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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n article on Forbes today on its investing section. It talks about the liability of obsolescence in the tech world. Well, web world in particular, as it did rule out Apple in principle. What it says is a demographical behaviorial explanation to what I summarized earlier as the waves, tides and times. It meant that the executives who are born and raised as one generation don’t seem to be able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behavor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s a result, they obsolesce their business together with themselves.
這篇文章文學城也翻譯了,放在新聞裏。我是從這裏看到去福布斯讀了原文。我覺得他寫的很有意思,估計是因為我比較認同組織行為學的研究。我覺得有關社會學和行為學的東西,其實與中國的風水有很大的關係。
中國的風水,科學的理解,是把環境和行為中可以觀察到的發生都分拆開來,把主體所追求的和避免的那些發生(比如追求升官發財,避免死亡和病痛等等)當作結果,把結果之前的所有發生當作因素,然後在因素和結果之間建立一個相關性。然後,由於時間順序的暗示效應,風水師可以順理成章的把這個觀察到的相關性解釋成因果關係了。行為學和社會學,除了研究上更科學,因為這個相關性是有數據統計可靠的,還有就是他更會深入解釋why和how,而不是簡單的因為所以。
這篇福布斯文章講到的Liability of obsolescence,是組織生態學(Organizational .Ecology) 概念,指一個組織體在其老化的時候所表現的出來的兩個缺陷之一。另一個叫Liability of senescence,說的是組織機構的工作效率降低的問題。這一個Liability of obsolescence說的是組織機構的本身已經不適應外界環境。比如長頸鹿,脖子肌肉老化造成抬頭很費力,吃樹葉的效率就很低了,這是Liability of senescence。但是如果高樹都死光了,這個長脖子的肌肉再年輕再有活力也沒用了,還不如短脖子的兔子吃草方便,這是Liability of obsolescence。我不知道這兩個詞的正規中文翻譯是什麽。抱歉了,先用LO和LS代表吧。
在互聯網這個領域,yahoo早就已經被淘汰,google好像正處於被淘汰的過程中,雖然我還是個android粉。Facebook也可能也會被下一輪的移動潮給打下去。這些都是這個LO的存在。新一代的網絡潮和浪,應該是那些90後的行為特點所決定的。關於互聯網的企業如何LO,我不敢妄言太多,因為我沒有再這裏的任何一家企業內部供職過。有經驗的噴油可以具體說說你們看到的LO都是那些,比如google的工程師是否非常自我、技術決定、宅在辦公桌上那種;如果是這樣,那就不難說明為什麽google+ 會成為 一個ghost town了。比如微軟的新產品開發是否都必須考慮office用戶習慣;如果是這樣,那就不難解釋為什麽Win Mobile和Bing為什麽一直都非主流了。
這篇還要回到一個執政者的問題上來說說。這個我們大家都可以有思想,有說法,即使沒有具體的經驗。作為中國的執政黨,共產黨從建黨開始算起經曆過很多演變。知道思想的演變我就不說了,說說最近被改革派們提到很多的領導製度。從陳獨秀到王明的時代,1935年以前,那個時代最高領導個人的作用很誇大,盡管黨內不同意見很多,但是中央的決議是很容易統一的。毛澤東時代在解放前,領導製度比1935年以前更民主的。毛澤東的戰略正確性在這一階段形成,但他也很民主,不把自己誇大到陳獨秀和王明的程度。建國初期的集體領導是延續1935年以後形成的領導體製的,一直到1960年,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這些其實都是集體領導的決議結果。應該說那以後毛澤東對領導層的決議主要行使的是否決權。1960年以後,持毛澤東反對意見的聲音越來越弱,領導製度成為事實上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集中屬性了。1980年以後,這個領導製度又在不斷從集中向民主變化,盡管變化是有限的從5人到7人再到9人的程度。
LS和LO在這個領導製度上都有。先說LS,就是效率的問題。領導層的工作是做戰略決策。人數越多,決策的過程就越複雜,決策的效率就越低。因為意見很難統一。2004年以來的房市調控就是個效率極低的例子。因為房價沒有到生死存亡的地步,調控的決策都是概念性的,沒有行政的考核,導致執行沒有力度,越控反而越漲。直到2010年,房價已經有動搖社會穩定的程度的時候,這個決策才具有足夠強大的執行力。從2004到2010,這個核心的決策花了6年多才取得全麵的共識。金融改革,從提出來那是朱鎔基在1999年。現在13年了,私人借貸都已經到了3萬億的水平了,全國房地產業貸款的總量也才9萬億。金融改革才開始在溫州試點。這個LS,我的理解是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最後一定是逼得快渴死了,大家都飛奔出去取水,各喝各的吧。
LO。當前領導製度裏有哪些設定其實已經不適應中國的社會條件了呢?我們可以不提年齡問題,不提學曆問題,不提性別問題,不提5年還是10年的問題。隻說這個內部選擇機製問題。這是個不公開、不透明的機製,最後入圍的人在之前都不被人們熟悉過。被人們熟悉,是不必要的,因為人們手裏都沒有選票。最關鍵的因素,人們事後隻能猜測。那麽有條件、有進取心的人,隻能采取非選舉的手法爭取入圍權。這些非選舉的手法,隻能是內部運作拉關係了;如果被人詬病則成了結黨營私並有叛黨野心。這也是被這個體製逼的。現在社會的這個現狀,領導體製仍然是內部關係平衡結果,這怎麽能不過時,不突出LO?
領導體製又說要改革。我不去試想怎麽改,隻提出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領導產生的機製是不是要以公開透明的方式選舉產生?當然不一定是選舉,有創造性的可以保證公開透明,但不以投票選舉為形式。第二個問題,如果是選舉產生,是讓7000萬黨員投票,還是讓全民投票?第三個問題,如果讓7000萬黨員選舉出來的人做國家領導人,他的合理性如何定義呢?這恐怕不是簡單的一條“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這麽簡單的憲法規定問題。憲法有這一條的時候,那些為新中國拋頭顱灑熱血的人還在,人們願意信任他們,對他們有感激之情。現在的黨員,50-60-70這些人,身上已經不可能再有人們的信任和感激了,信任隻能是實幹來贏得的。你天生執政黨的地位,如何就讓人們認可呢?你內部相互搞,我相信搞下去誰,人們都不會覺得冤枉。但是你偏偏搞下去一個會幹事的人,那你這個機製怎麽算的上適應社會大環境呢?
互聯網領域的浪潮3年,5年,10年,我看得清楚。社會政治領域的浪潮,30年河東,30年河西。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