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切地說，沒有施煜民幫助，記者很難接觸到哈爾濱市同性戀這個群體，因為即便你知道了身邊的某個人是同性戀者，也僅僅限於“知道”而已，你不會獲得再進一步的信息了。在施煜民的引薦下，記者見到了老川和小清這對同性戀“夫妻”。目前他們在哈爾濱市經營一家酒吧，酒吧消費人群以同性戀者為主。　　很難想象40多歲的老川有過的痛苦經曆：有過傳統的異性婚姻，成了一個女孩的父親，又掙紮著擺脫掉“丈夫”這個角色，開始了自己的同性戀生活。三年前，他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兩個男人組建了一個“家庭”，開始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采訪中，老川從自己的錢夾裏拿出了一張照片遞給記者，就像一個普通男人給別人炫耀自己漂亮的女友一樣。老川說這算是他倆的“結婚照”，兩人坐在家裏的床上，用相機自拍的。老川和小清的“日子”開始於三年前。小清來自五常，曾經是老川酒吧裏的服務員，比老川小10歲。　　他像常人一樣順利又平靜地成長為一個小夥子，結婚、生子，也與旁人沒什麽兩樣。現在回想起來，他與前妻從戀愛到離婚好像從沒有什麽激情，他一直以為“平平淡淡才是真”，過日子就這樣。直到1995年，他給一家夜總會做司儀時，接觸了前來“走台”的一批同性戀者，生活徹底改變了。　　“我的感情好像是山洪爆發一樣，一下子就不能自拔了。我越來越迷戀這些人。幾個月後他們離開了那家夜總會，我也離開了，沒有他們，我覺得自己一點工作熱情也沒有。我曾經試圖擺脫同性戀對我的困擾，但不論怎麽努力也沒用。那時我越來越討厭我的家庭生活，到後來就是和妻子一個桌上吃飯都受不了，過年我都想盡各種辦法說自己在外地，逃避那頓年夜飯。” 　　與前妻離婚後，老川開始經營一家小酒吧，也許是因為本身是同性戀者，不知不覺他的小酒吧成了同性戀者聚集的地方。　　小清與老川不同，從記事時起他就覺得自己和別的男孩不同。什麽跳牆、上房這些小男孩們熱衷的遊戲從來就提不起他的興趣，踢毽子、跳繩這些女孩兒的遊戲他一直都是村裏的“第一”。小清的舞跳得也好，他給記者看了一張初中時演出的照片，全身充滿韻律，四肢張開，好像要飛起來一樣。小清說他從來就對女性沒有過衝動，他認為這“毛病”是從娘胎帶來的。　　小清最痛苦的時候是到了該談婚論嫁的時候。還不到20歲村裏就有人給他介紹對象，父母也開始催促他早日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對女人“絕緣”的他隻好選擇了外出打工的方式從家裏走出來，在哈爾濱一家酒店當傳菜員。期間，他結識了酒店的保安陳明，陳長得高高大大，喜歡保護弱者，小清自然就成了保護對象。他對陳明的依戀越來越深，但是陳明並不是同性戀者，後來他對小清下了“最後通牒”───立即辭職離開酒店，否則他就要把這個秘密公開。後來認識了老川，於是，他們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老川說，對同性戀者有一個形象有趣的稱呼“飄飄”，1993年哈爾濱出現的第一個同性戀酒吧就叫“飄吧”。老川對此的解釋是：同性戀者就像“浮萍”，一方麵是活動場所的漂浮不定，一方麵是心裏永遠是‘飄’的感覺。“你的歡樂悲傷總得有傾訴對象，得有人給你分擔，這一點上我們這樣的人和男女之間異性戀絕對是一樣的，而這種情感是父母兄弟之情所不能代替的。”老川和小清心裏都有一種渴望：找一個男人，托付終身。　　老川和小清的“婚禮”是在酒吧裏舉行的，前來慶祝的無疑都是“圈裏人”。“我們給自己營建了一個小社會，這個小社會隻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我們的人：老川的個別的老同學，鄰居的一對年輕夫妻，省疾控中心的幾位工作人員，還有圈子裏的朋友。隻有在這裏麵，我們的婚姻才是安全的。”三年來他們和普普通通的夫妻一樣，有甜甜蜜蜜，有激烈爭執，“除了性取向不同，我們和所有的夫妻一樣，包括愛孩子。小清從沒見過我的女兒，但是他常常看孩子的照片，他常給我女兒買吃的、買文具，然後催促我給孩子送去。” 　　結束這次特殊的訪談時，記者按小崔主持的打法，讓老川和小清每人說最後一句話。　　老川說：“比起過去被劃定為道德敗壞、流氓，我們應該算是趕上了好時候，至少還有個酒吧可以坐坐，有個隱秘的家可以避避風雨，我們最需要的是社會的寬容和理解，因為我們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 　　小清說：“同性戀者也是社會的一分子和正在作出貢獻的公民，希望大家不要戴著有色眼鏡看我們，給我們一方生存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