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魯迅集錦(2)

1930年 　　甲辰生：“魯迅先生在春雷似的掌聲中登了講台，‘輕輕的，飄飄的，有氣無力的哼了不滿三十分鍾的雅調。”(《魯迅賣狗皮膏藥》，原載1930年4月1日《民國日報》) 　　男兒：“魯迅先生在共產黨詛罵到怕之後，一拉攏就屈服了，光華書局所出版之萌芽 ，名為魯迅主編，實則是共產黨操縱而且更同流合汙的署名於巴而底山之共產黨代的刊物，其自甘為傀儡猶如此者，”(《文壇上的貳臣傳》，原載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 　　張資平：“嗚呼！魯迅大爺有福了有了稿費，喝得‘醉眼陶然’了”(《答黃棘氏》，原載1930年5月1日《洛浦》創刊號) 　　

1931年 　　向培良：“不過魯迅雖然罵，也不過空空然白紙黑字，並無效力，既然已不能用對付狂飆周刊的舊法，又不能叫青年文藝警衛團警衛一下子。則魯迅罵個痛快之後，也會自己感到無聊吧。前此他憤然說要停辦莽原，我勸他不要學魏連□的孤獨。如今呢，誰知他反而學阿Q式的反抗。此老每於憤怒之餘，便自己向下墮落，而今每況愈下，青年門真應該可伶一下子。”(《答魯迅》，原載1931年8月《活躍周報》 13期) 　　

1932年 　　郭沫若：“革命的文學研究會萬歲！擁護文學的正統！打倒一切反動的文學團體！擁護我們的文壇總司令魯迅先生！反對文學研究會就是反革命！反對魯迅先生就是反革命！”“是的，我們的魯迅先生的確是天上地下最最偉大的一個創作家，他的小說是創作，他的批評是創作，他的講演是創作。他的‘一瞥’之間便替創造社創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的曆史。”(原載《創造十年》，1932年9月20日現代書局出版) 　　

蘇鳳：“魯迅先生現在是‘很普羅’而且是‘左翼之雄’了，但假使有人能夠把魯迅先生的生活來真實的表現一下的時候，我終相信，魯迅先生的普羅，也像是出喪用的銜牌，──盡管牌子上用金字漆上了‘一品夫人’字樣而棺材裏關著一個 ‘不動的屍骸’”(《一瓣落葉》，原載1932年11月4日《民報》) 　　

1933年 　　美子：“魯迅很喜歡演說，隻是有些口吃，並且是‘南腔北調’，然而這是促成他深刻而滑稽的條件之一。講演時，常喜把手放在長衫的後大襟上，在台上像動物園的老熊一樣的踱來踱去。”“凡是看見過他的人，總不相信這樣瘦的人，也曾進過水師學堂和學過醫學的。”(《作家素描》，原載1933年1月《出版消息》) 　　周木齋：“以魯迅先生的素養及過去的造就，總還不失為中國的金剛鑽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來又是怎樣？”(《第四種人》，原載1933年4月15日《濤聲》) 　　

紅僧：“魯迅先生做了共產黨文藝的政治宣傳隊的俘虜之後，一變而為勇敢的降將軍，居然口有道道革命。由阿Q而DonQuixote，而洪承疇，以統一中華文壇自任了。但魯迅懂些什麽是革命呢？除了在共產黨革命八股中拾了幾個口語，什麽前進與共鳴，中傷、軟化與曲解，有些什麽什麽呢？魯迅如此革命，好象是臨老入花叢，自己沉迷而不知，但若考其轉變的經過，則為賣身投靠以維持自己在文壇的威權。如此投機苟存罷了。試問年來不能創作之魯迅，除了倚靠在把持文壇的左聯而外，還有什麽法子。”(《武斷鄉曲的魯迅》，原載1933年8月15日《新壘》2卷2期) 　　

