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竟如此湊巧：江青是怎樣引起毛澤東注意的

從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紹信” 　　1937年7月下旬，一輛黃包車從西安鍾樓前駛過，向北拐去。車上坐著一位穿藍布旗袍的小姐，一雙烏亮的大眼睛格外動人。她的腳旁，放著一隻小皮箱，看得出是從外地來到西安。黃包車在陝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園門口停下。這位小姐下車後，跟幼稚園主任見麵時，顯得異常興奮。“一冰！”她摟著幼稚園主任的脖子。“李鶴，你怎麽來了？！”主任頗為驚訝。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記得半個多世紀前那難忘的一幕，向筆者講述著往事。徐一冰，後來進入延安，改名徐明。由於中共中央黨校有個同名同姓的學員徐明，於是她加了個“清”字。李鶴，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雲鶴，　1933年夏，　19歲的她從山東前來上海，改名李鶴，在徐明清領導下的晨更工學團當教員，同住在上海北新涇鎮陳更村的小閣樓裏。盡管後來李鶴進入上海影劇界，成了“明星”，改名藍蘋，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鶴”、“一冰”相稱。江青向徐明清說明了來意：她要奔赴延安，請求徐明清介紹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軍辦事處。她身邊末帶任何組織介紹信，在她看來，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紹信”……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她為什麽要離開“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麽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說來話長，這要從引導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黨介紹人俞啟威說起……俞啟威是江青最初的愛侶。他，也就是後來改名黃敬的中共高幹——　1949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時，他被任命為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兼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江青初識黃敬時，黃敬是青島大學物理係學生，尚不是中共黨員。“九·一八”事變後，黃敬成了學生運動中的活躍分子，他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罷課，搶占火車，去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經過這番實際考察，中共青島大學地下黨支部決定批準黃敬加入中共，舉行了秘密的入黨儀式。黃敬加入中共，也就影響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漸激進。那時，江青和黃敬從熱戀而同居。經黃敬介紹，江青於　1933年　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　19歲。就在這年　7月，因為叛徒出賣，黃敬被秘密逮捕。江青倉皇出逃，拎著一隻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黨的組織關係。本來，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隻是俞家並不承認她這個未經明媒正娶的兒媳婦，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鶴齡家暫祝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見田漢。江青在田漢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田沅向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於是，田沅陪著江青，來到上海西郊的小鎮——北新涇鎮，把江青介紹給“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徐明清。這樣，江青就在僻遠的北新涇鎮住了下來，在徐明清領導之下工作……據徐明清回憶，“小俞”(亦即黃敬)曾幾度秘密來滬，會晤江青。後來，“小俞”雖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著聯係。就在江青去延安前　3個月，“小俞”從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黃敬的延安之行，給了江青以影響。黃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決心。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決心化為實際行動。徐明清說，她陪著江青前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徐明清跟那裏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葉劍英的夫人。危拱之聽了徐明清的介紹，帶著江青去見鄧穎超。鄧穎超很有興味地翻閱了江青帶來的“介紹信”——一本相冊，上麵貼著許多劇照。相冊的劇照，表明江青確實是來自上海的演員，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劇。鄧穎超看畢，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不過，鄧穎超說，辦理赴延手續，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約定時間，跟博古見麵。