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杜甫《贈衛八處士》

贈衛八處士 - 杜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今夕複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
訪舊半為鬼，驚呼熱衷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
問答未及已，驅兒羅酒漿。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
主稱會麵難，一舉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
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公元759年，杜甫時年四十八歲，重逢二十年未見的故人，心中百感交集。二十年中，杜公從意氣風發到懷才不遇，曾經侍立廟堂，亦多清貧憂患，到此時已幾經沉浮。安史之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國家多事之秋，騷人困窘之際。重逢舊友，真是感慨萬千。全詩直抒胸臆，間以生動的敘事，較少寫景、對句，實在是感情一瀉千裏，無暇他顧。用語質樸闊大，正是五言的特長。結構清晰，每八句可以看作一個段落，轉折自然，渾然一體。感情豐富生動，感慨之，悲傷之，喜悅之，慷慨之，複歸惆悵之。人生便在這見與不見之間，夫複何言。

二十年，這不是容易的二十年：

735年，開元二三年，杜公二十四歲，舉進士不第。

736-740年（25-29歲），遊齊趙。《壯遊》：“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岱宗》：“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與衛八處士相遇當在這一時期，739年二十八歲左右。

741-744年（30-33歲），居東都洛陽，初見李白。杜甫還寂寂無聞，李白比他長十歲，此時已經名滿天下，壯誌未酬但風采不減。杜甫《追懷》“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745年（34歲），再遊齊魯，曾與李白同遊，交甚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俄爾相別，自此遂無相見之日。

746-754年（35-43歲），居長安九年，長長的九年，始終沒能獲得一官半職。754年暴雨欠收，公生計日艱，遷奉先，教塾。《秋雨》：“闌風長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城中鬥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值”。《橋陵詩》：“諸生舊短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

755年公四十四歲，十月得授一個小職參軍，十一月回家探親，始知幼子已餓死。《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吾寧舍一哀，裏巷亦嗚咽”。縱觀全詩，真實、無畏、豐富、生動、仁愛，忠義，此詩史、詩聖之名所來。杜甫和李白都是蘸著生命的墨汁寫詩的人，詩以言誌，誠不假也。與此同時，十一月安祿山在洛陽反。

756年公四十五歲。安祿山攻破長安，玄宗逃，殺楊國忠、楊貴妃，肅宗在靈武登基，玄宗退為太上皇，安祿山在長安稱帝。杜甫留妻兒於鄜州，隻身投肅宗，途中為賊所獲，陷於長安。《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他思念妻子，《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隻獨看”，“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

757年公四十六歲，逃離長安，奔肅宗，授左拾遺，從八品，官職雖小卻能參予議政。未逾月，丞相房琯被貶，公抗述救之，肅宗怒，送三司推問，被同僚所救。但顯然不受重用，三月後被暫時放還省家。房琯本人有功有過，但被貶中間的政治因素更多過其本人的功過是非。杜甫在政治上見識不夠深遠，手段決計不用，難免招禍，政治的現實對杜甫的理想無疑是很大的打擊。途中見戰亂之禍，《北征》：“靡靡逾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到家中更是一片淒涼，“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發。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鬆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麵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但一家人能相聚，已經是極大的幸運了，《羌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噓唏。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同年安祿山被兒子安慶緒所殺，其部將史思明降，唐軍收長安洛陽，安慶緒退據鄴城，肅宗還長安。李白在這一年因政治上的牽連被流放夜郎。

758年公四十七歲，回長安仍任左拾遺。《臘日》：“口脂麵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感謝皇上所賜的裝在翠玉銀簡中的潤唇膏和潤膚霜，這是做朝臣必寫的應製文章，杜甫也不能免，他寫得並不比別人更出色，因為不是心中感情的噴發，真是文章憎恨命達啊。不過這不是人格上的阿諛奉承，這是儒家思想的君臣之禮的要求。對皇上的歌功頌德和對皇上的直言力諫在杜甫的思想中是和諧並存的，都是忠的表現，特別是在他還沒有經曆過仕途的太多坎坷的時候，他總是有些幻想，“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能出現在同一首詩中。杜甫的詩中如果不是同時有很明確的儒家忠義的思想，他在後來的時代中是不會被人稱為詩聖的。他對仕途感到很苦悶，常去泡吧，《逼側行贈畢曜》：“徑須相就飲一鬥，恰有三百青銅錢”。六月，房琯再貶，牽連甚眾，杜甫被貶華州參軍（今陝西華縣），回想去年冒著生命危險投奔皇上的一腔熱情，心中難免淒涼，“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年底因事回洛陽。史思明降而又反。

