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夥講述在日本當皮條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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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牧東京邊緣客

  他是周旋於東京新宿歌舞伎町黑白兩道的兩棲動物。他稱自己是“灰道”人:

  一個在日本紅燈區和媒體上都出名的“明星”;一個左手是警察,左手是黑社會的雙重臥底

  接到父親噩耗的那天,他站在新宿街頭,跟一個陌生的日本人用中國話說:“你知道嗎?今天我父親死了。”日本人莫名其妙地看著他說,看著他眼淚珠子一個勁地往下落。

  可是,僅僅過了五分鍾,他就發現前麵來了一撥台灣客人,他快速地抹了一把臉,迎上前去問:“先生,要服務麽?”

  文/彭蘇

  李小牧的生命裏時刻離不開兩樣東西:女人和香煙。

  他伸手做了個“且慢”姿勢: “還有一樣,就是喝的東西。”說著,他從沙發上一躍而起,纖長的身體如蛇一樣滑到冰箱,拿出一瓶礦泉水後: “最好喝的還是日本清酒。”

  李小牧喝了日本清酒後,往往會做三件事:一哭,二鬧,至於三,他笑得曖昧,宛如室內昏黃。

  一個四十五歲的男人像孩子一樣在你麵前啜泣。

  在異國他鄉,為了生存,混跡於風月場所長達十七年的他,居然還有眼淚?

  可他正盤坐在沙發上,手裏握著一罐青島啤酒仰脖猛灌,雙目濕潤,聲音嘶啞。

  一切不加掩飾,一如他的文風。 他的書名叫《歌舞伎町案內人》。

  李小牧正是新宿歌舞伎町案內人。

  “所謂‘案內人’,即中文的引路人、向導員、導遊,新宿歌舞伎町是日本東京有名的紅燈區之一,那裏的案內人,實際上就是皮條客。”

  “我想被人看得起”

  盡管李小牧在他的《歌舞伎町案內人》中文版的尾聲裏說:案內人與中國的皮條客概念不一樣,我做的“皮條客”是向遊客介紹歌舞伎町所有的店:餐廳、酒吧、娛樂室、健身房、電影院、賭博店等等,當然也有色情場所……在歌舞伎町做案內人,最多隻能起個“托兒”的作用。

  但他很明白,在普羅大眾心中,他依然是中國式的“皮條客”,更有甚者直呼他為“龜公”。

  這個“皮條客”在8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在家裏看著網上一篇關於他的著作的最新書評,足足掉了兩個小時的淚,他的第四任太太,不,應該是第五任太太莉莉,足足罵了他半天。

  “這篇書評有什麽打動你的地方?”

  “你太年輕,你不會懂的,你沒有經曆我們那個病態年代。”偏瘦的李小牧一本正經,瞪起眼來的樣子倒有點病態。

  李小牧屬鼠,1960年8月出生於湖南長沙市。屬相也許和性格真有關係,李小牧說自己小時候膽小如鼠。

  他什麽都怕。怕髒、怕曬太陽,所以他不喜歡與其他男孩一樣“打仗”、踢球。怕聲音,住在校園裏,外麵世界“紅衛兵們的振臂高呼,破四舊的尖利號令,高音喇叭的‘最高指示’”都讓他驚恐不安,“文革前幾年,我從不敢離開校園半步”。

  隻有到了晚上,母親溫柔的手一遍遍溫柔地撫摸著他瘦弱的脊背,他才能安然入睡。男孩子瞧不起他,欺侮他,笑話他是“假妹妹”。“假妹妹”的特長卻是跳舞,這一跳就跳到了湘潭市歌舞劇團。

  “我在團裏年齡最小,但我心裏很清楚,我永遠成不了台柱子。”永遠成不了角的原因,在李小牧看來,主要是因為父親的政治問題。

  李小牧自記事起就很少見到父親。“性格像茅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的父親,注定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所以也是牛棚裏的“常駐代表”。沒有一個人看得起這樣的家庭,沒有人真正看得起李小牧。

  讓他記憶猶新的是,有一天,他正在台上排練舞蹈,一夥人衝進來找他,怒衝衝地說他父親從牛棚裏跑了,質問他是否知道其去向。

  在場的人全都看著他,他感到自己完了。他滿以為遠離長沙,遠離沉悶的家庭,躲進湘潭歌舞團,情況會好些。“這一下,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家有政治問題,我又要被人看不起了。”

  “政治問題”一直到22歲仍困擾著他。1982年,李小牧的父親和湖南省文聯合作創辦湖南芙蓉文學院。“當時全國有5萬名學生來信報名。”李小牧從團裏退回來後,幫忙父親辦學,他說那是他第一次對前途充滿希望。

