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凸雜談
才高五鬥不覺恥，水灌一壇隻作癡。凸情不枉君付意，子誌難琢我化石。
重慶的事情，雞毛蒜皮的部分惹眼，實質的東西沒有幾個見的。大家都喜歡Gossip。這裏節選2月份的幾貼。供參考：
1。選自2月8日《凸子塵報：因為愛情，休假式治療和三州初選》
“接著傳來成都和重慶的消息。有說打黑英雄王立軍叛逃的，有說王立軍實名舉報薄熙來的，等等謠言五花八門加上重慶官博稱休假式治療。然後人們等著孔和尚出來評論了，但我不知道孔有沒有膽子說點什麽。不管他怎麽說，那都是非專業選手跨行業競爭。孔和尚是個文學業者，或者說文化領域的東西他還可以說說。但是你讓他評論政治那就靠近瞎掰了。還好沒有人要求讓孔和尚評論國家產業政策，那肯定純粹瞎掰了。
中國社會搞政治的人，你在中低層麵的時候，對立麵不夠廣大的時候，政治的決定因素是站隊和踩人。站隊就必然踩人。決定站哪個隊，踩哪個人一定要想好了，然後還要給自己留條退路。否則萬一站不好踩不準的話，自己就得掛了。到了高層的時候，你仍然必須站好隊，但是踩人的事卻不要幹，或者不能自己出手幹。位子越高的人，社會關係就越廣，越複雜。你踩了人家，即便是你踩得準，把人踩下去了，但是人家關係網裏你不可能一網打盡的。這就是將來的後患。踩人的事低層的時候可以幹，因為低層的人即使有關係的，也都還是有事就當替罪羊終極命運。高層人就不一樣了。王立軍幹的這個活，就是個踩人為主的差使。他靠踩人這個業務升到省部級就超高了，超出他這個職業可以承擔的風險級別了。這個可以說中國人社會的上層和中低層麵脫節的另一個方麵。
現在的關鍵是，你怎麽理解休假式治療這個問題。這說明王身上並沒有可以曝出來的弱點，比如叛逃問題。否則現在直接就可以臭了他，讓他的言行再沒有公眾價值。你看現在他工作過渡勞累才休假治療的，那就是近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級別了。這說明黨和政府是保護英雄的，將來英雄還有病好了出來的可能。否則的話，過兩天再出來說他叛逃，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嗎？要是定性叛逃，第一時間就得說了。你見過當年林副主席的事情黨中央給他留餘地了？要是貪腐或者生活作風問題，那倒是可以以後再說，那是需要慢慢調查才能查清的嘛！但是在王立軍身上是找不到這方麵的證據的。”
2。選自2月9日《凸子塵報：民主，穩定和中國政治》
“社會構架的演化，一直處於一個類似阻尼震動的運動模式中。從左到右，再從右到左。振幅不斷縮小，周期不斷縮短。”
“王立軍的事情並不在於政治的黑箱還是白箱，或者英雄還是狗熊，再或者18大誰上誰下。最吸引眼球的往往是表麵的故事情節。黑與白，是你看得懂還是看不懂的問題，你說美國的政治白箱吧，但是規則複雜五花八門，你很容易就不懂。你說中國政治黑箱吧，但是規則簡單，懂得的人多呢。英雄變狗熊之說，是感情用事了。18大誰上下的說法，是慣性或者流行思維。
王立軍的事情放在這個社會運動的大趨勢之下，根本不會影響中國的未來的左傾運動方向。隻看現在社會上的力量構成，市民數量超過農村人口。這麽多的城市中產，再加上後麵還有3億農民等著城市化呢。一個王立軍的命運，或者再加上一個薄熙來命運，根本不可能影響左傾運動的趨勢。就微觀上，王立軍即使官方確認有事了，也不會影響薄熙來的命運。王立軍出來了，休假式治療了，薄熙來在18大上位就是肯定的了。王立軍的社會形象會不會保住，就要看他將來的態度了。此人太過於急躁，處理問題不沉著。中紀委還是調查階段，還沒有定性呢。
