬季的相聲《宇宙牌香煙》，李穀一的《難忘今宵》等眾多優秀作品，直到現在仍被業界公認為不可超越的巔峰。
從此以後，電視文藝界開始了大膽的創新，“春晚”成為了業內的改革先鋒，小品這種新穎的文藝形式伴隨著“春晚”正式登上舞台，大批港台歌星也借著“春晚”的東風登陸內地。上世紀80年代的“春晚”讓一大批新麵孔一夜之間成為明星，紅透大江南北，也讓億萬觀眾在除夕之夜帶著期待和驚喜，牢牢地守候在電視機旁。
1993年，“春晚”首次引入競爭機製，央視向各部門公開招聘“春晚”總導演，從此確立了“春晚”總導演招標製。張子揚走馬上任，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1994年“春晚”開始采用部分演員現場真唱，不再對口型。1996年“春晚”首次實現北京、西安、上海三地同播。
盛世唱繁華，伴隨著國家一天天富裕與強盛，大眾文化也由貧乏走向豐富，“春晚”的走紅就成了一種必然。
然而，隨著種類繁多、花樣百出的各類文化綜藝節目和娛樂方式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不斷豐富著人們的精神生活和視野，觀眾們眼界開闊了，除夕夜的選擇也越來越多元化，“春晚”走向觀眾流失的窘境，這也是一種必然。但無論如何，已經舉辦了26年的“春晚”必將成為一個無法磨滅的符號，永久地保留在中國人過年的記憶中，記錄在改革開放的好日子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