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52）（怕死的美國教授）
那位38歲的紐約大學教授總是來北京出差，我在1993年就見過他好幾次。我當時就想，即便我去不了美國，我和這位教授都可以做永遠的朋友。
我們有時會在北京一起去看文藝演出。有一次，我們去看北京人藝的話劇“龍須溝”，看完演出後，他就象是愛上了所有的演員，一個勁地誇獎這個，讚美那個。他對中國話劇藝術的那種熱情簡直到了發狂的地步。我當時就在琢磨，“倒底我們倆哪個是中國人呢？”
人就是這樣，總是“遠香進臭”，我們中國人很多時候非常歧視自己，有的時候，本來是我們純種族，純文化的東西，我們卻非要先得到外國人的表揚和稱讚，然後我們自己才會承認它好。其實，屬於民族或文化的東西，沒有哪一種比另一種更優秀，當我們總是去做很多無聊的比較時，就會導致許多毫無道理的自卑和自憐。
有些中國人對待自己的同胞跟大爺似的，而在白人麵前就象奴才；而美國人有點相反，他們對待別國的人很狂妄（說得好聽點兒叫過於自信），他們對自己人（白人對待白人）則相對收斂得多。但美國人狂歸狂，他們通常在人與人的交往中非常不愛講別人的壞話，如果他們沒有好聽的話要說，他們通常都懂得閉上自己的嘴什麽都不講就是了。
正如《聖經》裏教導的一樣，“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愚昧人若靜默不言，也可算為聰明。”
這位美國教授真的是一個智慧之人，因為我好象從來就沒有聽見他說過什麽不好聽的話，這對我來說有點兒新鮮，我從小長在中國，我聽過的牢騷和壞話早就讓我的兩個耳朵起了許多老繭。
不過，我記得，這個美國教授還是有對我抱怨過（如果這也算抱怨的話），“我老是坐飛機，要是我坐的飛機哪天掉下來怎麽辦啊？” 有一次，他要從北京去新疆，他當時在北京建國飯店的大廳結帳，他一個勁地念叨，他的飛機會掉下來，搞得飯店前台的小姐莫名其妙地直看他。我當時覺得他挺可笑也挺好玩兒的，就安慰他說，“你想的太多了，飛機掉下來的事一年才也幾會啊，輪不到你頭上的！”
我的安慰根本不管用，他還是皺著眉頭苦著臉。要是那時候我信了耶穌就好了，我一定會對他說，“你向上帝祈禱吧，上帝會給你平安的，如果飛機真的掉下去，上帝就接你去天堂了，那不是更好嗎？”
這個教授是個不信耶穌的猶太人，我那時候是個不信耶穌的中國人，要是我跟這個教授同坐一架飛機出了事，我們兩個都絕對去不了天堂。
1994年1月，紐約大學另一位非常著名的老教授來北京出差，他在百忙之中抽空見了我，就相當於麵試了。那個時間空檔就是在他從北京返回美國去首都機場的出租車上，我在長城飯店門口一見到他就上了車。在出租車裏，我把早就準備好的話一套一套地講給他聽，25分鍾後，我們到了飛機場，我的“決心和報告”也全部演講完畢，老頭兒就下了出租車直奔候機室去了。
要想爭取到紐約大學我要讀的那個學院每年給中國學生僅有的兩個全額獎學金之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反正我該做的也做了，該見的人也見了，剩下的就隻是耐心等待。
兩個星期之後，紐約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和全額獎學金寄到我手裏，這簡直太絕了，我唯一聯係的一個美國大學就這樣順利搞定了，而且還包吃，包住，包學費。紐約大學坐落在紐約市曼哈頓下城最富有人文氣息的格林威治村，我申請的這個專業一直在全美國排在第四或第五位。這個著名的私立大學在2004年和2005年被評為美國年輕人最喜歡讀的大學，排在哈佛和耶魯大學之前。
興奮之餘，我要感謝的人主要有三個，首先是我在北京的那位朋友，沒有他，我就不可能認識這位38歲的美國教授；而沒有這位美國教授，我連紐約大學的門兒朝哪個方向開都不可能曉得，就更談不上認識他的老板了。
我們人在這個世界上，通常會把成功歸於這幾個方麵--自己努力的結果，他人的幫助或運氣好。有時候我們想概括得更全麵一點，我們就會說是由於自己的天賦不錯。
好象上帝總是不會出現在我們需要感謝的名單之列。我當時拿到錄取通知時，連上帝是誰都不知道，就更談不上感激他了。
要是我們給了別人很多幫助而沒有得到感謝，我們肯定會罵那個人忘恩負義。
其實我們人是最忘恩負義的，上帝造了我們，給了我們天賦，派人來幫助我們，給我們良好的身體去拚搏，我們不但不感謝他卻反而還斷定上帝隻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已。
如果有人這般無理地對待我，我想我早就氣昏過去了。
而上帝則不同，你不感謝他，他還是繼續賜福給你；你去拜假神，他也不會強迫你來信他，他還不斷給你健康和長壽；當你隻相信你自己時，上帝還是那樣耐心地等待你回頭。
直到有一天，你實在太老了，心髒也跳不動了，那時候你去不了上帝的天堂，你說是上帝的錯還是你自己的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