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 日本：一條偏航得快船（五）

日本：一條偏航得快船（五）

武文化與日本現代文化

日本現代政治文化的形成，依賴於三個重要的元素：1）確立並傳承於日本一千餘年的武文化，2）明治時期恢複了的君主國家觀，和3）麥克阿瑟憲法所帶來的西方民主理念。《日本：一條偏航得快船（三）》中講到日本的君主國家觀念對日本社會政治的影響。君主與國家的同一性，可以說是日本政治文化的基石，任何新的思想都不能挑戰這一基石。但是君主國家觀念不對日本紛繁複雜的國內政治產生直接的影響，比如自民黨內誰做下一任主席，內閣的經濟發展政策等等，都與君主的影響力相去甚遠。在這一層麵上，日本的武文化傳統和現代西方民主觀念的作用是直接的、細化的。

武家文化的宏觀戰略

常有人以武士道來代表日本的武文化，這樣的判斷雖然點到核心的一部分，但仍是片麵的。武士道作為武文化的一部分，約束武士階層的個人行為，是微觀的武文化。這些微觀的方麵因為觀念具體，現象豐富，涉及人的日常行為規範，容易被觀察到。宏觀的方麵，就是古來武家勢力相互鬥爭的連橫戰略，就容易被多數人忽略了。

日本武家文化，正式確立並與公家文化對峙，是在公元12世紀末的鐮倉幕府建立之後。鐮倉幕府的主人源賴朝，是1159年在平治之亂中被平清盛擊敗並自殺的源義朝之長子。平氏收獲源氏關東領地，並挾持天皇朝政26年，直至1185年壇浦決戰中被源賴朝徹底擊敗。源賴朝1180年起兵時是個被放逐了21年的孤家寡人，到1185年勝利不過六年，短短時間之內之所以戰勝強大的平氏政權，是源氏網絡各地武士的連橫戰略為其迅速獲得眾多的盟友，或者追隨者。源賴朝起兵前，對原來源氏的關東舊部的後世武士，一一拜訪，並須以“本領安堵”和“新恩給予”的許諾；後來這些許諾也擴展到平氏關西地區的武士頭上，使得眾多有地方勢力鹹來附。從伊豆國起事時的300人，到兩月後達相模國時，“凡扈從軍士不知幾千萬”。千萬不可信，實際數量約有十萬之眾已經可與平氏實力匹敵。要知道那時的日本，常規戰役的兵力投入也就是個把千人的量級。

到了16世紀戰國時期，連橫戰略對於武家政治就更為關鍵。戰國有勢力的大名繁多，包括今川，朝倉，武田，齋藤，長宗我部，北條，毛裏，山岐，鬆平，淺井，六角等等。來自尾張小國的織田信長，也是善於利用連橫策略逐步將勢力擴大。並在狹桶間合戰一役，殺死了大敵今川義元，並乘勝與三河的鬆平元康（即後來的德川家康）訂立清州之盟，從而很快把駿河，三河和美濃三國納入尾張勢力範圍。後又以通婚聯合淺井長政，得以掃平六角勢力進入京都。

日本曆史自鐮倉幕府以降，至江戶時代（德川幕府），政治體係就是在以種類是中國春秋時期的狀態下演變，常有新的霸主（各中央幕府）的出現，但沒形成真正意義的中央集權體製。各武家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形成曆史沿革的主線。日本的政治體係，或在各武裝勢力連橫之中維持著相對的平衡，或在混亂中破裂為直接的爭鬥。正是因為這一曆史特點，日本的政治思維基本上定格在了多重勢力抗持之下的平衡，而不似中國那種成王敗寇式的政治理念。新權威勢力對臣服了的舊勢力殘餘也多與容忍和安置。

這一特點延續到近代（明治到二戰結束）表現為文人與軍方政治勢力的交錯執政，以及當代（二戰後）的自民黨長期執政下的派閥爭鬥。尤其是50年代後自民黨長期當政，表麵上政治穩定掩蓋下的自民黨內派係的爭鬥，以“金權政治”為特點。例如，1972年，自民黨總裁大選時，田中角榮以7億日元高價收買中增根派的支持，才得以擊敗當時占上風的福田赳夫。後者將其中的4億日元分派給本派議員做犒賞。1982年由少壯已到老成的中增根康弘上台，則是籍了被福田和三木拉下馬而急於複仇的田中派的支持。

自民黨自1955年有舊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並以來，黨派勢力成為決定日本政治生活的決定力量。獲得自民黨總裁，就意味著繼任首相。派係的劃分也複雜得很。50年代主要是吉田、鬆村、岸和鳩山四大派。60年代後期演化為大平、田中、三木、福田和中增根五派。到當前，由原大平派演化而來的古垣派，田中派的後繼橋本派，還有高村、森派，山岐派等組成主要的派閥。1955年後日本曆屆政府的形成，都是自民黨派閥之間權力交易的直接結果，非常類似於幕府時代的武家爭霸。所不同的隻是改武鬥以文鬥。作為森派（福田派後裔）成員的小泉純一郎，2001年以“脫離派閥政治”為口號，攢起了人氣，背地的行事則是依靠森派聯合中小派係，而壓製橋本派，成了新一輪角福派閥爭鬥，續寫60、70年代田中角榮與福田赳夫派的爭鬥。小泉2005年為推行郵政改革而硬行大選，脫離派閥體係並有置之死地後生的結果，是個別現象，也是後話。