759年公四十八歲。三月，史思明大敗六十萬唐軍，又殺安慶緒，自稱帝。大概與此同時，杜甫由洛陽回華州，一路戰亂連綿，滿眼瘡痍。作有《贈衛八處士》，《三吏》，《三別》。

再讀杜公詩，乃知字字有實底，無一虛妄之言。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質樸之至，氣象廣大之至，與東坡句“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又不同。

“今夕複何夕，共此燈燭光”，“今夕何夕”源出詩經，古之夕，今之夕，昔之夕，來日之夕，同兮不同兮？“共此燈燭光”，溫馨也。沒有燈紅酒綠，但有一燈如豆，濁酒十觴。建議現代人熄了燈，點上蠟燭，可稍稍理解此中意境。他自己在十幾年前遊曆時寫過《今夕行》：“今夕何夕歲雲徂，更長燭明不可孤。鹹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同樣是夕，同樣是燭，但這裏寫得更精當、更入情、更返璞歸真，心境更是恍若兩世。

“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衷腸”，衰老、死亡乃人生之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繁衍、生長亦為人生之常。

“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驅兒羅酒漿”。音談笑貌，可愛可喜狀，躍然紙上。幼童不知人生之苦，此天之美意也。杜公幼子若仍在，是否也當“怡然敬父執”了？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全詩唯一狀景對句，樸素清新。世事雖惡，夜雨、春韭依然，惡不致極也；人生雖苦，新炊、黃梁有食，苦不致甚也。即或惡至極，苦至甚，心亦不死也。

“主稱會麵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主稱會麵難”，意長言簡也，主賓的心情或許也有些不大一樣。杜甫 “性豪業嗜酒” ，酒量應該很好。但十觴不少，“十觴”重疊反複，我估計，嗯，是有三分酒意，說話口吃也。

“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回應開頭“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人生茫茫”是一個比較中國化的概念，與儒家的思想有比較大的關係。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對生與死有一種敬畏又迷茫的感覺，沒有很強的理論指導，有點憑感覺走。好的時候很看得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朝聞道，夕死可也”；不好的時候就很無奈以至悲哀，“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儒家這種對生死的看法在中國人的思想中是比較起支配地位的，雖然儒者自己有時候也因此對儒家思想有點疑惑，杜甫《醉時歌》：“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佛家對生死的看法就會比較篤定一些，有因果、有涅磐、有輪回。也有道教求仙的，李白受其影響比較大，求仙的過程中會很有盼望，但如果求仙不成也難免失落。李白《臨路歌》（據說是李白臨終所作）：“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西方的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信仰對人的生死有一個比較確定的答案，死亡之後的事由神來掌管，生命的事是神的掌管與人的選擇的綜合作用。所以哈姆雷特最大的問題，“To be or not to be”，是如何選擇的問題，而“世事兩茫茫”隱含的問題是“我有選擇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杜甫不能也。數年以後，杜甫寫道“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仍然是一種茫然的感覺，隻是換了一種比較平靜優雅的心情。

是年這首詩以後，關中饑饉，公遂於七月棄官西去，十月至同穀，貧益甚，拾橡栗，掘黃獨以自給。途經各地皆有詩。居不逾月，又赴成都。然後才開始了相對比較平穩暇適的一段生活，迎來了他詩歌創作的高峰期。關中的這一場饑荒帶來了天下大赦，使得在流放夜郎的路上的李白能“朝發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但僅僅三年後李白無奈地寄居在親戚家中去世。此時安史之亂才算平息，唐朝進入蕃鎮割據時代，一蹶不振。當年同遊齊趙的高適在安史之亂期間建功立業，大展宏圖，但好景不長，僅僅在李白死後又三年高適也去世了。杜甫與高適在成都還見過，但與李白在十五年前見過之後再也沒有見過。杜甫一生再也沒回過長安或洛陽，我想他再也沒有見過衛八處士。他生活漂泊，時有艱窘，疾病頗多纏綿。這首詩寫作的十一年後，770年冬，杜甫獨自一人卒於客旅異地，時年五十九歲。

“人生不相見，世事兩茫茫”，意也真，情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