過了些天，江青獨自從北大街幼稚園前往“八辦”。博古跟她做了談話，了解她的一些情況。當時延安歡迎進步文化人投奔那裏。博古同意江青的請求。 　　1937年　8月底，江青到達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　3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祝登記旅客名字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用“江青”。對於勸江青”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據雲，含義有二：其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藍”，藍蘋也。也就是說，雖然江青“出於”藍蘋，卻立誌要幹出一番“勝於”藍蘋的事業來。其二，“江青”出典於唐朝詩人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一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江青的黨籍問題受到了審查 　　江青來到延安之後，就受到了審查。當時，負責審查江青黨籍問題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郭潛。他在抗日戰爭之後，被國民黨軍隊俘虜，到了台灣，改名郭華倫，擔任台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筆名陳然。據郭潛　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訪時，回憶道：“江青於七七事變剛發生之後，單身來到延安。9月10日發生黨籍問題。“江青的黨籍恢複申請，因‘無證據’”被批駁。江青於是在招待所空過了9、10兩月。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黃敬於　10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乃平安地恢複黨籍，立即進了‘黨校’受訓6個月。陳然(引者注：即郭潛)的太太，曾在‘黨校’教過江青。”郭潛作為當事人，把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談得十分清楚。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來乍到，人地生疏，一時又找不到證人。可是，黨籍問題不解決又不行。在上海、在話劇界、電影界，黨籍問題不那麽重要，而進了延安，這是至關重要的“政治生命”。就在江青成天價等待之際，徐明清由西安來到延安，使她歡欣鼓舞。但是，徐明清隻能證明江青在上海、臨海、西安的經曆，隻能證明她曾參加中共領導下的一些進步活動，隻能證明她加入過共青團，但無法證明她是中共黨員——因為如果確實她是中共黨員的話，那何必在晨更工學團發展加入團呢？隻有先入團、後入黨的，哪有入了黨再入團的？徐明清無法為江青恢複黨籍提供證明，這使江青十分沮喪。據郭潛回憶，“黃敬於10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黃敬作為江青入黨的介紹人來證明江青確實曾經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權威的證人，況且那時的黃敬已是中共高級幹部。據徐明清回憶，江青進入延安之後，曾在關於自己入黨經過的材料上，寫明介紹人是黃敬。組織部門於是通過地下交通，去函向黃敬了解，黃敬寫了證明材料，證明江青是由他介紹入黨。比較郭潛和徐明清的回憶，似乎徐明清的回憶更可信些。不過，他們的回憶都一致表明，是由黃敬證實江青的中共黨員身份的。徐明清還說，由於組織上向他調查江青入黨問題，他得知江青進入延安，曾給江青寫過一封信。不過，這時的黃敬，已和範瑾相愛。範瑾，原名範元貞，湖北漢口人，一位能幹的女記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納、跟章泯同居，鬧得滿城風雨，使黃敬的心冷了，於是另擇伴侶。至於郭潛所說的江青“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兩月——因為那時康生不在延安。經過兩個來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終於得到解決。這樣，她在1937年11月進入了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成為第12班學員。據郭潛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憶：“江青的知識水準和政治水準都很低。內人曾在黨校教過江青。關於江青，她曾經說過：江青在黨的會議上簡直不敢發言。理解淺陋，不能發言。偶爾發言，一開口就說：‘我不太明白，請諸位指教。’惹人恥笑。當時的女黨員，都看不起她。當時的女黨員很多是長征參加者，學曆高深者，黨曆或活動時期長久者，她們都看不起江青。” 　　　“他鄉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的康生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康生的突然出現，使陷於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層找到了“靠山”。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個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一個是“顧問”，一配搭一檔，幹盡壞事。由此，人們追溯江、康之間的關係史，追到延安時期是恰如其分。也有人追溯到山東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結”，那就顯得牽強、過分了：江言和康生都是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幫傭，兩家相距不遠，而且康生當過江青的母校——諸城高等小學校長。不過，江、康那時未必相識。因為康生生於1898年，比江青年長16歲。康生當諸城高等小學校長時20歲，即1918年，那時江青不過　4歲。