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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國人點名讓我評陳良宇事件。我說了國內政治我不懂，不會評。不過中國文化的問題，滄海之中略取一勺飲來，還是可以說說的。正好昨天跟貝兒說了要寫這個貝子心經：credit和民族未來的係列。陳的問題，從文化的角度講與這個題有很大關係。就從這裏講起。中央政府查陳良宇的風聲，不是一天兩天了，最近總算明確爆出來了。貪汙腐化作風霸道情婦幫派等等，看文學城首頁就有總攬，凸子不必重複了。有人甚至把95年的陳希同和陳良宇並列，說陳姓官員咋咋地。純粹胡扯！
陳良宇的事件，加上陳希同，表麵上是政權交替的結果。實際上，觸到了2000年來中華文化，更具體的說，是其中政治文化的根本痹症，成者為王敗者寇。這一痹症的根源，在於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政治文化，始終圍繞著的一個核心內容：國家機器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同一性。就是兩權合一。由於兩權合一，就造成贏者通吃，敗者不甘，所以中國幾千年的政治文化是你死我活的文化。這一文化為孔孟儒家思想所把持鞏固了2000多年，從漢代開始，就是廢百家而獨尊儒。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價值，圍繞著五權（皇權族權神權父權夫權）。一切裁決都歸於最高領袖的。
兩權合一帶來的集權管理製度，無法培續政治管理領域的職業性。政客是職業政客不假，但是談不上職業性（professionalism）。職業性有幾個要素：代理權利，職業道德，個人利益。職業者是代理所有者行使權力的，所謂的delegation。這就要求代理一方必須具有職業道德（ethics）。而職業道德的核心，是代理者個人利益和被代理者利益的界限分明（conflict of interest），章法得當。代理者明確了利益界限和遵章守法，就產生職業道德。有了職業道德，被代理人就可以放心將代理權利交給被代理人。而代理人之職業道德，也決定其對所代理的權利不具有claim。也就沒有野心了，代理者到期下台，被代理人有選擇的自由。這樣長期周而複始，管理權（行政權，經營權等等）就可以實現和平的過渡，而不必要長期爭奪拉鋸，使得政權不穩。
再來看看中國漢代以來中央集權體製的曆史沿革。製度上沒什麽變化。倒是周期上不斷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農民起義，休養生息。循環往複，沒有跳躍性的進步。原因是什麽呢，本來整個封建社會最有革命性的農民階層，被儒家道德馴化，革命了以後，死了好多人，製度又回到老路上去。我以前說，農民害了中華民族兩千年。其實，更確切地說，是儒家害了中華民族（主要是農民）兩千年。思想意識道德領域，沒有革新，死多少人的革命都是白搭。
社會主義中國的建立，給中國帶來了革命性的曙光。但，以中華傳統文化某些部分的強勢延承特性，新的道德觀念還需要長期的奮鬥才能實現。比如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希望以人民內部革命的形式達到整頓治理的目的。行不通，還是非和平的方式，是非良性的革新，是社會動蕩。但是道德觀念也在震蕩。改革開放以後的近30年，經常有人說文革把中國人得到的底線拉低了。其實不盡然，道德領域的革新，不破不立，文革其實在破的方麵為中國道德的革新做出了貢獻，下麵就看立的過程了。
改革之初，鄧小平提出的黑貓白貓論，是實用主義的道德觀。在經濟上促進了發展，但在道德上是中國出現了退步。中國人開始注重短期利益，隻講結果，不講過程。到的一片混亂狀態。這就是為什麽那時的道德底線低的原因，大部分不是文革的問題。這樣的道德變化，在政治文化角度也使得底線降低。
回過來看看意識形態領域的事情。以中國的封建製度，與這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製度對比，不難發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兩權製方麵是一致的，即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社會主義主權是全民所有，共產黨代理管理。資本主義主權（不是個人財產權）是全民所有，少數人管理，隻是管理的細節不同而已。造成中國目前現狀不夠理想的原因，是2000 年儒家道德的價值觀導致社會主義的兩權分離，實質上被兩權合一取代了。人們自然不自然的維上是聽，形式上分離的兩權實質上是統一的。所以，代理者的職業道德沒有建立，個人利益與被代理人利益界限不明，造成代理權利的被濫用。
先評了兩權分立和職業性，下一篇說credit 的含義和民族未來的關係。先開個頭。Credit，注重的是track record，穩定性最重要。據個例子，我每月工資500元，你每年工資6000元，你的credit就沒我好。因為你的波動性太大，到年末一拿6000，然後整個年度沒收入。而我穩定每月進帳500。
