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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彬不隻是批評中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高行健、莫言,他也不喜歡自己的同胞,德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伯爾、格拉斯等作家,說他們的語言不好,作品過時了。而格拉斯的《鐵皮鼓》被譽為一部偉大的小說,可能也影響了莫言的寫作。在當今中國文壇,沒有幾個是他看得上的小說家。
顧彬說1980年代好多作品也許過時了,但還可以談一談,80年代到現在有些好的作家,像朦朧詩人我都喜歡,雖然他們的語言水平不一定很高,我還可以舉王蒙和王安憶的例子,王蒙到90年代中期之前,寫了不少值得再看的小說,王安憶在90年代初之前也寫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我個人認為,他們都停滯了,停止了。而1990年代之後的作品都有很大的問題。他說看過餘華、李銳的作品,很多看了第一次就夠了,不想再看第二次。他說餘華早期的作品很空洞。殘雪、餘華開始寫的時候,模仿別人的作品,讀者感覺不到他們的生活。如果一個作家,沒有什麽經曆,沒有什麽經驗的話,肯定沒辦法寫出好的作品來。他的先鋒作品我不喜歡,他說餘華很有問題,比如他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和《兄弟》,總在重複一個故事。他說“他的《兄弟》太差了,是為市場寫作的小說。這部小說裏,男人總是重複地看女人的屁股。作為一個男人,我對這些一點興趣都沒有,看他的小說讓我感到無聊。”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莫言的小說裏,“在莫言的《酒國》裏,男人碰到女人,女人胸部很大,他就想摸一摸。”他說餘華太成功了,他在美國有代理,所以他可以什麽都不考慮。他比較喜歡餘華作品中的人道主義。格非的《迷舟》不錯,但後來的作品不喜歡,都在講故事。蘇童有同樣問題。孫甘露在是在玩文學。
他說王安憶是個好作家沒有問題,但她是不是個大作家就很難說,格非也是這樣。原來他特別希望王蒙、莫言能成為偉大的作家,現在看來他們問題很大。
顧彬認為殘雪的作品在模仿。她模仿誰?魯迅、卡夫卡或喬伊斯?能說貝克特模仿卡夫卡或喬伊斯嗎?最多隻能說借鑒、化用。殘雪與以前的作家不同,和卡夫卡的荒誕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識層麵不同,更多的是寫人的潛意識,又沒有《芬尼根守靈夜》那麽極端。她是西方評論界最為重視的當代中國作家,作品在國外被翻譯、出版最多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說成為美國哈佛、康奈爾、哥倫比亞等大學及日本東京中央大學、國學院大學的文學教材,作品在美國和日本等國多次入選世界優秀小說選集。
很多人覺得阿城是奇人,但顧彬認為阿城“現在什麽都寫不出來,如果一個作家什麽都寫不出來還是作家嗎?我怕他不是作家,是在玩文學。”阿城去寫電影劇本,但在顧彬眼裏那不是文學。阿城在八十年代是非常優秀的作家,他的《棋王》、《孩子王》、《樹王》寫得好,作品的思想底蘊和美學情趣交融在敘述之中。阿城對寫作抱著特別執著的態度,要進入狀態才寫,不肯輕易為之。阿城很長時間不寫小說了,估計一直找不到感覺。顧彬說“我跟阿城一直有交往,我希望他早上起床以後,先寫好自己的東西,再寫劇本。如果從早到晚寫劇本,我有點接受不了,在德國,隻有非作家才寫劇本。” 嚴肅作家也許不會寫連續劇劇本,但寫電影劇本的有不少,格裏耶、杜拉斯等都寫過,《去年夏天在馬裏昂巴》還成為名篇。當然好的作家不會把小說寫得像劇本,故事裏更不能有好萊塢情節。阿城寫得太慢、太少,他和莫言是兩個極端。但他後來轉而寫劇本就叫玩文學嗎?還是他對小說太認真了。
顧彬說歐洲的當代作家寫小說通常都寫一個人,莫言的小說一寫就是幾十個人,這讓人受不了。中國作家都喜歡寫得很長很厚,中國當代小說家,他們不會寫人的內心,他們根本不知道人是什麽。他們寫的都是人的表象。他們根本不是先鋒,他們是落後的。中國的當代小說家寫不出一個城市的味道來。王安憶寫上海,她寫的是一個非常抽象的上海。中國當代小說家喜歡講已經講過的故事,他們沒有什麽想象力。他們不會少寫一句話,一定會多寫一句話。他們盲目自信,他們覺得文學可以玩,玩夠了可以下海。80年代一批很重要的作家,現在什麽都不寫了。
顧彬說我的論點是這樣:1949年之後的作家,能夠和1949年之前的作家相提並論嗎?我的三個標準就是:語言的有效性、生活觀,以及形式。我是老一套,我的標準是1945年以前的,都是現代主義的。我討厭後現代主義。從這個角度來說,我的批評是有問題的。我認為語言應該是美的,我要的是深度。後現代主義卻不一定這樣認為。我要的是新的語言、新的形式、新的世界觀等。我希望寫出非常複雜的東西,我自己的文學作品就很複雜。
顧彬的結論是:中國當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內在力量,他們的力量都去了哪兒?以前是政治,現在則賣給了市場!
美景是古典主義者。
這個顧彬, 自己不寫, 專評啊?
至於小說家, 真沒覺得哪個好。 隻有曹雪芹, 百看不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