  可是,學校最終被查封了。“他們非說學校存在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指我們邀請革命老同誌為學校做顧問時,向他們‘行賄’家鄉土特產;政治問題是指教材印有‘英明領袖華國鋒’幾個字。”

  他們是誰,李小牧沒有具體說出。他認為這不過是另一夥政治勢力,而父親再次淪為其中利益傾軋的犧牲品。

  一直內心強烈渴望出名,強烈希望家庭走出弱勢的李小牧,這次真的出“名”了。當時各家媒體紛紛報道他是騙子,他們家是詐騙團夥。

  飽經滄桑的母親倒下了,從小就很陰鬱的哥哥瘋了,李小牧覺得他在長沙再也呆不下去了……

  “我發覺你總是在強調‘看得起’、‘看不起’。”

李小牧的書在中國出了中文版圖/資料圖片

“要想在日本生存,首先把麵子丟在一邊。”

  “是的。記得有一次,我在從歌舞團回家的路上,不遠就看見我母親正拿著我的相片向別人炫耀。盡管那張相片皺巴巴的,她還是非常開心。我常想她可能對我期望最高,因為當時我們家根本就沒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 李小牧的眼睛又一次紅了。

 “哭有什麽用呢?”

  李小牧自嘲自己是個女人精。他的職業離不開女人,他寫專欄也要從女人入手。他創造的經典名言是:腦髓性感的女人才是真正性感,否則隻能是一夜情,而且還是一個小 時。

  從腦再來談到腳。 “我兒子腳背很高,膝蓋很平,他現在學習芭蕾舞。”李小牧摩挲著兒子的相片,一臉憐愛。

  “如果他長大後也想做案內人呢?”

  稍稍愣後,他嘻皮笑臉道:“可以啊,嚐試不是壞事。但我不希望他長做下去。”李小牧真的很難讓人猜測。

  “什麽難猜,他天生就是一個玩家。”這是李小牧在深圳結識的朋友對他的評價。

  李小牧點燃了細長的薄荷煙後,吐出一口白霧說,他並不了解我,我沒有中國朋友。

  李小牧在深圳的這段曆史從未在書中提及。認識他的人依稀記得,若幹年前,為了賺取20元外塊。每天晚上,他都帶著他的第一任太太,奔赴於深圳各大歌廳舞場。每當瘦弱的李小牧托起比自己還壯的妻子時,看的人都是心驚膽顫。

  朋友們也很詫異,李小牧當年從深圳到日本去留學,走之前沒有一點風聲。

  “因為愛梅。”愛梅是李小牧的第二任妻子。

  李小牧還清晰記得,那是在他出國兩個月前發生的事情。一天晚上,派出所的人突然闖進了他和愛梅的家,說他們是非法同居,不僅房產證被沒收了,他也被關進了一個不到一米高的地方。

  “整整24小時,我就蹲在那裏。我滿腦子都在想,我沒做錯什麽,為什麽會這樣?長沙沒有我的立足之地,深圳是特區,對於我們就算是國外了,我以為在這個城市,人是自由的,我不會再被人看不起……”

  李小牧無可奈何地透露,事後他才知道,派出所所長看上了愛梅,這意味著他還會有不斷出糗的可能,他感到他又要“逃”了。這次,他選擇了日本。

  1988年2月26日,28歲的李小牧來到日本,當晚,他在雪中的東京新宿街頭躑躅而行,憧憬能找到一個可以安身的地方。

  正在回憶時,桌上的電話鈴響了,李小牧拿起了話筒,習慣性地說“莫西莫西”,那是另一家媒體的電話采訪。

  對方想讓他談談,對於中國人去日留學,有什麽建議。“如果是自費留學,我希望他們不要走我的老路。”李小牧的臉色十分陰沉,夾著香煙的手指不停在抖。

  在情人旅館裏打掃過汙穢的“戰場”,在日本料理店裏涮盤洗碗,在歌舞伎町裏為人妖伴舞,在新宿街頭為行人發廣告紙巾,這都是李小牧不堪回首的老路。

  那麽做案內人呢?

  “我做案內人,是為了生存。那些在東京陪酒賣春的中國女孩,也是為了生存。我站在新宿街頭發紙巾,工作一小時是1000日元,而做案內人五分鍾就能賺到3000日元,我當然要選擇賺錢更多的職業。剛做那會兒,我也痛苦過,思想上也激烈鬥爭過,我在國內跳過舞,當過演員,做過貿易,在日本一流的時裝學校學習設計,現在卻要站在大街上拉皮條,我要不要麵子啊?”李小牧用力誇張地拍著臉頰。

  最令他難受的是,有一次他和愛梅吵架,愛梅指著他的鼻子罵道,“沒錯,我是有個日本男人,那又怎麽樣?你這個丟留學生臉的拉皮條的,就憑你的本事,在這異國他鄉能讓我過上好日子?”

