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驚現“暗娼地圖”,“人民戰爭”打響了

在信息化時代，吃得飽了，想吃得好，於是，弄出了“美食地圖”；上街難找廁所，於是，弄出了“公廁地圖”；找工作老是被騙，於是，弄出了“求職地圖”；小偷猖獗，於是，弄出了“小偷地圖”……如今，為遏製艾滋病的發病率，從今年開始，哈爾濱“防艾”工作者溫迎春和他的同事們繪製了哈爾濱市的“暗娼地圖”（據9月10日《生活報》）。

　　“暗娼地圖”釋放了灰色的“黑暗精靈”。有人叫好，可以遠而避之；有人憤慨，色情服務理當斬草除根；有人竊喜，手持“嫖娼寶圖”，貨比三家；有人頭疼，黑暗中的偷歡變成陽光下的交易，隨時有“滅門”之災；有人犯愁：“掃” 還是“不掃”，這是一個問題。

　　在中國，暗娼遊走在法律的邊緣。之所以這樣說，不僅因為暗娼早已不“暗”——性服務群體的存在早已是公認的事實；更因為掃黃行動“綿綿無絕期”——色情服務成了推不倒的不倒翁，燒不盡的野草。這個被法律禁止的行業，在法律的禁區裏，生命力如此頑強——是黑色的幽默，更是辛辣的諷刺！

　　從某個角度展開聯想，娼妓存在如同孫猴子大鬧天宮，諸神束手無策。諸神說，要痛殺，於是，十萬天兵下凡塵，結果卻無功而返；太白金星說，要招安，於是，專家說應該合法化。爭來鬥去，沒有結果，色情行業“我自巋然不動”。

　　“地圖文化”的興盛，使我想起了“人民戰爭”的概念。現在這一概念都快用爛了，幾乎異化成了一個空洞的口號，什麽反腐從娃娃抓起啊，領導幹部賢內助啊，全民監督、舉報啊，等等。儼然天羅地網，可結果呢？漏網之魚水中遊，怡然自樂。

　　其實，從“地圖文化”的興盛中，我開始發覺，我們對“人民戰爭”的現代性發揮還是有些偏頗的。人民戰爭有兩種境界：一種是自發的，一種是有領導有組織的。自發由於缺乏公權利的支持，加上有關部門諱疾忌醫，難免出現“流產”。如小偷地圖，有人認為它否認了治安的成績，給城市臉上抹黑，最終還是得從網上撤下。

　　“暗娼地圖”是“地圖文化”的必然產物。在感歎群眾智慧時，我們不知是該高興還是悲哀——當我們在自我救贖中越“陷”越深，公權利對我們的保護也就越來越弱。“地圖文化”說白了，是麵對困難時，群眾自己一肩挑。可是，在現代文明社會，正常的現象不應該是“把困難留給政府，把方便留給群眾”嗎？ “暗娼地圖”出現了，“地圖文化”興盛了，群眾的智慧真偉大，接下來，該怎麽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