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我骨子裏特立獨行 現在人藝不是一鍋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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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去年是話劇百年,你曾說要演滿100場,如今你以演《李白》作結,早已超過百場。演完《李白》心情一定不同吧?

  濮存昕:《李白》最後一場我的狀態最好。演完後我回家和愛人還喝了慶功酒,要知道,去年話劇百年一年之中我滴酒未沾,因為我怕嗓子上火影響了演出。其實去年對我以及所有話劇人來說,是一個曆史的紀念,我要有個總結。

  新京報:我看你今年的計劃還是滿滿當當。為什麽還要這麽拚命,你不怕影響質量嗎?

  濮存昕:話劇百年是一個機會。並且,作為話劇演員,而且年富力強,我就要多演、多創造角色。如今這個演出密度我挺得意,沒人能這麽演戲。但我也不是機器,沒有積累和熱情,他們會認為你在耍著玩,所以我是在玩真的,也是為了檢驗自己有沒有這個量。

  新京報:你這兩年的新作品很多,比如《建築大師》、《白鹿原》、《大將軍》等等,應該說如今是你最得意的時候吧?

  



  
濮存昕稱自己一向是“聽話的孩子”,但骨子裏親近林兆華式的特立獨行。 春秋 攝


  濮存昕:是我有了得意的狀態。我曾經誇海口說60歲我還想進步,這不是吹牛。一個人要追求人生價值,要做出業績,追求功名也不是什麽錯。但是有了之後如何對待是一門學問。精彩的藝術形象是演員用生命來營造的。他決定你能否讓觀眾對你還有期待,如果沒有了精彩,你就過時了,隻能演配角,你就要從名利場中撤出去。

  談藝術觀千萬不要傷害“林兆華們”

  新京報:話劇領域你是佼佼者,可影視方麵你曾稱幾乎沒有值得稱道的角色,除了弘一法師和魯迅。是因為你和他們之間有相像之處嗎?

  濮存昕:這話該反過來說。有機緣演這兩個人物,發現他們對我有影響。比如魯迅,為什麽如今他是我們民族文化界的旗幟,因為他在文化的基本態度上是一個非常真切而且做得徹底的人。這就是他的獨到之處。

  而今天,譬如林兆華,譬如文化藝術界的一些勇於創新不走俗套的文藝家,千萬不要傷害他們。因為從文化形態上看,這種創造太難了。我甚至說薑文,看完他的《太陽照常升起》,我很感動。在今天這個集體語境中,還能有這麽獨特的個人聲音和創作色彩,雖然這種東西不可能大眾化、市場化、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但是中國還有這種東西,全世界都應該去欣賞。

  新京報:人藝很多老導演,比如你的父親蘇民,還有鄭榕、藍天野等老先生,他們的藝術觀點似乎與林兆華都不同。

  濮存昕:藍天野寫狂草,於是之寫行草,我父親寫隸書。鄭榕畫工筆畫,朱旭下棋、拉京胡。都反映著這些前輩藝術家的個人性情。就比如我父親,他比較工整,他講究理法,從理論到實踐再到理論地去做事,而林兆華恰恰破的就是理,他覺得先不要束縛,不要你給我鋪好路子我再走,我自己先蹚。其實在這之前,胡偉明導演也好,王貴導演也好,都在做這樣的事,隻是林兆華做得最係統,而且死豬不怕開水燙,你隻要讓我排戲,我就做。其他愛怎麽樣怎麽樣。

  新京報:你一向給人感覺比較嚴謹,卻又有些“標新立異”。

  濮存昕:我一向順向思維,是個聽話的孩子,但是我骨子裏親近這種特立獨行。我父親看《刺客》,說舞台在林兆華手裏太自由了,他可以自己隨便打破自己營造起來的氛圍。其實我父親也能客觀地評價林兆華。我能悟到和這些大師合作後受到的影響。也包括塑造的很多文化先賢的角色,比如李白、曹植、弘一法師、魯迅,他們的人生坎坷和內心世界的精神生活,對我都有影響。所以當演員,而且到我這份上,是多得意的事,可現在非要你當官,真的當不了啊。

  談人藝 沒有高人,會議等於白開

  新京報:你曾經說,你是“演員中想當知識分子的人”?

