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凸雜談
才高五鬥不覺恥，水灌一壇隻作癡。凸情不枉君付意，子誌難琢我化石。
凸子塵報：抗震救災，今天你又捐了嗎？
周末看了央視的賑災晚會，感人！曆經大難的綿陽小姑娘在鏡頭前的堅強，綿陽籍主持人李家明的堅忍，和各界人士對於賑災捐款中的熱情。
今天再看新聞，網易再追加捐款到 1200 萬
瀘州老窖再向災區捐款 2680 萬
央視愛的奉獻大型募捐晚會收到捐款 15.14 億
蘇寧電器捐款 5000 萬
國美電器捐款 6000 萬
加多寶捐款 1 億
證券期貨行業捐款 1 億
… …
人們也有這樣的討論，年銷售 100 億的萬科才捐了 200 萬，
SOHO 捐款 200 萬，
阿裏巴巴隻捐了一元，
… …
巨大的災難之下，國人的愛心流露讓世人感動。聽到邵逸夫，李嘉誠，成龍，王菲，以及各界明星紛紛解私囊獻愛心的時候，，我除了感動還是感動。當聽到各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紛紛慷慨解囊，甚至不斷追加的時候，我除了感動，還有別的一點點想法。
Corporate Philanthropy 和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CRS ）
Corporate philanthropy ，或者叫 corporate giving ，在美國是個潮流。有規模的公司大多有這個 policy 。然而潮流的同時，它也是一個 controversial issue 。對於企業捐贈的問題，業內人士現在基本上放在一個更大的概念下理解，就是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CRS ）。 CRS 沒有一個統一的官方定義，據我了解，基本上包括三個方麵的社會責任問題：
第一個方麵，就是企業對股東的責任。這個責任，現在有很完善的 corporate governance 立法和職業規範。
第二個方麵，就是企業對員工的責任。這個責任，現在也有很完善的 labor law 和 practice 。
第三個方麵，指的是企業對社會 / 環境的責任。社會涵蓋比較廣泛，客戶、社區、環境、國際等等都包括在這個社會概念之下。除了客戶責任、環境責任立法越來越清晰和嚴格之外，企業對社區的責任基本沒有係統的立法支持。目前的救災捐款，就是這一範疇的問題。
在 CRS 成為潮流之前，管理界經濟界對於 CRS 的看法，基本是否定態度的。企業的存在是追求利益，或者說股東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增加 CRS 的投入，比如各種捐款，提高員工福利待遇，加強環保投入等就會吃掉企業的利潤，從而損害股東利益。後來立法上對員工待遇和環保有了明確的規定之後，普遍的認識就演化成隻要達到合法操作的範圍，不應為提高本企業的 CRS 水平而增加成本。這是傳統的自由市場自由經濟理論的衍生觀點。政府和法律部門負責監管和立法企業自由市場行為。企業隻要在法律範圍內，就可以自由的追求本企業經濟利益最大化，而不應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對於很多由管理層，而不是股東掌控的企業來說，管理層的代理權職責，也要求企業不得亂花錢做經營外無回報的投資。
近年來 CRS 逐漸成為潮流。讚成一方首先從道德角度為 CRS 正名。他們認為，一個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將會得到社會的認同，員工會更積極的工作從而達到較高效率。客戶會更願意購買企業的產品從而擴大市場占有率。而由於企業在社會環境等方麵的善舉，使得企業及其所生存的社會都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狀態下存在，而那些不注意社會責任企業將逐漸被淘汰出局。所以從長遠的角度來觀察企業，由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應該為股東提供更高的長期回報，而相反的企業，盡管短期可能省了些成本，但長期生存卻不會更好。
CRS 的理論評價說法不一
80 年代後，讚成和不讚成 CRS 的學者，後來不斷有理論研究來證明或反駁 CRS 水平較高的企業會給股東帶來更大的回報。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上市公司的 ROE （ return on equity ）分析上。大家基本上使用統計學的方法，研究上市公司的股票回報率，然後與各企業的社會行為評價對比從而得出一個結論來。應該說讚成與反對的結論對存在。但是這樣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問題：
首先，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評估，研究者們還沒有公認的標準和數據。 一個年捐款 100 萬的企業，是否就應該比捐 50 萬的社會責任水平高呢？應該說， CRS 評估目前還在一個非常不科學的狀態。隻能在 0 和 1 之間做出評估選擇。 90 年以後有一家公司叫 KLD 開始編製一個 DSI 的股票指數。他們把 SNP500 的公司通過一個有 90 多個項目體係進行評估，然後綜合率選出其中 400 家，組成一個 DSI400 。這個評估體係目前看來是最完善的一個，但其仍然不可量化。因而在社會評估上隻能停留在定性的 水平上。