康生1924年夏離開諸城，那時康生26歲，而江青隻有10歲。即便相識，也談不上有什麽交情……當江青從山東來到上海時，康生早已在莫斯科。然而，事情卻是那麽的湊巧：當江青從上海進入延安3個月之際，康生從莫斯科飛來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黨校，接替李維漢，出任校長！一個是中央黨校的校長，一個是黨校的學員，這時“同鄉之誼”起作用了，兩人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觸。江青正在中共高層尋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初識毛澤東 　　據當年在延安，現任“民革上海市委顧問”的翟林椿先生回憶，　1938年　8月　13日紀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據本文作者查考，似應是　1938年　7月　7日紀念“七·七”抗戰一周年)，在延安鍾樓東邊，原“撫衙門”舊址，舉行大會。上午是毛澤東作報告，下午文藝演出。翟林椿先生記得，話劇主演者是丁裏。翟林椿回憶：“壓軸戲是江青主演的京劇《打漁殺家》。縱然我當年很少看過京劇而入迷姑蘇評彈，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論唱白、身段、台風(專題，圖庫)、神韻都得到觀眾的一致好評。毛主席和其他首長觀看了這場精彩紛呈的演出。演出結束，江青率先和眾多演員擁到台口，向熱烈鼓掌的首長和廣大觀眾致謝。爾後，她便款款步入後台一間點有汽燈的殘破空屋(臨時化妝室)去卸裝。”翟林椿記得他目擊的一幕：“毛澤東等首長步入臨時化妝間，慰問演員。這時，我奉命提著鐵皮水壺，為首長倒開水，所以也進入那臨時化妝間。”他見到江青上前跟毛澤東握手，然後很親切地談著……翟林椿所目擊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澤東見麵，不得而知。不論是看京劇《打漁殺家》，還是看話劇《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鎖在櫃子裏》，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那時江青在延安相當活躍，主演過京劇、話劇；第二，毛澤東向來對戲劇很有興趣，他看過江青演出的戲劇。還有人說，是江青聽毛澤東的報告，故作認真，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據李維漢回憶，中共中央黨校確實請過毛澤東講哲學。李維漢的校長任期是　1937年　5月至　1938年　4月，而江青是在　1937年　11月入校，正是在李維漢校長任期之內。類似的傳說，說是毛澤東去“魯藝”講話，江青“特別坐前麵，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雖說江青後來從中央黨校調往“魯藝”，但從時間上看，似乎應是在中央黨校聽毛澤東報告。江青把自己的一張照片送給了毛澤東。這張照片在毛澤東的筆記本裏，夾了很長一段時間……就在江青進入延安的時候，毛澤東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離開延安前往西安。海外有不少書籍、文章把賀子珍的出走，說成是江青插足毛澤東家庭，甚至繪聲繪色描述賀子珍如何在延安窯洞裏跟江青吵架。其實，賀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並不相幹。江青這一輩子恐怕未曾跟賀子珍見過麵，她跟賀子珍“在延安窯洞裏吵架”純屬子虛烏有的傳說。不過，賀子珍的走，恰恰給江青提供了乘虛而入的絕好機會！曆史竟會這樣的湊巧：不早不晚，就在賀子珍離開延安的時候，江青進入延安！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跟毛澤東戀愛的消息，在延安傳得很快。不久，組織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曆史情況。這一回，著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黨籍問題，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麵的情況。徐明清明白，這是為了江青和毛澤東的婚事，組織上第二次對江青進行審查。徐明清所談的，跟她原先為江青所寫的證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時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組織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來自白區的其他人作了調查。毛澤東會看中江青，許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筆者看來，當年毛澤東的警衛員李銀橋的一席言，倒是比較客觀的：那時的延安，生活環境異常艱苦，鬥爭形勢也很嚴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離開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這個時候來到延安，堅持下來了，還是應該肯定的。當然，投奔革命的不等於堅強的革命者，毛澤東曾多次指著江青鼻子訓斥，你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你是改不了的剝削階級作風。這兩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尋味。我想江青如果沒有積極投奔革命，毛澤東不會說這兩句話；江青如果是成熟的優秀革命者，毛澤東也不會說這兩句話。敬仰愛慕毛澤東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澤東的情況，不可能選一個各方麵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說的那樣一無是處的女人作妻子。那時江青長得還是比較出眾，頭發烏黑濃密，係一根發帶，發帶前蓬鬆著一抹留海，發帶後麵，曾經留過辮子，曾經讓頭發像瀑布一樣披掛到肩際，眉毛彎彎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緊了嘴唇的時候還是別有一番動人之處。