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凸雜談
才高五鬥不覺恥，水灌一壇隻作癡。凸情不枉君付意，子誌難琢我化石。
凸子隨報：Obamacare和中國夢
Latest polls show Obama's job approval dropping to new lows these few weeks, around the 40 mark. Although Bush's had been around 30s by the same measures near his closing day, Obama's is a bit scarier if he is to be compared with Clinton, his immediate blue predecessor whose approvals had been consistently above 50s. China, the globally other of United States, is bookmarking his dream of an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renaissance, sounding more than a historical come-back.
奧巴馬的肯定率從上任時的60多降到40以下，花了五年。克林頓當年就任以後，僅用了一年時間把自己的肯定率降到40以下。這並不是說奧巴馬就比克林頓能幹。其實他兩大同小異，因為他們的手段都是搞醫療改革。你可以舉出很多不同來，比如誰來承擔投保的責任，但是最終的目的一樣都是讓更多的本來買不起保險的人有保險。如果企業承擔投保的費用，那麽他們必然和保險公司討價還價，以受保的利益來交換保費。如果個人承擔投保的費用，那麽政府必然要提供更多的貼補，而這些貼補隻能從稅收中來。兩者的本質，都是一條，要動目前保險市場的主體受益者，那些中產們的利益。
商業社會模型是一個數學悖論
目前在全世界盛行的商業社會模型，其基礎是一個根本的數學悖論。也就是每一個體都可以享受到生產發展的帶來的財富，而且這個財富價值會不斷增長。這個道理就像凸某的2008-09年的舊文〈世界還是圓的〉係列中所說的情況一樣，隻不過那篇裏講得的是資產的證券化。對於商業社會這個更大的社會模型，讓它這個財富價值假象在現實中有被觀測可能的兩個基礎條件是：一是個體數量不斷的增漲，而且最好以正加速度增漲。二是交易速度不斷加速，而且最好也以正加速度的方式加速。
這個道理都在一個簡單的公式：V=L*P，即一定時間內產生的社會財富總量等於個體勞動創造的平均價值(L)和個體數量(P)的乘積。個體的增量決定了全社會勞動的總價值增量，這是顯然的。決定個體勞動的平均價值因素說起來比較複雜。價格水平很顯然，然而更根本的是交易速度。交易速度越快，生產和流通周期越短，個體同質勞動的重複次數就越多。即使交易價格不變，個體在單位時間內的勞動價值也會提升。在交易速度明顯增速的時候，個體對於自身勞動價值的自然升值需求，主要通過交易速度帶來的交易量得到滿足，因而很可能導致單價的下降，全社會就在勞動生產率和流通效率的提升中，感受財富增長，而不主張提價。工業革命和網絡革命的都給人類帶來過這樣的結果。但是，交易速度不能顯著提升的時候，勞動者對於自身勞動價值的自然升值需求要很大程度上要靠交易價格提升來得到滿足。
商業社會，或者說整個人類社會在進入資本主義以後的400多年裏，主要是本能地挖掘交易速度增長的潛能。從全球資源重新配給開始，再經過生產環節的效率提升，然後到流通效率的提升，再到如今已經盛極而衰的以寅吃卯糧為本質的資產證券化，都是在交易速度上的工作。價格因素（通貨膨脹）也被微量使用著來保持商業循環的暢通。
