瀟湘晨報辛亥革命100年特刊 晚清“四民”社會秩序逐漸解體 反政府勢力泛起
(2010-11-03 11: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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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民”社會秩序逐漸解體 反政府勢力泛起
圖片一:1869-1871,廣東,兩位商人和他們的助手。左邊的商人身穿當時隻有王公貴族才穿的貂皮大衣。圖/fotoe
圖片二:1870年前後,上海,吸食鴉片的人。此為擺拍的照片,當中表現了當時中國人吸鴉片的幾種方式。圖/fotoe
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除了“官”之外,就是“民”了。所謂“民”,就是“士”、“農”、“工”、“商”,由他們組成傳統“四民”社會。其中,“士”為“四民”之首。
清帝國晚期,“士“失其位,“四民”社會秩序逐漸解體,劣紳、紳商、學生、無產者等新的社會群體紛紛出現。尤其,傳統“別於四民之外”的“兵”,開始向社會權勢中心地位崛起。從傳統的各種會黨遊兵,到大規模的造反之兵,到曾國藩時期的“紳軍”和“軍紳”,再到新式軍事學校之學生和士兵等等,以至於近代思想啟蒙大師嚴複幹脆以“兵”換“士”,而以“兵、農、工、商”作為國家社會的新的基本構成。
事情的發展誠如梁啟超所言:“中國素未與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國際漢學大師費正清也指出,甲午戰爭以後,“軍隊越來越被奉為國家的楷模,甚至被視為先導。”及至辛亥首義,更是在清朝武昌新軍中打響的。
文/瀟湘晨報記者曾鳴
以“民權”的名義,士紳走上反清道路
士紳的特權
如果你是清朝110萬名士紳中的一員,那麽,你不說,我也能看出來。
是的,你彬彬有禮,飽讀詩書,但我從外貌上也能認出你來。你一般穿著長袍,留著長指甲——就像孔乙己力圖成為的那樣。除此以外,你要是生員,你冠帽上還可以別一枚純銀簪,你要是舉人或進士,你可以戴純金簪。要是你不僅是進士還當了官,那我也知道那金簪上麵的更多名堂,比如添點花紋,上鑲寶石中嵌珍珠……
你有特權。犯了事,縣官辦不了你——你被處置之前,首先要被褫奪紳銜,而縣官又幹不了這個,因為你在組織關係中是本省學政的人,而學政可與總督、巡撫分庭抗禮;其次,你不用勞役……每年交稅,你總能想方設法少交一些。
你走到今天這步並不容易,要像練級打怪一樣逐層考試:每三年兩次的童試通過了,是“秀才”,成為“低級士紳”;鄉試通過了,是舉人;再連會試都通過,好,牛逼,你是進士了。全國年均新進士的人數不到三百,一旦中選,是絕對的成功人士。
進士的平均年齡在35歲左右。但考了一輩子什麽也考不上的人也是有的。曾國藩的爸爸就到43歲才考上秀才,然後他就把希望交給兒子去了。這種希望是社會流動的最大可能性,是窮人不造反就能改變命運的稻草。有37.2%的進士,祖上三代都是文盲。
你是紳,不是官,但是比官還重要。那會兒一個州縣人口在20萬上下,可一個縣的官,連20人都不到。由於“回避法”,這官肯定還不是本地人,所以,他全得靠你,你是官府和百姓之間的中間人。你在地方上的責任重大,鄰裏之間鬧事打架了你得勸,集資修路造橋疏通河道修繕廟宇,都交給你。
趕上災荒,你要開粥鋪賑災,趕上兵災,你得組織鄉勇率隊赴敵。還有,你有文化,私塾的捐資和地方誌的編纂什麽的啊,也都拜托你。你還是道德楷模,要組織村民進行思想學習,主要是傳誦康熙皇帝的“欽頒十六條上諭”——“第一條,敦孝弟以重人倫;第二條,篤宗族以昭雍睦……”記住了,每個月念兩次。
如果說州縣官代表正式的權力,那你就代表非正式的權力。你是地方唯一有力量的集團,也是國家最重要的集團。你知道有人怎麽稱呼中國嗎?“士紳國家”。就如清末民初時賢熊希齡所說:“紳為人民之代表。”在近代中國“民權”倡行之初,“紳權”是最實在的內容。
士紳的出走
你住在鄉裏,田園牧歌是農業社會的正道。但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也是一種趨勢,畢竟城裏文化高雅,又熱鬧。你一般在城裏有另一套房,兩頭走,城裏饑荒時你就下鄉,鄉裏鬧兵災你就進城。
