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38) (下放勞動)
1989年7月30日, 我去那家大公司報了到。
那一年，所有的應屆畢業生都被所在單位送到工廠或地方的基層去勞動鍛煉，因為政府要我們這些剛剛經曆過學潮的人徹底認識到中國的國情，讓我們清醒反思，以達到接受社會最基層再教育的目的。
政府規定的勞動期限是至少一年。
現在我們不再是學生了，是社會的一員，所以自然就得聽政府的話，有人敢不聽嗎？如果飯碗給弄砸了，那上大學的意義是什麽呢？ 很多時候，人都把生存的需要放在理念和信仰之前。
我到了單位以後，沒有把受傷的事告訴任何人，因為我知道這不會對我有任何好處，學潮早已經被政府定性為“反革命動亂”。從字麵上講，革命就是殺人，反革命就是反對去殺人，所以，我始終不理解為什麽一個人或一群人可以有殺害另一個人或另一群人的權力呢，為什麽動不動就要革人的命呢？在這個世界上，其實隻有上帝才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因為我們都是他創造的，
我的單位有一個從經貿大學來的應屆生，他一來報到後，就告訴別人他在6月4號那天臉上受過傷，單位一聽，就立即把他給開除了。
我常想，即便是人犯了錯，原諒他比懲罰他的效果一定好不知道多少倍，因為原諒是基於愛，懲罰卻有很多仇恨的因素在裏麵。
我去的那家公司是屬於經貿部直屬企業，待遇相當好，公司的人出國就跟在國內出差一樣。幾乎每個星期，公司都會發各種各樣的福利給大家，從雞鴨魚肉到水果罐頭，從酒油醬醋到花生白糖，應有盡有。也許上帝知道我有時比較好吃吧，他一定要讓我到這個公司去體驗一下人倒底是不是光吃東西就可以飽的。
這家公司太好了，所有的外貿業務都是代表中國政府做的，關係到中國的國計民生，公司的業務總是十分繁忙，所以公司的權力自然也很大。我們這些剛到公司的新人也沾了光，因為公司決定，我們隻需要下放勞動三個多月就可以回總公司上班了。
新來的大學生全部被分配到公司在外地的下屬企業，名為勞動，實則是走過場。
我與其他五個人被分配到公司在河北省的一個葡萄酒廠，那個地區是一個盛產葡萄的地方，因為早晚溫差大，適合葡萄生長。那裏唯一的缺點就是風沙比較大，很多女人都會在街上用紗巾蒙住臉。
我們被安排免費住在廠招待所，那裏非常幹淨，因為有些歐洲客戶來酒廠談生意時也住在那裏。
八，九月份正是葡萄的收獲季節，整車整車的葡萄就會被送到酒廠的榨汁車間來，我們這幾個“公子”和“小姐”不需要幹任何重活，我們是總部來的，都將成為這個企業未來在北京的上司，所以廠領導隻是讓我們在各個車間參觀了解或打打下手。
大概我們唯一的抱怨就是食堂夥食不好，每天都是饅頭和土豆燒茄子，就是把廠裏的葡萄酒“順”回來喝也打不開我們的胃口。不過，由於酒廠離北京很近，我們每隔兩個星期就可以回北京開葷。
我不知道，因為我們的到來工廠損失了多少瓶葡萄酒。坦白地說，我至少有從車間陸陸續續“拿”了30多瓶酒回北京送朋友，在89年，廠裏的一瓶酒是賣17元人民幣，2006年1月回國時，發現那個牌子的酒有的賣到100 多元。
我們從榨汁，發酵，配料，瓶裝，包裝各個車間走馬觀花下來，也算是把怎樣釀造葡萄酒給看會了，我最喜歡幹的活就是給灌好酒的瓶子包那一層又白又軟的紙，一來可以坐著與工人們聊天，二來也可以用我幹的活去幫助其他工人，因為工人們幹活是有強製的定額。
1989年12月，就在我們要結束鍛煉的前幾天，酒廠所在的那個地區發生了三級左右的地震，當時正好是晚上，我們在睡覺，同屋的那幾個哥們兒嚇得從我們一樓房間的窗戶鑽了出去，我當時根本就沒有起床，怕死有什麽用呢？
很多人一生都在逃避痛苦和死亡，但是看看哪一個人逃脫了呢？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永生，活著根本就沒有意義，這個地球上究竟死過多少人有誰能知道，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地球上的生命就象肥皂泡，總是有到盡頭的一天。
我們萬萬不能不提的問題是，到了人生的那個盡頭以後還會有什麽發生呢？如果人生的結局就是加減乘除等於零，那你在這一生得到的所有東西全是虛空，你所有求到的地位和物質財富根本就是枉費心機。
很多人總是本末倒置，他們明明知道死後什麽都帶不走，卻絞盡腦汁，拚死拚命地在這個地球上掙啊，撈啊。但是，你一旦跟他們說，信耶穌你們就一定能得永生，他們就對你恥之以鼻，他們會說，“真無聊，耶穌能給你飯吃嗎？”
看看天上的烏鴉，他們也不種，也不收，他們也不倉，也不庫，上帝難道沒有喂飽它們呢？如果上帝能照管花鳥魚蟲，他能把你給忘了嗎？
所以，人不是光吃飯就可以飽的，人生的全部意義就是能夠得到永生。
如果你不信的話，就請你向耶穌祈禱吧，他一定會把永生的禮物交給你，就象當初他把永生帶給我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