中國現在不能深入搞政改，那樣就相當於繼續向右。向右30年以來，中國已經出了一大堆足以影響社會政治的寡頭階層。這個時候搞政改，獲利的一定是這幫人。那樣的話政治體製是改了，製度上看上去更民主了，但是結果會是人民慘了。這個時候可以左傾，收一收這些大既得利者的權利，然後在合適的時機上在來搞政改，就會有更好的結果。這個左傾的趨勢，就是要疏導人民當中的不穩情緒，用以來打擊那些寡頭。這個階段在中國做私營經濟的可能會比較累倒是真的。但是咱也不能站在小我的利益上就跟國家大事過不去。生意可以不做，自己有的吃喝就行了。
社會的向左是肯定的趨勢。所以薄熙來的上位就是毫無疑問的了。一中不上，還是二中、三中全會。總有的上的。王立軍看不清這個，可能就莽撞了點。他的這個莽撞，當然還有個原因。就是他自己對自己以前的很多事幹的都不是很安心。所以他需要心理上有一個強有力的支柱。這個支柱一旦在心裏動搖了，行動上就亂方寸了。”
3。選自2月23日《凸子塵報：Roemer，羅斯福和薄熙來》
“總結一下，即使民主體製下，也不會為代表大多數利益的改革者準備好他們所需要的社會條件。文化越完善，人口越多，當社會真得需要改革的時候，所需要的改革也就越複雜，複雜程度並非多數人所能理解的。這個複雜程度，經常需要每一個人放棄某種利益，換取另一種更大的利益。但是放棄的大多是眼前的，換來的大多是長遠的。人類對於損失和獲得所產生的心理感受是不對等的。一方麵，損失的痛苦程度隨著損失的大小呈加速增長，而獲得的愉悅程度隨著獲得的多少呈減速增長。另一方麵，當前的損失總是看的真切，因而巨大。遠期的獲得因為無法看到，因而微小。所以改革就越來越難進行，社會越民主，進行必須的改革反而越難。因為改革其實已經不是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觸動所有人的利益了。這就是美國如今的局麵。”
“就中國當今的形勢，30年前的改革已經進行了30年。這個時候繼續要求改革的人，雖然說的是改革二字，但事實上就是要求沿著自由的方向上在多出更多的自由來。這屬於保持既有政治方向的，就是右派，即強調繼續做大蛋糕的人。而這個時候要求收緊以前放開的部分自由，也就是說已經創造的價值需要重新分配一下，劫富濟貧向平均的方向發展一下，就是左派，即強調分蛋糕的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薄公的重慶模式，其代表意義於當今中國，就相當於羅斯福新政，或者王安石變法。而爭取所謂政治體製改革或者繼續做大蛋糕的人，其實都是過去30年的既得利益的代表毫無疑問了。
重慶以唱紅打黑的麵目開啟一個變法的時代，其實於當今中國來看有種既正常又悲哀的意味。真正意義上的變法革新的人，沒有辦法在最需要變法革新的領域裏直接入手，而是通過唱紅打黑的形式對既得利益者先來點旁敲側擊。唱紅打黑這中情感激勵，手段極端的方式對於目前中國向左轉的改革者來說，要算是最冒險，但也是最快捷的上位方式了。快捷，因為它站在道德的高度，不會有既得利益這敢於放明槍。冒險，因為它確實直接觸動的是反對者的人身安全，這是個人的利益的最基本的層麵。”
4。選自2月14日《凸子塵報：商鞅，王安石和張居正》
“曆史上這個向左轉的案例，經常是以變法的形式出現的。曆史上有很多變法案例，有名的當屬商鞅、王安石和張居正。這三個各有不同，有成功的，有失敗的，有死於非命的，有善始善終的。他們的共同之處，都是出於社會支配地位的大地主大資本集團的利益角度，以割舍本集團部分利益為代價，達到確保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從這三個古代案例應該看到的結論有二：