19世紀中期,發生一樁大事,加速了你去城裏的步伐。就是太平天國起義,那仗打起來看上去是沒完沒了。你漸漸在城裏頭不回來。你的出走對農村造成了深刻影響:鄉村學堂少了資助;農業沒士紳關心了;每個月兩次的思想教育也沒人幹了,傳統禮教,漸漸崩壞。阿Q這樣的人物再調戲吳媽,就沒人主持公道。
你走了以後最麻煩的事情在於,鄉裏沒有社會領袖。被你拋棄的農村社會失去了和官府聯係的中介,農民兄弟們又不會寫字,再沒有人以書寫的方式來反映農民的利益和訴求……所以,農民的生活一旦陷入絕境,留給他們的出路就隻剩下一條:造反。大清的統治基礎——鄉村社會,動搖了。
在你離開以後,你和那些你曾經庇護的鄉民都發生了變化。你成了劣紳、軍閥、資產階級,或者地主寡頭;他成了貧民、無產階級、流民……你們在曆史的岔口分道揚鑣甚至反目成仇。“紳民衝突”出現了:1904年,廣東陽山民眾提出了“抗官殺紳”口號,1910年廣西全州民變時打出“官逼民反,紳逼民死”的旗號。在你們再次認識並和解之前,社會的秩序是缺失的。
所以,辛亥革命作為一次城市起義,它的母親其實是農村。正是農村共同體的鬆散,社會發生了空前變化,導致這個古老的農業帝國轉而向西方尋求建立政治組織和新的技術。
士紳的背叛
也有的士紳仍然留在鄉間,還是在讀書和做學問。但作為讀書人的士紳也在起變化。
1905年,朝廷廢科舉,士紳開始走向新式學堂或者留洋。清政府本來希望你們在學習了新知識以後,還是像以前一樣,能夠熱愛並維護舊體製。不幸的是,你們走向了反麵。如史家餘英時所說,“西方理論代表普遍真理的觀念”已經“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
1905年7月,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出席的70來個人全部都是留學生。這一年,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已經超過一萬人,他們大多成了民族主義者和革命者、反清運動的核心人物。
國內的情況則是:1911年朝廷完蛋的時候,有現代學校87272所,學生近三百萬。新式學校除了傳統綱常,還強調集體努力和紀律,這讓學生認識到自身力量和集體行動的威力。於是,學生們學會罷課和抗議,在辛亥革命中衝勁十足,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消亡中的士紳集團也對清政府不利。在士紳不再作為傳統的特殊集團把持社會後,士紳們和朝廷不再因為支持同一種政治製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而團結在一起了。1909年,各地谘議局經選舉成立,谘議員中有89%的人是有舊功名的,以至於“興民權”變成了“興紳權”。
按道理,“士紳”變成“權紳”,是對朝廷最保險的情況,誰知道他們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跑到北京去請願,要朝廷速開國會。當局部分妥協,宣布將預備立憲從9年縮短為6年,接著,他們再次觸怒士紳:新成立內閣中11個部長隻有4個漢族人……多為漢人的老派士紳遂也成為了他們的反對者。
幾場叛亂,農民死亡七千萬之眾
農民的傳統
如果你是清朝的農民,我祝你生在雍正年間或者乾隆年間的上半葉(1723-1775)。據法國史學家謝和耐稱,這會兒你能比法國路易十五時期(1715-1774)的農民過得滋潤。
首先,你吃的不錯。在西方進行工業革命時,中國正在進行一場農業革命。紅薯、落花生、高粱、玉米從美洲被引進,一年四季,它們都能在貧瘠幹旱的地裏種出來;康熙皇帝1712年免去丁稅(人口稅),你每年能省下8到9兩銀子,餘錢很可能比法國農民要多一點。最後,那會你受教育的權利也較好,讀好了書能當官,不像法國政權都被貴族把持。
你當然知道皇帝,但他對於你隻是一個符號。你若不去趕考或造反,村鎮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你熱愛趕集。一個健康的農民,幾年的時間一般會趕千把次集。你們去那裏購買生產生活必需品,參加廟會,逛燈市,或者去找媒婆以物色外村的老婆。