醫保這個子係統的數學模型，主要是在個體數量上下功夫。它的方式是在整個社會全集裏，分割出一個小的群體來，這個群體先投保。然後不斷從社會全集中招募新個體，以新進個體貢獻的價值來滿足原有個體的保險利益和保險體係的利潤。醫保和證券市場，一個是拆東牆補西牆的老鼠會，一個是寅吃卯糧的空中樓閣。當這兩個商業社會的子係統的利益被糾纏在一起的時候，一定時間之內人們看到的是不斷增長利益，但看卻不到他們加速商業社會結構性崩潰的終極結果。即使能看到了，也很不願意看到它，於是寧願暫時把它的Doomsday本質先忽略掉。共和黨和民主黨，是分別選擇了保險和證券市場作為自己執政的主要手段。證券市場遇到的終極問題，是交易速度再快也改變不了社會資產總集的淨現金流是零的現實；而保險的終極問題，是可投保個體數量是有限甚至下降的。
調節自由離散度是社會政治的主要手段
中國人和美國人遇到的是同樣的問題的不同的階段。所以中國人的答案也不一樣。對於勞動者個體數量的問題，中國人的答案是城鎮化。對於交易速度的問題，中國人的答案是政府直接幹預投資、生產和分配這三個環節。流通這個環節暫時還是讓無形之手主抓。從2008年以來我就喜歡對比中美國民經濟問題的主要差異。當我看到的是以上這個差異的時候，我的心情是很不滿意的。因為靠這個答案解釋未來中美兩國之間的國勢的差異，基本還是解釋不了。這個答案的問題在於它還沒有抓住根本的東西。而這個根本的東西在哪裏呢？
我的2006年的〈我與民主的對話〉係列裏，曾有一個描述社會平衡的關係式： 自由+公正<--> 效率+公平。中美兩國的內部社會，都經過了過去30年的市場全球化和資產私有化，結果是[自由]和[效率]很高，但[公正]和[公平]很低。這個[自由]是個體見的自由離散度，而不是絕對自由度本身。[公正]指的是個體之間橫向比較之後的主觀滿意度，[公平]指的是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程度。帶來中國社會高效率的原因是中國改革政策帶來的高自由離散度，即有人擁有的自由過分地高出社會平均水平。所以中國的公正和公平問題都很嚴重。
各自的問題都在於自由離散度過大。解決這個問題，答案都是先把自由度過高的少數人打壓一下。美國的解決方式，著眼在了社會的中、低層之間的矛盾。由中層全體出讓利益給底層，而不是先從社會的高層層麵上搞起來。這個差別是因為美國人覺得高層內部已經每四年自己搞自己一下了，就沒有必要再搞別的花樣，人民看上去轟轟烈烈，壓抑的心情得以舒緩，公正感提高。但其實不關高層利益的痛癢。所以美國人把手段集中在中、低層之間的矛盾上。中層內部，或者低層內部的矛盾，僅限於每四年一次的投票差異上，不是層內的站隊左右之間的利益分割、轉讓。
而中國這兩年的政治鬥爭在高層，觸及的也主要是高層。比如鐵道部和重慶的事情。重慶的事一分二。打擊高層的少數人的方法，是重慶先搞起來的，後來先搞的那一撥人也被搞了。社會的自由度調整，主要在高層內部搞，這是中國政治思維過去2000多年的一貫性特點。中、低層的任務主要是站隊。這用站隊的方式在中層或低層內部自然切分出來。於是高層內部矛盾轉化成全國人民的內部矛盾。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還在摸索一種更有效率、但平和的社會結構調整方式，從而結束過去的必須激烈鬥爭解決社會問題的局麵。
也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美國勢。美國應該越來越依靠中國，因為中國還有很大的財富生成和易手的空間。美國隻有靠不斷的剝削社會中層，來滿足高層和低層人們的需要。但這是占到人口60%的人群，你隻能利用他們的愚昧和不團結性。中國的財富易手，不僅僅在層間，還在層內。等到中國確立富國地位以後，全球超過50%的人口就已經達到富裕了。那時的商業社會必須，也已經在走明顯的下坡路。在 自由+公正<--> 效率+公平 這個平衡式裏，一個變量會帶動整個平衡產生根本的變化。那就是公正度，既橫向比較之後產生的滿意度。這個橫向的比較標準，將不在以財富價值作為唯一，或者主要的維度。想想看，還有什麽會讓我們產生主觀的滿意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