第一個結論是，人為的向左轉，是一個社會是否可持續發展的必然。右向的運動，就是社會利益的自由發展，是人類社會的自然。你放開了政策，什麽都不管，他們自然的就會這樣走。但是這樣走到一定的階段，肯定就會有嚴重分配不均和不公現象。這時候社會自身是無法自行調整轉向的，必須人為的力量加以調整，向左轉。重新劃定利益格局，回到良性的軌道上來繼續走。向左轉必須是人為的，向右轉肯定是自發的。所以確立一個社會的架構，確立一個政權的長久，一個不可回避的任務就是要為這種不斷需要的向左轉提供可行機製。美國的製度是提供了這種機製的製度之一。曆史證實，可以看看1933年的羅斯福新政。中國曆史上的各朝各代，雖然沒有提供這種政權內部的機製，隻是在自然上提供了可能。皇帝總有老死，新皇帝上台就是換人換思想的機會，但不是機製。
第二個結論是，機製的設定，最主要的是要達到權威和實踐上的有效統一。權威和實踐統一，比如商鞅變法和張居正變法，變法就得以成功，社會可以回歸良性發展。國家權威層和改革實踐層的統一是改革得以繼續的條件。王安石的失敗就在於沒有找到這個統一。張居正是通過耐性把自己培養成權威。但中國曆史上的王朝製度本質上沒有這個機製，在這個問題上是機會的，不是機製的。機製上的東西，少一些主義，多一點科學。比如，現在目前的中國政治體製裏，領導人一屆5年，一代10年，而他們的政治餘熱（卸任後的影響力）可能是20 年甚至更長時間。這個時間就過長了。向左轉最好以較快、較迅速地時間完成，商鞅變法10年，王安石8年，張居正10年，如果一屆領導人的本來就隻有8-10年，但從機製上來講，還必須與前任的餘熱共處的話，就不能保證社會有效的向左轉。領導人兩任八年製和卸任餘熱問題，是當前機製上應該盡快做的兩件事。”
5。2月26日博客文章《王安石給薄熙來的信》
宋人王介甫與薄公熙來書
某啟：新華六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悉公事有遐。既集上下變法者冥議，尤辨前後媒傳者構聞。未及書者，耽此二事耳。
今構聞日淡，冥者議決。古今變法，有除貧弱者若商君。有救衰微者若張文忠。今公領新華變法，綢繆於未雨，其勢與熙寧之時類。願以熙寧事與說。然，共勉之。弗然，某心惴惴焉。
嚐與神宗論朝事。曰，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何故也？以太祖獨見明，太宗承聰武，真宗守謙仁，仁英二宗皆無逸德，享國可也。而宋事過於百年者，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少堯湯水旱之變也。雖曰人事，實天助也。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愨，此其所以獲天助也。
觀新華六十年，以毛公獨見之明，外悍夷狄，內平中國，懲腐吏，躬簡儉。其功雖唐宗宋祖仍不及也。及鄧公，則承之聰武。平南越之變以複港澳之地，除苛止虐，終毛公之所失以開寬仁之經濟。自此，民生國泰世無可及也。然以江公之守謙仁，胡公之無逸德，故其有天助可比宋耳。
凡新朝日久，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親友群臣未敢議。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曆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嚐特見救恤。兵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四代姑息羈縻之俗。其於理財，更法濫而不行。故上者雖儉約而民不富，政者雖憂勤而國不強。秦漢唐宋皆如是，所異唯速數耳。
觀爾世事，人民徙役以求生，仕吏忘公以逐利。勞勤製中產仍奴於居債，奸黠藐法度屢發於市盤。窮困者及病老無可就醫，富貴者雖貪奸得以傳名。求學者不見真知而趨勢利，為師者隻圖資財而無德行。夷狄長據強理可越錢貨，國民既承累賦且失生活。此雖弱宋亦莫可及也。依故宋事，今法之不變，國之不存可待也。