  濮存昕:電影《魯迅》中有一句台詞:“真正的知識階級是能夠從天上看到深淵的。”就是他能夠看到悲劇、災難的結果。所以我們要考慮如何在大空間裏營造一個合理的文化狀態、文化氣氛、文化空間,有利於這麽多人去生長。我們拚命去想如何讓大家都往上升,不要有體製界限或複雜的人事關係。我告訴自己,濮存昕你不要擋年輕演員的道,不要隻有你說的對,讓大家說,年輕一代人說。可是北京人藝是掐著、捏著、管著。

  我期待著有人研討,有人組織開會,有人來獻計獻策。在那罵起來也沒問題,但是也需要有高人上手,沒有高人,會議等於白開。

  新京報:你曾向媒體指出了“人藝一鍋粥”的問題,如今人藝終於又有了新一代院長,可是你卻說“新院長在管理層麵能夠帶給人藝良方,但可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那麽在你看來怎麽才能解決呢?

  濮存昕:我現在不這樣認為了。我所謂解決不了的根本問題,主要指的是前輩藝術家的退出舞台,大師時代的逝去,如同當今文化的整體退化的問題。

  什麽時候都會有危機,哪個地方都會有矛盾和問題,解決它我們還要有信心。因為觀眾對這個舞台的期待,仍然是獨一無二的。

  新京報:北京人藝的藝委會前幾天剛剛恢複建立,藝委會具體的管理模式是怎樣的呢?

  濮存昕:藝委會還隻是剛剛恢複,之前的發布會上隻是通過了藝委會工作的大概原則,具體的規章製度還要等所有的藝委們討論之後才能確定,對於藝術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到底怎樣進行管理,也要等討論之後才會知道。

  新京報:藝委會的建立對人藝來說有什麽樣的意義?

  濮存昕:雖然現在人藝靠著老藝術家留下的傳統還在往前發展,戲照演,演員照出,但是其實是缺氧的,而藝委會可以對劇院的劇目、導演、演員等各個方麵進行統籌管理,所以成立藝委會對於促進劇院以後的發展很重要。

  談公益我要出大風頭

  新京報:除了演戲,你的其他事情就是從事公益活動,為什麽你一直能樂此不疲呢?

  濮存昕:因為做公益的過程與做演員演戲也是異曲同工的。我認為公益是更大的一個表現舞台,是對我生命能量的一種考驗。我曾策劃過一次去艾滋病感染者家中生活一天的活動,後來雖然隻是包了餃子,吃了頓飯,沒過夜。但節目播出後反響很大。坦白地說,我要做大秀,我要出大風頭,我隻是花了兩天的時間去了趟農村,但媒體卻將你放大了很多倍,因為有你,艾滋病的宣傳教育會有更多人去理解,這就是為什麽我能夠有熱情一直往下做,而且認真地在做。

  新京報:我看你今年的公益事業仍然安排了不少。

  濮存昕:是,我把年中的時間留給了殘奧會誌願者的管理工作。此外,今年我55歲,準備再獻最後一次血。而且我要在網上特邀40個年輕人與我一起,作為回報我會請他們看戲。

  記者手記

  1月20日晚,話劇《李白》在首都劇場結束了今年複演的最後一場,為濮存昕紀念話劇百年百場演出計劃畫上了句號。從2007年初的《蔡文姬》到如今的《李白》,他一共主演了123場話劇,這個數字恐怕再沒有一個演員能夠企及。看看他今年的演出計劃:2、3月複演《建築大師》、4月複演《大將軍》、8月是《茶館》、10月是《哈姆雷特》,空當期間還要主演一部電視劇、參加各種公益活動。采訪中,濮存昕說作為演員不可能一直紅,該退則退。可是看他怎麽也不像要退出的感覺啊,或許後麵還有半句他沒說,以退為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