請待下篇：貝子心經：credit和民族未來（2）話說credit
陳良宇的事件，加上陳希同，表麵上是政權交替的結果。實際上，觸到了2000年來中華文化，更具體的說，是其中政治文化的根本痹症，成者為王敗者寇。這一痹症的根源，在於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政治文化，始終圍繞著的一個核心內容：國家機器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同一性。就是兩權合一。由於兩權合一，就造成贏者通吃，敗者不甘，所以中國幾千年的政治文化是你死我活的文化。這一文化為孔孟儒家思想所把持鞏固了2000多年，從漢代開始，就是廢百家而獨尊儒。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價值，圍繞著五權（皇權族權神權父權夫權）。一切裁決都歸於最高領袖的。
兩權合一帶來的集權管理製度，無法培續政治管理領域的職業性。政客是職業政客不假，但是談不上職業性（professionalism）。職業性有幾個要素：代理權利，職業道德，個人利益。職業者是代理所有者行使權力的，所謂的delegation。這就要求代理一方必須具有職業道德（ethics）。而職業道德的核心，是代理者個人利益和被代理者利益的界限分明（conflict of interest），章法得當。代理者明確了利益界限和遵章守法，就產生職業道德。有了職業道德，被代理人就可以放心將代理權利交給被代理人。而代理人之職業道德，也決定其對所代理的權利不具有claim。也就沒有野心了，代理者到期下台，被代理人有選擇的自由。這樣長期周而複始，管理權（行政權，經營權等等）就可以實現和平的過渡，而不必要長期爭奪拉鋸，使得政權不穩。
再來看看中國漢代以來中央集權體製的曆史沿革。製度上沒什麽變化。倒是周期上不斷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農民起義，休養生息。循環往複，沒有跳躍性的進步。原因是什麽呢，本來整個封建社會最有革命性的農民階層，被儒家道德馴化，革命了以後，死了好多人，製度又回到老路上去。我以前說，農民害了中華民族兩千年。其實，更確切地說，是儒家害了中華民族（主要是農民）兩千年。思想意識道德領域，沒有革新，死多少人的革命都是白搭。
社會主義中國的建立，給中國帶來了革命性的曙光。但，以中華傳統文化某些部分的強勢延承特性，新的道德觀念還需要長期的奮鬥才能實現。比如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希望以人民內部革命的形式達到整頓治理的目的。行不通，還是非和平的方式，是非良性的革新，是社會動蕩。但是道德觀念也在震蕩。改革開放以後的近30年，經常有人說文革把中國人得到的底線拉低了。其實不盡然，道德領域的革新，不破不立，文革其實在破的方麵為中國道德的革新做出了貢獻，下麵就看立的過程了。
改革之初，鄧小平提出的黑貓白貓論，是實用主義的道德觀。在經濟上促進了發展，但在道德上是中國出現了退步。中國人開始注重短期利益，隻講結果，不講過程。到的一片混亂狀態。這就是為什麽那時的道德底線低的原因，大部分不是文革的問題。這樣的道德變化，在政治文化角度也使得底線降低。
回過來看看意識形態領域的事情。以中國的封建製度，與這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製度對比，不難發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兩權製方麵是一致的，即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社會主義主權是全民所有，共產黨代理管理。資本主義主權（不是個人財產權）是全民所有，少數人管理，隻是管理的細節不同而已。造成中國目前現狀不夠理想的原因，是2000 年儒家道德的價值觀導致社會主義的兩權分離，實質上被兩權合一取代了。人們自然不自然的維上是聽，形式上分離的兩權實質上是統一的。所以，代理者的職業道德沒有建立，個人利益與被代理人利益界限不明，造成代理權利的被濫用。
先評了兩權分立和職業性，下一篇說credit 的含義和民族未來的關係。先開個頭。Credit，注重的是track record，穩定性最重要。據個例子，我每月工資500元，你每年工資6000元，你的credit就沒我好。因為你的波動性太大，到年末一拿6000，然後整個年度沒收入。而我穩定每月進帳500。
請待下篇：貝子心經：credit和民族未來（2）話說credit
再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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