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法院嚐試賠錢減刑：賠償五萬殺人免死起爭議

廣東東莞市兩級法院近期在多宗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中，提倡對民事部分進行調解，並對作出經濟賠償的被告人給予從輕處罰。其中一個案例中，因犯劫殺案有機會被判死刑的一名囚犯，因向被害的死者家屬賠償五萬元，被法院認定為可依法減刑的情節，一審從輕處理判死緩。同類的減刑判例在東莞有三十多宗。事件在內地引起「有錢人犯罪，受到的處罰會比窮人輕？」的爭論。 據《北京晨報》報道，二○○五年十一月一日晚九時許，被告人王某夥同兩名同黨搶劫蔡某，並致蔡死亡。在公訴機關提起刑事訴訟的同時，蔡的家屬亦提出附帶民事訴訟，因為蔡死後，蔡家生活陷入極度困境，蔡的女兒也麵臨失學。

辯稱「非蓄意」案例方可酌情

報道稱，法官得悉此情況後，多次組織案件的雙方當事人進行細致的調解，王姓被告同意賠償原告五萬元人民幣，原告對此表示滿意，被告人也表示要痛改前非。最後，法官對被告人王某作出一定程度的從輕處罰，一審判處死緩。

由可能的死刑到最終的死緩，法院以經濟賠償作為減刑的參考因素，引起極大爭議。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陳斯為此作出辯解稱，依法規定，被告人能夠采取措施挽回損失，使其行為的危害性盡量減小，這一做法可以成為依法減刑的情節。但陳斯又強調，並非所有刑事案都可采取這種做法，對於社會影響惡劣的案件，即使被告人賠錢也不能減刑，能夠適用賠錢減刑的，大多是非蓄意犯罪案件。

前首富判死 捐獻多活五月

東莞法院試行賠錢減刑判決，為那些犯下死罪的有錢人帶來生存的希望，但由於各地法官對刑法的理解不同，花錢未必一定能買命。前北京首富袁寶?曾在獄中提出向國家捐獻五百億人民幣的資產，為此他多活了五個月，但最終因民意反對，仍被執行死刑。

北京建昊集團董事長袁寶?因殺人，被瀋陽市中院以謀殺罪判處死刑。原定於○五年十月十四日執行死刑，但死刑被推遲至○六年三月十七日。當時有兩種說法：一是袁律師稱，袁在獄中提出向政府捐獻自己控股的印尼油田，價值四百九十五億元；二是袁臨刑前揭發瀋陽某部級高官的腐敗行為。

郭平的特稿指出，在內地法製不健全的情況下，推行類似東莞法院以罰錢免除死刑的「刑事和解」宜小心謹慎。首先「殺人償命」是中國人難以改變的傳統觀念，「賠錢減刑」很容易使民眾感覺法律失去嚴肅性和公正性，從而對司法製度失去信任感，並在社會上形成有錢就可以犯罪的誤區。所以，推行「刑事和解」的同時，應加強社會宣傳和育，使民眾有正確的認知。

再者，由於內地司法係統仍存在許多問題，司法不公、司法審判不透明、缺乏完善的監察機製，以及法官質素不高等等，都是令人擔憂的現況。

目前，部分內地監獄已出現犯人以賄賂的手法「花錢減刑」的腐敗行為。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以罰錢減刑為特點的「刑事和解」很可能被不法分子和違法、違規的司法界蛀蟲濫用，使有錢人可以「花錢抵罪」，司法機構亦有可能藉此斂財腐敗。

死囚「賠錢減刑」的做法，如缺乏有效監督，最終淪為一塊新的貪腐肮髒之地。

廣東東莞法院庭長稱賠錢減刑不等於有錢減刑

　　昨日，廣東東莞法院針對外界對“賠錢減刑”的質疑，解釋稱，“賠錢減刑”的初衷是維護被害人的利益，必須符合諸多條件，和罪犯有錢沒錢無關。

昨日，從廣東東莞兩級法院傳出消息，當地法院在30多宗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案件中，對民事部分進行調解，並對作出經濟賠償的被告人給予從輕處罰。經濟賠償就可以減輕懲罰？有錢人犯罪是否可以因此“贖罪”？針對質疑，法院解釋稱“賠錢減刑”的初衷是維護被害人的利益，但必須符合諸多條件。

初衷是維護受害人利益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梁聰接受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賠錢減刑”不僅是為了維護受害人的利益，也符合最高法院提出的“少殺慎殺”原則。從今年起，最高法院收回了死刑複核權，對主動賠償受害人損失的，可以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梁聰進一步解釋說，以往的刑事審判不是特別注重對被害人的賠償，被告對賠償采取消極態度，處於弱勢的受害人或其家屬因得不到補償，往往陷入生活困境。法院從人道的角度出發，幫助受害人解決實際生活問題，並化解施害者和被害者之間的恩怨，隻要罪行不特別嚴重，沒有引起民憤，不違背法律的精神，就是值得提倡的。

“賠錢減刑”有前提

但梁聰不止一次地提醒，不能簡單孤立地來理解“賠錢減刑”，這必須符合至少三個條件。首先，被告人的認罪態度好，並主動對受害人做出經濟賠償；第二，法官要征求受害人或其家屬的意見，他們同意調解，願意接受經濟賠償並在一定程度上諒解被告人的罪行，才可能調解；第三，要看被告人罪行的嚴重程度。如果社會影響惡劣，比如此前的幾起“滅門案”，即使被告人賠錢，也不可能獲得減刑。

梁聰否認了“有錢人犯罪可以因此獲得減刑”的說法。他再次向記者強調，“賠錢減刑”的前提是符合上述三個條件，和罪犯有錢沒錢無關。

律師表示肯定

就東莞兩級法院提倡的“賠錢減刑”做法，上海廣懋律師事務所律師江清漢認為，這種做法符合法律的功能和社會趨勢，值得肯定。

“罪犯用經濟上的付出來表現自己的認罪態度，法律給予一定的寬容，這符合法律精神。受害人以財產補償來彌補受害人或其家屬的心靈創傷，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社會的振蕩或矛盾。如果罪犯有悔罪表現，罪行也不足以處以極刑，為什麽一定要用一個生命來警醒他人呢？”但對於那些嚴重的案件，比如連環殺人，用多少經濟或物質的付出都不足以彌補，就不能“賠償減刑”，因為這是社會所不能接受的。

對於東莞法院的做法，江清漢律師認為也不算創新，他說：“實際的刑事審判中一直就有這樣的做法，隻不過是媒體突出了東莞的經濟補償這一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