邵冠華：“魯迅先生是文壇上的‘鬥口’健將。“不顧事理，來勢凶猛，那便是魯迅先生的‘戰術’。”“當魯迅先生有興趣漫罵人家的時候，他最喜歡派人家算是xx主義──雖則人家絕對不是xx主義──而加以重大的攻擊。我似乎看到一個露出黃牙的笑的影子。”“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說他是在狂吠。” (《魯迅的狂吠》，原載1933年9月上海《新時代》5期3卷) 　　

1934年 　　少離：“人都以為今天的魯迅，是個共產黨。是個赤匪第一流的應聲蟲，這些話都是對的。”“魯迅翁的政治關係，確是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一員。”“魯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左派，已如上述。魯迅翁加入托派的動機，主要的卻是被火一般的領袖欲所驅使著的。”(《魯迅與托派》，原載1934年4月上海《社會新聞》 7卷2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內山書店，實際是日本外務省的一個重要的情報機關，而每個內山書店的顧客，客觀上都成了內山的探夥，而我們的魯迅翁，當然是探夥的頭子了。(《內山完造底秘密》，原載1934年5月上海《社會新聞》7卷16期) 　　思：“因此魯迅即搜集其一年來詆毀政府之文字，編為南腔北調集，丐其老友內山完造介紹於日本情報局，果然一說便成，魯迅所獲稿費幾及萬元，現此書已有日本同文書局出版，凡日本書店均有出售，聞魯迅此技一售，大喜過望，已與日本書局訂定密約，將此期以此等作品供給出版，樂於做漢奸。”(《魯迅願做漢奸》，原載1934年5月《社會新聞》7卷12期) 　　

1935年 　　林語堂：“你罵吳稚暉、蔡元培、胡適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吳稚暉、蔡元培、胡適之的地位，能不能有這樣的操持。你罵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鏡子，做個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潔自守，興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罵完了，隻剩你一個人，那豈不是很悲觀的現象。我問魯迅：‘你打算怎麽辦呢，現在？’ ‘裝死’便是他的回答。”(《做人與做文》，原載1935年1月16日《論語》57期) 　

1936年 　　李長之：“然而魯迅不是思想家。因為他沒有深邃的哲學頭腦，他所盤桓於心目中的，並沒有幽遠的問題。他似乎沒有那樣的趣味，以及那樣的能力。倘若以專門的學究氣的思想論，他根底上，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常說不能確知道對不對，對於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隻迸發他當前所要攻擊的一麵，所以沒有建設。”(原載《魯迅批判》，1936年1月北新書局第1版) 　　

陳仲山：“你躲躲藏藏的造謠，說日本人拿錢叫我們辦報等等。真虧你會汙蔑的這樣曲折周到！假如布列派能從日本人拿錢辦報，那它一定要像你們那樣，公開的一本本一種種的出書出雜誌，並公開擺在四馬路出賣，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給日本人書店在玻璃窗內張廣告出賣，而就不須這樣自印自散了。”(1936年7月4日陳仲山至魯迅信) 　　

1937年 　　畢樹棠：魯迅“缺乏一個哲學家的完整的中心思想，因此在氣度上有了限製，不能產出長篇的巨作。”“雜感是他的獨造，殊難與他人相提並論，其實隻可算他的散文的糟粕。”(《魯迅的散文》，原載1937年2月1日《宇宙風》34期)

蘇雪林： “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人格的卑汙，尤出人意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但他的黨羽和左派文人竟將他誇張成為空前絕後的聖人，好象孔子、釋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為真，讀其書而慕其人，受他的病態心理的陶冶，卑汙人格的感化，個個都變成魯迅，那還了得？”“魯迅平生主張打落水狗，這是他極端偏狹心理的表現，誰都反對，現在魯迅死了，我來罵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但魯迅雖死，魯迅的偶像沒有死，魯迅給予青年的不良影響，正在增高繼長。我以為應當有個人出來，給魯迅一個正確的判斷，剝去這偶像外麵的金裝，使青年看看裏麵是怎樣一苞糞土。”“魯迅在世時，盤踞上海文壇，氣焰熏天，炙手可熱，一般文人畏之如虎。”(《關於當前文化動態的討論》，原載1937年3月1日《奔濤》1期) 　　