武士道與日本當代政治理念。

微觀上，武家文化則具體表現在武士道的道德理念上。源賴朝第一個將武家道德理念確立下來，形成鐮倉幕府規範其所屬武士行為的禦家人製度。思想的核心，就是引入儒家的忠（對主人）、義（對他人）價值觀。到後來，德川家康確立《武家諸法度》，武士道的價值為核心規範武士階層的行為。新渡戶稻造於1899年出版的《武士道》一書，把武士道核心歸結為佛教、神道和儒家三家思想的整合。

新渡戶在書中說：

“孔子的教誨就是武士道的最豐富的淵源。”

“繼孔子之後的孟子，對武士道也發揮了巨大的權威。。。這位賢人的言論卻永遠寓於武士的心中。”

按照新渡戶的說法，武士道的價值體係裏包括忠、義、仁、禮、名譽、克己、自殺、複仇。忠、義、仁、禮雖為儒家思想，但這些隻被武士道片麵承襲，作為維護武家統治體係的工具。即在同一屋簷下，武士們將嚴格遵循忠、義、仁、禮的規範。撥除儒家思想的片麵成分，再來看武士道，不難得出其中野性的好戰特性。Ruth Benedict在1944年所著的《菊與刀》一書中，開篇就寫道：

“日本人是既生性好鬥而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於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這種矛盾。”

日本人對戰爭的觀點，就更能反映武士道價值體係裏的好戰之源，同樣在《菊與刀》書中，Benedict對日本人的戰爭觀評價為，日本人認為日本必須為建立一種（國際）等級秩序而鬥爭，因為各國都擁有絕對的主權的國際社會是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中的。這個曆史使命隻能由日本來完成，因為隻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級製的國家，也隻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擺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這是外界對日本好戰特性最一目了然描述。日本近代的政治理念認為世界是以為日本為核心的，這個世界隻有維持一個上下分明的等級體係才能從混亂的狀態擺脫。而日本的核心地位，當然是從神道的定義下來的，並由日本近代的經濟軍事成就所證明。每一個日本人也應該按照武士道的精神，為這一神聖的使命付諸努力，甚至生命。

這一右翼的傳統理念，一直以來都是維護日本上層政治裏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這就是為什麽日本人能在1960年將多位被處死的甲級戰犯供入靖國神社，盡管他們不是為了保衛日本，而是因為侵略鄰國而死的。這種外張性的（如果不說成侵略性的）國際觀，不斷以各種變通的形式出現在世人麵前。1945年後，麥克阿瑟把和平憲法引進日本，是美國人充分理解日本戰爭傾向的正確決策。1955年後的修憲運動中，以岸信介為首的右翼保守派勢力，期圖以改變憲法的方式，重新獲得戰爭主權。後來的修憲失敗，隻說明戰爭給日本民眾所帶來的創傷愈合尚早。1972年田中訪華，並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是70年以來日本經濟在高油價低增長的形勢下，各財閥紛紛要求開放對華貿易的結果。其直接的目的，就是尋求中國的自然資源供應。1978年中日貿易長期協議簽訂時，中國對日原油出口700萬噸。到1982年，達到1500萬噸。在2001-03年間，每年出口量維持在1000-1200萬噸，占日本原油總消耗量的7%。2004年由於中國能源消耗的激增，出口量減少到300萬噸。2005年新訂中日貿易長期協議取消了度日原油出口。

近來日本政治舞台上，民族主義重新抬頭，實質上也是日本政治在內外壓力之下，不得不借民族主義法寶重新刺激國民對黨派的信心。一方麵，日本的國民經濟從70年是有危機開始走下坡路，經曆80年代末到2000年後十多年的停滯，國民對金權政治下的自民黨失去信心。日本政府在1992年後希望以爭常來緩解一部分失去的信心。爭常的不順利。另一方麵，1995年後中國經濟勢如破竹的增長，給日本人心理上造成壓力。從而挑戰日本人傳統的民族優等論。所以日本國內不斷有人再拾“支那”劣等論來滿足逝去的虛榮。這個時候，中國人在麵子上對日本是打是拉，在戰略上就很關鍵。與對待小泉政府的態度不同，今年3月前首相橋本龍太郎訪華中，胡錦濤親自接見，算是給足了自民黨鴿派麵子。而小泉保守派政府，在處理鄰國關係方麵，幼稚到拆毀田中以來苦心建立的中日友好合作關係。田中角榮當年恢複邦交，是為日本的國家安全建立了一道牆；而他小泉現在做的，則是在拆東牆補西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