  那天,李小牧全身發抖地倚在角落裏,強忍著聲音,不斷抽泣著……

  “聽說你在日本做案內人一直瞞著你父親?”

  “我告訴他,我在日本做導遊。我無法想象在電話裏能讓他明白,歌舞伎町案內人都做些什麽。我們在中國見最後一麵時,他才知道我的工作。他看到我做這行,過得還不錯,並沒有說我什麽。”

  李小牧回到日本後不久,父親就過世了。接到噩耗的那天,他站在新宿街頭,跟一個陌生的日本人用中國話說:“你知道嗎?今天我父親死了。”日本人莫名其妙地看著他說,看著他眼淚珠子一個勁地往下落。

  可是,僅僅過了五分鍾,他就發現前麵來了一撥台灣客人,他快速地抹了一把臉,迎上前去問:“先生,你們要服務麽?”

  李小牧在房內演示著那一幕,低頭哈腰,一臉訕笑。

  “哭有什麽用呢?沒人會因為你父親死了,就會多給你小費。活著的人照樣要活下去。沒有錢,拿什麽養家?你拿什麽交學費?那一刻,我對我自己說,今天我賺到了錢,我就是在贏。”

  李小牧繼續笑著,笑得極其異常。

“我想贏得一種承認”

  “你到底想贏什麽?”

  “我很想贏得一種承認。我像一個悲劇,案內人讓我在日本賺錢謀生,也是我創作的源泉,但它也成為永遠貼在我身上的標誌。

  “我曾經恨過我父親。如果沒有他,我們全家人不會過著被人看不起的日子。我從8歲起就拚命跳舞,我隻有利用這點特長來為母親爭光。可惜,條件、環境、資質都注定我當不了一個成功的舞蹈家。我沒有讀過書,可是為了辦好文學院,我做得那麽努力,結果學校被封了,我們被大眾唾罵成騙子,全家人再次被人看不起。

  “我父親年輕時,極想通過實現自己的價值,來改變自身命運,改變兒女的命運,可是他一再失敗,也讓我在生活中處處碰壁。我從湘潭跑回長沙,從長沙跑到深圳,沒有一個城市讓我感到滿足,感到安心。最後,我來到了日本學服裝設計。

  “我沒有資格指責愛梅不忠,她來到日本後,也是為了生存,去了新宿相親俱樂部作誘餌陪客,認識了別的男人。同時,我也認識了一個日本情人,就是書中所說的葦子。

  “我剛開始站在大街上拉皮條時,我在服裝學院的同學常常經過那裏。我害怕他們知道我做這行,我總是裝作在發廣告紙巾,或者是等人。久而久之,他們發現我老在那條街上,我穿著變得好了,手裏寬綽了,他們以為我是在那兒做“鴨”,在學校裏,我又被人家看不起。

  “現在想想,他們講的也沒錯啊,我滿足了葦子的欲望,她送給了我喜歡的東西。這種形式,在葦子心裏,我不正是一隻中國“鴨”嗎?

  “新宿這條街別說在中國人眼裏,就是在日本人眼裏也是有名的3K街,又髒又亂又可怕。可偏偏在這個被人看不起的地方,讓我這樣一個年紀大,又不懂語言的外國人找到了生存的位置。 我的地盤位於歌舞伎町正中心,包括劇院廣場在內的兩條街。這是歌舞伎町的主街道,就像一塊人人爭搶的肥肉。

  為了保住這塊地,我絞盡腦汁,想方設法與黑白兩道搞好關係.在這條街上,我和黑人,日本人,韓國人,甚至是自己的同胞鉤心鬥角,你爭我奪。

  “你看,我在日本付了那麽高的學費,進那麽好的服裝學院學習,好不容易畢了業,我卻成了一個拉皮條的。

  “我結了五次婚,中間也沒斷過女人。我一直想尋找像我媽媽一樣的女人。一個不僅能體貼我,關懷我,能為我生小孩,還能明白我心裏想做什麽的女人。

  “無論是愛梅,還是我以前的日本太太久美子,以及與我一起在這條街上打拚過的莉莉,她們最終都不能理解我,所以,盡管有錢了,我還是感到壓抑,我沉迷於賭博長達八年,也就是這個原因。

  “我說過我沒有中國朋友,我就沒有遇到值得我信任的中國人。不是嗎?我在書中,寫過的那個中國人,我以前的部下金東,不就是一個小人嗎?