“自女師大風潮之後，挾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態，轉其筆鋒，專一攻訐三數私人為事。”“魯迅思想，虛無悲觀，且鄙觀中國民族，以為根本不可救藥魯迅之左傾，非真有愛於共產主義也，非確信赤化政策之足為中國民族出路也，為利焉而，為名焉而。”“當魯迅在世時，霸占上海文化界，密布爪牙，巧設圈套，或以威逼，或以利誘，務使全國文人皆歸降於其麾下。有敢攖其鋒者，則嗍其黨羽，群起而功，遭之者無不身敗名裂，一蹶而不複振。”“李大釗革命上絞台，陳獨秀革命革進牢獄，而魯迅革命革入內山書店，此乃魯迅獨自發明之革命方式也。”(《與蔡孓民先生論魯迅書》，原載1937年3月16日《奔濤》1卷2期) 　　

周作人：“隻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與有新興占勢力的意見，不問新舊左右，輒靡然從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濃，貪戀前途之故也。”(《老人的胡鬧》，原載《瓜豆集》1937年宇宙風出版社出版) 　　

1939年吉力：“隻要我們不承認魯迅先生是買辦或奴才，那便是最公平最確實的見解。而今人對於魯迅先生雜感的筆調，早已有了一個‘師爺筆法’的定評，我實在找不出紹興竟有這樣寬容的‘師爺’。”(《雜感家的見解》，原載1939年2月 8日《魯迅風》5期) 　　

李直：“那些吃魯迅的人稱他為‘中國文學之父’，那麽，我們就從文學上來看看魯迅吧。”“我們這位‘文學之父’呢，除了短段一篇《阿Q正傳》勉強算個小說外，其餘的都是‘罵街集子’，隨便罵些顛街，集起來就算‘文學創作’，把這些創作拿出來就算‘文學家’，‘文學之父’，這不但在世界文壇上是個最大的笑話，那簡直是罵盡了中國四萬萬人裏還沒有一個懂得‘文學’怎樣講的人。”(《魯迅的評價》，原載1939年12月號《改造》)

1942年 　　鄭學稼：“隻許自己剪辮，不許學生動手，這和‘假洋鬼子’不許阿Q革命有同一的武斷。當他禁止青年剪去‘服滿’的象征時，忘卻自己是‘光複會’的一會員，更忘記同會會員徐錫麟的血債，他隻為避免‘滿洲人紹興知府的眼睛’，而為大清天子服役。我們不說，終其一生，是不是‘言行不一致’的人，而由這一宗事，卻使我們明白，他在每一時期，都 能夠抱‘各為其主’的精神而辦事。因此，正像他充當紹興中學學監而為‘皇上’ 禁止學生剪辮，後日臣事袁世凱，和充當徐世昌、黎元洪的小吏，也不對‘紅憲’ 等等罪惡，挺身抗議，隻在章士釗免他的職時，他方憤然的說：”革這夥人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即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上海的‘大日本帝國武官’諒解魯迅先生的‘反日’，魯迅先生在他們的保護下，也諒解於他們‘膺懲’ 中國‘軍閥’。”(原載《魯迅正傳》，1942年3月重慶勝利出版社) 　　

梅子：“同樣的，也有相反的一麵，卻把魯迅當作是一個萬死不足以蔽其辜的大罪人，不僅把後期的魯迅的言行，看作是一群魔鬼的幫閑頭子，而且把前期魯迅的創作，也輕輕一筆抹殺，於是魯迅變成了一名中國文壇上十惡不赦的不詳之物。” (《魯迅的再評價》原載《關於魯迅》，1942年3月重慶勝利出版社) 　　

1949年 　　劉文典：“魯迅是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正如《狂人日記》中人物的心理。” “魯迅隻會寫短篇小說，如《紅樓夢》那樣的長篇小說，敢說他寫不出來。”(選自 1949年7月11日作者的《關於魯迅》講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