而變法者何謂？以當削權貴而給人民。欲給之人民，必先削之權貴。權貴不削，兼並不減，則庫府見空，給民者亦無可繼也。熙寧變法六年，出八法。以青苗、水利為領，均輸、方田為宗。方田之宗，蓋以明責兼並之實以減負佃民之累。公治於渝，掃黑鋤奸則權貴無以張，平市助困則人民有以依。是為削貴實可證，給民尤可效。雖有否論，不足憚也。
昔商君人亡政存，張文忠人亡政息。各雖不同，皆終於人事。人事不調，蓋變法之大忌。熙寧初，唐埛矯言爭聞。某因薦對。賜進士，留為禦史。數月見輕脫。上欲以為諫官。某使以本職同知諫院。埛果怒某易己，奏二十疏。不中出。因強請對。具六十條，蓋以專作、擅權誣某，以亂朝聽。輕脫者，重己私而輕國家也。是以國家之利有恒而己私之欲無常故也。輕脫者，言行必亂視聽以潛行私欲。凡欲亂視聽者，無不言之洶洶，具之鑿鑿，使奪人之聲而行己之意。更有出規者，神宗既辭而唐埛強對也。司馬君實嚐謂某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唐埛之於君實尤不同也。君實之謂，其論雖誤，其理尤正。唐埛之誣，其論即誤，其理尤狹。今聞有王立軍入外館者，蓋與其類也。故以埛舊事告，請為卻誌短而輕脫者，此變法之利也。
某嚐書於司馬君實。曰，人常習於苟且。而為官不恤國事，以媚俗為善者多哉。變法者必不以怨改其度，不以故見其悔，日省人事，膏澤斯民，則變法之事可成。華夏幸甚！
悠悠千載，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P.S.關於唐埛:
唐埛當官之初，言詞堅定支持變法，他曾說，“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韓琦是仁英二世的老臣。其在宋朝仁、英、神三世之間的穩定傳承起過關鍵作用，可與70-80年間葉帥的作用相媲美。但韓琦也是王安石變法的最大反對者。當時王安石剛剛參知政事，唐敢說王安石都不敢說得狠話，可見這個唐埛想要拜王安石門下的決心有多大。王安石錯誤看重唐，任其為禦史大夫。但後來唐因為被王識破其本性，沒有讓他出任有直接跟皇上說話權力的諫官。但王還是留著他做禦史一職。之後，唐懷恨王安石，先後上20個奏折討論變法時政，神宗沒有理他。他就出奇不意在一天朝事後，長跪請對。神宗說改天，他就不起來非要當時對。於是他當庭職責王安石專作擅權，具列罪狀60條。王安石為了證明自己，隻好馬上請辭。幸好當時神宗還能明辨人事是非，才沒有讓唐的陰謀得逞。
王立軍今天突然越軌進入外館，和唐埛在神宗不準的時候長跪不起非要請對，其實是一個性質。都屬於誌單具才能但誌向輕脫者的出規行為，目的是圖奪人視聽。這類人多才少德，己利為上，但敢作敢為，用好了可以充一時之用，但時間長了總會弄出麻煩。古今這類人的例子也不少。比如三國時的楊修，明末的吳三桂，還有張國燾、汪精衛等。
要試著把一個看似如此如此的事情，放在大的圖景之下觀察。人類對於自然的認識的缺陷，總值因為我們現有的視角過於窄小，進步也是因為視角不斷擴大的緣故。即使對於物質無限可分這類微小的事物，也是因為視角的擴大而不是縮小才進步的。所以對於社會問題的認識，一定要跳出習慣的視角，放大視角。
你就是那種認為民主就是要至少以貶低whoever當權者的人格來換取的那一類人。
凸子塵報是博主的專刊嗎？
國人已深受毛害，對薄的伎倆和本質會有清醒的認識，不會願意“再吃二遍苦，再造二茬罪”。
王立軍事件如同林彪事件，曝露了薄的內幕，揭穿了薄的障眼法。
王立軍和薄稀來是一根繩拴的倆螞蚱，貶低王立軍也抬高不了薄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