  “他剛開始跟著我時,窮得像鬼一樣。我吸收他入夥,培訓他上道,增加他的分成利潤。他孩子病了,我半夜開車接送。結果呢?他被我開除後,立馬來報複我,想瓜分我在這條街上的利潤,還找人來綁架我。

  “我不明白,為什麽在國外整我的,偏偏還是我的同胞?你說我最恨金東,一點沒錯。他就像過去在國內所有傷害過我的人的濃縮版。

  “我學成以後,可以回到國內,重新創業,成為一個服裝設計師。但我已經回不去了,我在新宿歌舞伎町投入太多心血,我愛上了這條街。

  “在這條街上,我看到了很多發生在社會底層的故事,可以找到很多我年輕時的影子,它們都裝在我的大腦裏,成了我寫書的豐富題材。同時,我也在想從他們身上探索,我的命運為什麽會這樣?

  “是的,現在我出書了,也自己辦過報,還被各大媒體采訪。我父親沒有實現過的理想,我都一一實現了。

  “可是,在日本人眼裏,我是明星,也是怪物。

  “在中國人眼裏,我無論多麽張揚,他們永遠都會認為,我是新宿歌舞伎町的一個案內人。”

  在談話結束時,李小牧將自己比喻成一朵出汙泥而不染的蓮花。

  “自封的吧?”

  “嗬嗬,是自封的。”他狠狠地將手中沒抽完的香煙摁在煙缸裏,他沒有發現,那一支支長短不一的殘煙插在裏麵,還真像一朵白蓮。

  隻是花瓣是煙蒂,底座更是一隻脆弱的玻璃缸。

 “你好!是從台灣來的嗎?”

  “你是從香港來的吧!”

  “歌舞伎町的情況沒有我不知道的,我能幫您什麽嗎?”

  我就是像這樣從側麵主動搭腔。我保持笑容,問話方式盡量自然。

  沒有想到,“客人”聽到問話,大都會停下腳步。幾乎所有的人都因為終於能來到這亞洲第一聞名的紅燈區看看而暗自慶幸。但去哪兒?看些什麽?哪些店有意思?他們是兩眼一抹黑,什麽也不知道。

  在這種時候,居然有人彬彬有禮地用中國話問他們,既像紳士又看上去親切而值得信賴,於是,他們大都表現出在異國他鄉突遇同胞那樣聽我給他們一一做介紹。

  等到他們發現我不像是壞人,不會帶來危險時,他們立刻就變得非常主動,不住地提出問題。到了這一步,我的買賣就基本成功了。

  在日本學到的獲得成功的訣竅之一,就是向別人低頭。按中國人的個性是很難這樣做的。

  以我在歌舞伎町多年摸索出的經驗,和日本人打交道時,如果不保持低調,什麽事情都很難辦。隻要稍稍低低頭,對方的態度就會完全不一樣。即使是那些平時看不起中國人的家夥,隻要對他多鞠幾個躬,多笑眯眯地問候幾聲,他們就會很快變成一個和藹可親的人。

  我覺得,要想在日本生存,就要實際一點,首先把麵子丟在一邊。

  我從不做欺騙同胞賺錢的事。我所選擇的,都是一些公認的“優良店”。我不斷通過各種渠道獲取“優良店”的信息,待我確信真是“優良店”時,才會正式簽約。這和大多數“拉客”商有著本質的區別。那些人當中,很多都是采取著裏應外合、共同騙取客人錢財的勾當。我曾對自己發過誓,絕對不做昧良心賺錢的事。

  一天,認識的一個中國按摩師也站在我常站的位置拉起客來。那會兒我的獨占意識已經非常強烈,本能地就想把對方置於死地。原本我喜歡一個人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一切問題,不管發生什麽都不想與警察和黑社會有染。

  但是,當時自己的力量還沒有那麽強大,同時還想看看會長到底會不會幫忙。講信用的會長馬上親自帶了幾個手下幫了我。

  “喂!小子!不趕快給我滾出這裏,那可就不是斷幾根骨頭就能了事的!”

  平時溫和的會長這會卻一反常態,發出了如此的恐嚇。那個人瞬間就屈服了。此後,再也沒有在歌舞伎町露過麵。

  在歌舞伎町時間呆長了,我認識了各種各樣的人。從黑社會成員到街頭小痞子、皮條客、陪酒女、風俗女、毒品販子、流浪漢……可以說,都是些與普通市民相去甚遠的邊緣人物。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人都是繁華都市裏生出來的畸形兒。

  由這些畸形兒組成的世界當中的上層人物,可以說就是黑社會,而與此相對,這條街上還生存著另外一種不同的人物——那就是刑警。

  在這條街上,沒有黑社會做後盾無法生存。但同樣,不和這些刑警打交道也同樣沒有出路。如果說有黑社會撐腰,可以保持在這條街上生存的最低條件的話,那麽,有這些警察朋友,就等於有了穩固自己地位的“殺手鐧”。

  可是,與這些人交往必須掌握好分寸。和他們太近了不行,會引起黑社會和周圍的反感與懷疑。太疏遠了也不行,那也會成為他們的“眼中釘”的。我這個外國人更是要小心,不然可能會更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