太平年代裏,子孫繞膝是件幸福的事情。從16世紀引進紅薯那些美洲作物開始,到1800年,中國的人口從一億半增長到三億,人口密度明顯高過同時期的歐洲。可是禍兮福所倚,中國古代在財產繼承上通行諸子平分,子孫一多,田土就不夠,危機遂慢慢出現。1661年到1766年,全國耕地隻從5.49億畝增加到7.41億畝——人口翻番了,田土的增長不給力啊,連一半都不到。
從此往後,除了頭發,你的生活裏就很難再找出長過法國農民的東西了。
農民的破產與農村的瓦解
當人口的壓力超過了土地能夠承受的範疇時,好日子就到了盡頭。1799年,乾隆眼看著要跨世紀的時候駕崩了,留給嘉慶一個和珅和三億子民。嘉慶賜死了和珅,卻拿吏治的敗壞沒法,他更加不能解決人口的壓力。
按照中國的曆史傳統,這時除了移民,死一批人在所難免。1796年,白蓮教造反,成為清代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之後三合會暴動和苗民造反什麽的都來了,嘉慶皇帝治下的25年間國無寧日。
這麽著,進入19世紀了。鴉片開始影響農民的生活。千萬不要以為你不抽這東西,它就和你沒有關係。
抽鴉片要花錢,雖然不花你的錢,但一個客觀事實是,1828年到1836年,鴉片貿易導致3800萬兩白銀外流。再加上其他原因,銀價開始上漲,銅錢跟著貶值。農民手裏差不多全是銅錢哇,交稅時一換成銀子,立馬虧死。1820年,一兩白銀值1000銅幣,到1845年,就值1600銅幣了,再往後,還創下過1∶2400的新高。這25年間,就算政府不多收一分錢稅,你的負擔也增加了至少60%。
朝廷決定打仗,當然打輸了。簽下的《南京條約》又跟你有何聯係呢?上海成了五個通商口岸之一,貿易中心從廣州轉移過去。從1845年到1858年,廣州茶葉出口量從7600萬斤降到了2400萬斤。茶農、船民、販夫紛紛破產。
1850年,太平軍起義了,數萬叛軍多數是破產農民和失業的船民、販夫。從此時到1878年,撚軍、貴州苗族、雲南回族、陝西甘肅回族、新疆回族紛紛叛亂。他們都由過不下去日子的貧民組成。這幾場叛亂死亡的總人數約七千萬之眾。
大流血減輕了人口壓力,農村的缺地問題得以緩解,而同治年間的農業稅收也較太平軍反叛前平均減少了30%,如此,到19世紀末以前,再沒有農民騷亂。
平安裏潛伏著新的危機:農村共同體繼續鬆散,大量農民流入城市。他們在無家可歸、無以為生後,半無產階級產生了。1902年四川七八十縣遭受旱災,破產的饑民達幾十萬。農村傳統的互助體係和政府的救濟對此都無濟於事,他們被鄉村拋棄的時候也擺脫了政府的控製網。保甲和鄉約製度不能再約束他們,這些農村苦力、遊民、乞丐,成為鴉片、賭博、賣淫等社會公害的犧牲品,並成為秘密會社和民眾運動的後備軍。如三合會就主要吸收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
在大量士紳和農民都離開農村後,傳統社會體係就這樣從上、下兩個方麵一起瓦解。不僅上層階級經曆了變化,一個邊緣的平民階層也戲劇出現:他們不受法律管轄,不受社會控製,不受秩序製約。這種力量又反過來對社會機構進行衝擊,加速它的瓦解。
工人慢慢和民族主義先進詞匯扯上關係
清朝的工人分兩種:傳統的手工業者和新興的無產階級——產業工人。你是前者的可能性非常大。上海西南部的鬆江,有20萬棉紡織工人;鄱陽湖東的景德鎮,有好幾萬陶瓷工人;散布在長江流域的茶莊,雇工動輒達幾百人。更多的手工業者是家庭個體戶。事實上,大部分產棉區的紡紗和織布都是由個體戶進行的。
鴉片戰爭前,手工業在對外貿易中所向披靡。1571年到1821年,歐洲從南美和墨西哥進口的4億銀圓,有一半花在了中國,全買了手工業產品。到19世紀80年代,手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
鴉片戰爭以後,外國的手工業所向披靡。1880年後的二十年,中國變成了手工業產品的進口國,英美的棉織品和煤油橫掃城市與鄉村。由於印度、錫蘭、日本茶葉的挑戰,1887年時,中國八成的茶山被荒棄。
如果你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手工業者,我祝願你在火柴廠、肥皂廠、卷煙廠、玻璃廠或者絲織品廠做工,這是為數不多效益還算好的行業。千萬不要辭職,找工作的人太多了——1912年,你的隊伍已經增加到了1300萬。哪來的?農村破產者。