其次，雙方的研究方法都存在明顯的 bias 。 大部分的研究是參考某些社會效應的評估結果後，選出一組較好的企業，然後和同行業的其他企業進行對比，比較其在一段時間的股票表現。這樣的研究存在 survivor bias 。就是說，研究的結論，無論是正是反，都隻能說在任何一個時刻的幸存企業中， CRS 好的企業比其他企業股票回報率高（或低）。而不能說明任何企業，隻要 CRS 好，就能長期回報率高人一頭。也許 CRS 好的企業，更容易被淘汰，根本無法幸存下來。問題是，那些被淘汰的企業，研究者們已經無從查詢他們當年的 CRS 記錄，更何況當年可能不像現在，有沒有 CRS 紀錄還要另說。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 DSI400 指數在其誕生以後，長期的回報率比 SNP500 的 performance 要好一點，但有若幹時期 DSI 的確相對 SNP 較差，比如 2000-2002 年後的 recession 中。有人針對 Russle3000 研究，其中考慮了 survivor bias ，在考察了 KLD 公司對 3000 家公司的 CRS 的紀錄後，與 Russle3000 成份股進行對比，然後選出 94 年後都有記錄的 2300 家公司，研究他們 94-02 年的股票月回報率。發現的結論是 CRS 好的公司的確有較高的月回報率。不過這項研究也是基於定性的 CRS 評估，因而統計結果可信度較低。
企業捐贈的現實規模
雖然 CRS 在理論上還沒有定論，但實踐上卻一直在發展。公司捐贈的規模逐年擴大。從 87 年到 04 年之間，美國的 corporate foundation 數量從 1300 個增加到 2700 個。這些基金會的年捐贈總額也從 10 億美元帳到了 36 億美元。除了通過企業的基金會贈款，企業也有直接贈款。兩項總和的贈款數量為 120 億美元，大約是企業含稅利潤的 1-2% 左右。但是每年中美國的私人部門捐贈總額是 2500 億美元，這樣看來，企業的捐款隻不過是寥寥 5% 而已。大部分的捐款，約 75% 左右，是個人捐款。另外還有非企業類的各種基金會，捐款總額與企業相當，也是 120 億。
捐款並不一定對企業有好處，企業在捐款上逐漸形成了一定的原則和戰略。很多企業目前把捐贈越來越看作企業形象營銷的方式，從開始調整捐贈策略。比如沃爾馬基金會，以往有很多直接向社區投入的小額捐贈，現在，他們的投向則轉化為向更大的項目捐贈一起獲得足夠的社會影響。這種好處，可以說是企業最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了。純粹以高尚道德觀念為訴求的捐贈，在企業界少之又少，不過在私人領域則很常見。
另外企業捐贈的政策，也常見有額度的限製。企業並非慈善機構，故而不能在道德驅動下過渡捐贈。於是，成立企業基金會，也就是有效可行的方法。基金會一方麵每年從企業的經營利潤中分到一定數量的撥款，從而轉化為基金會的資產。另一方麵，靠經營這些資產的獲益來支持捐款的長期性。以上這 2600 個企業基金會目前總資產數量是 160 億美元，而每年的獲得的新投入 30-40 億。也就是說，目前支撐每年捐贈的還是每年的新增投入，還不是投資收益。
相比較美國企業而言，國內企業的捐款行為從規模和做法上還有很多不足。一方麵，企業的慈善意識還很不夠。所以整體規模很小。去年中國公眾慈善捐款總量是 220 億人民幣，包括個人和企業的捐款，不到中國 GDP 的 0.1% ，與美國 2.5% 的比例相差還很遠。另一方麵，捐款的行為顯得偶然性和突發性，而不是長期性的行為。比如這次救災，由於自上而下的宣傳力度，這次地震的捐款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響應。個別地方出現相互攀比的情況也未可知。
最後，社會對慈善的整體認識不足，應該是我們的不足之不足。人們習慣以道德的絕對是非觀來衡量捐款行為。似乎捐少了就 不是好人。對於拿個人財產出來捐獻的，那是最無私的行為。拿企業的錢捐款，就必須要有限度，要符合股東整體意願，不能憑企業家追風或行一時之快。而且，捐款者需要樹立長期的捐贈觀念和企業政策。 做一件好事容易，難的是做一輩子好事。對於那些捐款的企業，也不應以捐了多少來衡量他們的好壞，或者他們當家人的好壞。嚴格意義上講，王石是個好企業家。社會對企業家的期待，可以是慈善家，但一定不能是道德家。
對於萬科，大家還是放他這一馬吧。特別是那些買了萬科股票的人們，你們應該感謝王石。
昨日（5月19日），網上有消息稱身價40億元，被稱為“中國第一網商”的馬雲，僅僅為汶川災區“捐獻一元錢”。麵對謠言，阿裏巴巴集團決定再投入2500萬元作為專項基金，專用於災後重建，幫助災區恢複元氣，該基金將根據災後重建的情況陸續匯入地震災區。
哪天，天要是塌下來了，高個子用力頂的，俺們矮子也采用疊羅漢的方式來貢獻力量。
但是如果有部分高個子卻蹲下了，說俺們蹲著是為下一步的頂天做準備。
您說我是該踹他呢、還是為他們說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