她會唱戲，現在不少文章說她是三流演員。但在延安，在陝北，我們那時把她當明星看待。她唱戲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漁殺家》，中央首長很喜歡，毛澤東也喜歡。她字寫得好，也能寫文章，特別是楷書寫得好。江青喜歡騎烈馬，馴烈馬，越凶越愛騎。江青不愛打槍，愛打撲克，織毛線，她織毛衣織得很好，能織出各種花樣，會剪裁衣服，自己動手做，做得很漂亮。那時，她比較能接近群眾，給工作人員剪頭發，講點文化科學知識，教教針線活等。行軍路上能搞點小鼓勵，有時還給大家出謎語。有個謎語如今我還記得清：“日行千裏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親生兒子不同姓，恩愛夫妻不同床。”謎底是“唱戲”。江青喜歡打扮，也會打扮。轉戰陝北期間，她不再長發披肩，梳成兩條辮子，在腦後蠱成一個髻，在女同誌中，她總是顯得比較出眾，女青年喜歡叫她幫助梳妝，她也樂於幫助別的女孩子，畢竟是一種榮譽。她在冬天穿軍裝時候多一些。有時也穿藍色棉衣，剪裁合體，總要顯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歡穿翻領列寧裝，帶卡腰。她滿意自己的皮膚白晰，腰肢苗條，她樂意暴露自己的優點。江青在表現她的種種優點之處的同時，也不斷的暴露出她品質和性格上的缺點和弱點，她的驕傲，她的愛出風頭，她的頑強表現自我，總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從來不會替別人想一想的極端個人主義……李銀橋跟江青有過長期的接觸，他對她的觀察，評價，是比較中肯的。筆者在訪問徐明清時，她也如是說：“人是會變的。江青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最初，她在俞啟威的影響下，加入中國共產黨，走過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後，在晨更工學團裏工作，表現也還是可以的。但是，她後來進入上海戲劇界、電影界，明顯地表現出爭名奪利，愛出風頭，生活作風亂七八糟，等等。……後來，隨著地位的變化，她越走越遠，以至篡黨奪權，成了‘四人幫’的頭子，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成了曆史的罪人。” 　　1938年　4月10日，當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成立之後，江青調到那裏，擔任戲劇係指導員，該係負責人為張庚，助理員黃乃一，編劇王震之，教員鍾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　8月，江青得到重要的調令，即調她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實際上也就是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對於江青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這時，江青進入延安正好一年。 　　　　“約法三章” 　　毛澤東畢竟是中共最高領袖，而江青又是那麽一個在上海曾鬧得滿城風雨的影星，何況那時寸毛澤東和賀子珍並未辦理離婚手續。因此，江青和毛澤東戀愛的消息傳出，反對者大有人在。內中，最為激烈的反對者是張聞天。他認為，賀子珍是一位優秀的中共黨員，有著光榮的鬥爭曆史，又經過長征的艱苦考驗，多次負傷，應該受到尊重。但是，也有人以為，毛澤東要跟誰結婚，純屬於毛澤東個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幹涉。愛情不等於“幹部鑒定”，無法勉強，支持者中最為激烈的是康生。據傳，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毛澤東的婚事，同意了毛澤東的意願，但對江青作出限製性的規定：“江青隻能以一個家庭主婦和事務助手的身份，負責照料毛澤東同誌的生活與健康，將不在黨內機關擔任職務，或幹涉政治。”這一規定，後來又被傳為“約法三章”。這“約法三章”流傳甚廣，卻因沒有原始文件為據，那“三章”的內容也就有著許多不同的“版本”。版本之一：“一，不準參政；二，不準出頭露麵；三，要好好照顧毛澤東同誌的生活。”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澤東的關係作為政治資本；(二)她隻能成為毛澤東的事務助手，不得幹預政策及政治路線的決定；(三)她不得擔任黨內機關的重要職務。”版本之三：“(一)隻此一次，不準再娶；(二)毛與賀子珍的婚約一天沒有解除，隻能稱‘江青同誌’，不能稱‘毛澤東夫人’；(三)除照顧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過問黨的內外一切人事和事務。”不過，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否認曾有過“約法三章”。他如此說：“還流傳什麽‘約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幾年，真有這個約法三章，約法人早就出來證明了。沒人證明嘛。”李銀橋的意見，可以作為“一家之見”。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國的維特克在《江青同誌》一書中，沒有說“約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後　20年或一生之間，江青隻能專心家事，不準幹預公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方麵前些日子公布的資料中，提及國民黨軍隊攻下延安時，曾查獲王若飛的日記本，內中記述了“約法三章”的內容。