產業工人是新鮮事物,鴉片戰爭後才出現,主要分布在廣東和浙江,還有香港,那裏洋人的造船廠和修理廠需要大量工人。1894年的時候產業工人隻有10萬人,到了1912年也隻有66萬。產業工人很辛苦:每天吃一頓飯,工作11個小時,兩周休一天。不過賺的還可以,1867年的江南製造局,工人收入是農民的四到八倍。
工人們沒有任何權利,但是可以爭取。在1900年到1910年,有案可查的罷工有47次,有時候為了更高的工資罷工,有時候則因為百日維新、義和團、抵製美貨這樣的事情。工人慢慢地和民族主義這些先進詞匯扯上關係,但總的來說其人數還太少,力量還太弱,加上親屬,也不到全部勞動人口的百分之一。
“買辦”與“紳商”步入“官洋夾道”
我想你不會是商人,你怎麽願意做一個清朝的商人呢?有錢不僅不是大爺,反而是社會最底層的人。士農工商,老末。隻有外國人才羨慕你,比如馬可·波羅,他說中國的城市是怎麽熙熙攘攘的時候,對你的感情顯然是正麵的。
但你可以買個尊重。比如捐個功名,甚至捐個一官半職。在清代,有一半的官員,都是買來的。1890年以後,政府每年出售官爵的收入穩定在500萬兩左右,占總收入的4%。
其實,大家還是很願意做一個商人的。原因很簡單,人口在增長,科舉名額卻沒有跟著增加。“棄儒就賈”出現了,社會上就已流行一種說法:“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也十之九。”
到鴉片戰爭前後,你開始與外國人打交道,並有了新身份。好聽一點,叫“買辦”,難聽一點,叫“漢奸”。1839年12月,林則徐宣布禁止同英國通商,就斥責那些繼續從事貿易的人為“漢奸”。他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中認為,最壞的敵人不是英國人,而是和英國人來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林則徐輕蔑地對你的同夥——怡和行第五代人伍崇曜說:“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錢,隻是要你的命,如此而已。”嚇得伍老板向北京送了大批錢財,才撿回一條小命。
1895年,清朝輸掉甲午戰爭之後,朝廷終於意識到國家需要實業,在政府鼓勵之下,士紳從商的情況大增,陳璧、沈雲沛、陸潤庠及張謇都投入商人陣營。他們可都是進士出身,其中陸潤庠和張謇還是狀元。——甚至,連皇帝的老師翁同龢(也是狀元),也安排兒子和侄孫去從商。等到1900年,你又有了一個新名字,叫“紳商”。
不過,紳商裏,從事實業的並不多。直到清朝滅亡的1911年,全國做製造業和礦業的商人,也不過600人左右。但如果你以為做回傳統的手工業商人更保險,那你就錯了。
以紡織業為例:你的難題首先來自於籌措資金,日本企業能拿到充足的貸款,年利率3%,而中國銀行要10%;然後,日本企業由於和輪船公司達成了協議,印度運來的原棉價格比你要低30%;最後,等這些資金和原料做成成品在中國銷售時,日本產品還不用交厘金。結果就是,你的棉織品比日本要貴114%。
因此,你的特點出現了,你不僅要在商場上對抗外商,無能的政府也成為你反對的對象,因為它不能為你提供保護。你支持民族主義,要求參與管理租界、海關和製定關稅,你們還抵製洋貨,建立商團以反對外國的控製。
1905年到1911年,中國企業的資本在艱難中增加了兩倍,一個屬於你的階級開始出現——資產階級。而基於之前所敘的特點,在之後的立憲運動中,你始終采取了反政府的立場。
(參考資料:費正清劉廣京:《劍橋中國晚清史》;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奮鬥》;謝和耐:《中國社會史》;錢穆:《中國曆代政治的得失》;呂思勉:《白話本國史》;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張鳴:《鄉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過程中的農民意識的變遷》;王先明:《曆史記憶與社會重構——以清末民初“紳權”變異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