王若飛當年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他記下“約法三章”是可能的：“第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誌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誌負責照料毛澤東同誌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誌隻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　20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幹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台灣方麵公布的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文字較嚴謹，內容也比較準確。隻是尚未見到公布原件手跡。這一“版本”的“約法三章”，是當時的原始文字記錄。其餘種種“版本”，是憑記憶回憶或口頭傳說，所以彼此有出入。根據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第一條規定了毛、賀、江三人的關係，第二條規定了江青的任務，第三條規定了對江青所作的限製。這三條，條理清楚，用詞穩妥，是種種“版本”中最為可信的。 　　　終於和毛澤東結婚 　　24歲的江青，終於和　45歲的毛澤東結婚了。結婚的時間，一般籠統地說是“　1938年秋”。朱仲麗說是　1938年　11月。倒是徐明清的回憶更具體，她記得是　1938年　11月裏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了延安。這麽一來，江青和毛澤東結婚的日子，可以考證出來，即　1938年　11月　19日。徐明清說是“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延安那一天”，應是“前一天”——因為日本飛機那天一早就來轟炸，並炸坍了毛澤東在鳳凰山下的窯洞，當天是不可能舉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結婚以後，江青名義上仍是中共中央軍委檔案秘書，實際上就在毛澤東身邊，照料他的生活。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婦。這時的她，收斂了，檢點了，跟在上海時那段羅曼諦克，判若兩人。特別是在夫人們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資曆的淺薄：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是資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過井崗山、經過長征；任弼時夫人陳琮英在上海做過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劉群先去過蘇聯、經過長征；張聞天夫人劉英在長征中是中央隊的秘書長……在這樣的夫人群中，隻有具有賀子珍那樣革命資曆才能匹配。正因為如此，江青初入毛澤東的窯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見到誰都微微一笑，點一點頭，極少言語。這時的她，尚是“新媳婦”、“小媳婦”。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靜的。她跟毛澤東相處不錯。她給毛澤東結了新毛衣，給他做了充滿辣味的菜。閑暇時，那架老式的留聲機就在窯洞裏唱了起來。這架留聲機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進入延安時，帶來送給毛澤東的。江青動作熟練地給留聲機換上一張張　78轉的唱片。知道毛澤東喜歡京劇，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劇唱片。毛澤東聽得入神，有時用腳蹭打著磚地，打著節拍，有時嘴裏也哼哼幾句。毛澤東的窯洞，常常高朋滿座。來了毛澤東的戰友，她很少露麵，要麽遞支煙，要麽倒杯茶，馬上就走開。來了外國記者，她不能不露麵，不過，她也隻是握握手，點個頭，遞上一盆花生米，就走開了。她顯得很靦腆，如同個大姑娘。正因為這樣，一位外國記者記述對江青印象時：“她直率而客氣，很像一位通情達理的賢妻良母。”這表明，這位曾經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員，此刻又成功地扮演著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賢妻良母”型的東方女性。不過，據陳荒煤回憶，有一回他前來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江青在裏麵的窯洞裏不時插嘴……在和毛澤東結合之前，江青曾有過　4次婚姻，她卻未曾生育過一個孩子。她曾懷孕。那是在她第　2次來上海前，跟黃敬同居，使她懷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產手術。那時的她，不想要孩子。因為她四處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個累贅。跟毛澤東結婚之後，江青卻盼望著早生孩子。雖說當時在延安，女幹部們都不大願意生孩子。因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撫養，意味著不能參加工作。江青卻跟一般的女幹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澤東的起居和健康。毛澤東工作異常忙碌，她就顯得格外清閑。有個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為“毛澤東夫人”的地位也鞏固了——那“約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於懷。 　　1939年冬，她懷孕了。那是她和毛澤東結婚整整一年之後。　1940年　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個女兒。這時，她　26歲，毛澤東　47歲。女兒的降生，使毛澤東異常高興，為女兒取名“李訥”，李訥長得活潑可愛，使毛澤東的窯洞裏充滿了笑聲，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漸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