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節明之流園
驅除赤虜，恢複中華
反清就是反共：透視國內的“反清複明”熱和“紅學索引派”熱
——從“曹雪芹”之謎到文明雪夜/紅樓夢作者與隱喻再論
最近中國大陸網絡空間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卻並不偶然的現象：一方麵，“反清複明”的曆史隱喻討論明顯升溫；另一方麵，《紅樓夢》的索隱派（紅學中的一派，認為《紅樓夢》是隱射清朝的作品，與胡適的新紅學派對立）解讀，尤其是以蔡元培、陳寅恪為代表的“悼念明朝”路徑，在網絡上重新流行，甚至催生了頗具爭議的紅樓夢後四十回“癸酉真本”討論熱潮。
這種現象，並非學術圈自發的風尚輪回，而是中國民眾在現實人口、經濟雙雙崩潰、政治嚴冬、極權高壓環境下的一次集中反彈。它既反映出相當一部分民眾對當下“後清式”絕望現實的深度不滿，也清楚地表明：人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拒絕繼續接受由胡適傳統與當代官方學術體係共同塑造的《紅樓夢》“定論”。
明白人都知道，中共國酷似“後清”，大陸民國酷似“後明”，因此“反清”就是反共的隱喻，“複明”、“悼明”就是向往和懷念民國的隱喻。
因此，這波新的網絡熱潮，決不僅止於曆史文化熱，而是中國民眾以借古諷今的方式，對現政權及其社會的大反抗思潮，“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換言之，問題已經不隻是“《紅樓夢》究竟寫的是什麽”，而是——當現實表達空間被嚴重壓縮，人們必然會重新回到那些曾在極權陰影下誕生的文本中，尋找理解自身處境的語言、隱喻與坐標。《紅樓夢》之所以再次成為焦點，正因為它並非一部風花雪月的家族小說，而是一部在文字獄與族群壓迫背景下，借私人敘事保存文明記憶、書寫失敗曆史的巨著。
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語境中，重新審視《紅樓夢》的作者問題、寫作立場與被強行“續寫”的後四十回，不再是象牙塔內的純學術爭論，而是一種帶有現實指向的文明自救行為。本人的文字，並非為獵奇索隱而索隱，而是試圖回答一個越來越多人正在追問的問題：在長期被改寫、被閹割、被誤讀之後，《紅樓夢》究竟還留下些什麽真實的曆史聲音？
首先看，自由主義支黑公知的祖宗胡適，為什麽要開創“新紅學”，全否索引派？這是他的一次非自覺的“越界”。
胡適一生以經驗主義、自證理性與“反索隱”為學術旗幟，堪稱紅學中的“培索隱派”代表人物。然而，在其所有古典文學研究對象中，他偏偏選擇了《紅樓夢》——這部情感密度極高、曆史隱喻極深、政治風險極大的作品，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對象，這一選擇本身就極不尋常。
胡適的選擇並非偶然。《紅樓夢》從來就不是一部可以被純粹考據化、去政治化的小說。它承載的是一個文明在斷裂時刻的整體記憶，是對“我們何以至此”的深層追問。胡適或許未必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但他本能地察覺到：若要解釋近代中國的精神命運，《紅樓夢》無法繞開。
也正因此，由癸酉本研究帶動的新一輪紅學熱，其意義早已超越版本真偽本身。它反映的，是越來越多的華夏子民急切想要理解自身來路，想弄清數百年治亂興衰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並在盡量接近曆史真實的前提下，尋找更好的未來可能性。
當《紅樓夢》被置於這樣的文明高度來理解，它位列“四大古典小說之首”便不再需要爭論。《紅樓夢》的偉大，不僅在於登峰造極的文學成就，也在於抬頭望長天的曆史的高瞻遠矚，俯首憫蒼生的人性觀察和靈魂自捫。
在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紅樓夢》影像文本，仍是1987年央視版電視劇。尤為可貴的是，該劇在80回以後並未機械照搬程高本，而是參考部分紅學家的研究成果，對情節進行了重構。
類似的選擇也出現在台灣地區。華視1996年版《紅樓夢》，80回後的劇情並非依程高本後40回，而是參考脂硯齋評點本、舊時所謂“真本”加以改編。值得強調的是：這兩部作品問世之時，癸酉本尚未出現，但其創作者卻在方向上主動靠攏了後來癸酉本所代表的立場。
反觀北京電視台2008—2009年拍攝的《新版紅樓夢》，80回後完全依循通行程高本，其思想與藝術上均出現了明顯的退化——敗於媚俗和獨立人文精神的再次流失。
這說明：在紅學問題上，即便“證據”尚未完全浮出水麵，真正的曆史感與文本直覺，仍能指引人們朝更接近真相的方向前行。
要解開《紅樓夢》之謎，就必須否定“曹寅家族說”之迷信。
首先必須正視一個長期被回避的事實：所謂“曹雪芹即曹寅或其子孫”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其一，從文學天賦看，《紅樓夢》作者具有近乎異數級的文學才能：對詩詞、戲曲、小說結構、佛道思想、女性心理與社會運行機製，均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這種綜合性的天才作者，在清初旗人階層中是不可想象的。
其二，從生活經驗看，《紅樓夢》對晚明江南漢人社會的熟稔程度，絕非旁觀者可以達到。書中對江南士大夫日常、語言氣味、閨閣生活與禮俗細節的描繪，呈現出強烈的“內部經驗感”。正白旗包衣出身的曹寅及其子孫，不具備這樣的文化條件。
其三，從史料事實看，曹寅子孫中，並不存在任何可考之人名為“曹雪芹”。這一名字，更合理的解釋，隻能是作者在文字獄高壓之下所采用的化名。
因此，胡適先入為主地將作者範圍鎖定在“曹寅家族”，不僅證據不足，也在方法論上違背了他自己所倡導的“有一份證據講一份話”的學術精神。
綜上所述，“曹雪芹”應該是化名：一位晚明江南大文豪的自我遮蔽。
在滿清文字獄的恐怖高壓之下，真實姓名本身就可能構成滿門抄斬、甚至淩遲滅族的致命風險。以化名寫作、以隱喻存史，反而是一種高度理性的曆史自救+自我保存。
“曹雪芹”更像是一個刻意構造的文學身份，其背後極可能是一位文學天賦極高、親曆明朝亡國之痛的晚明江南大文豪。他無法公開悼明、反清，隻能將真實記憶轉譯為“荒唐言”，將切膚之痛隱藏在情愛、家族與幻滅的敘事之中。
這，正是《紅樓夢》整體氣質的來源。
《紅樓夢》的文風顯示：這是一名作者的手筆：
《紅樓夢》的前八十回，其整體文風與精神結構都高度統一：語言細膩而不浮豔，敘事流暢而不鬆散，人物性格前後一貫，詩詞精美，文風係統與象征比喻一脈相承。
這種高度一致性，不可能是吳梅村、呂留良、顧炎武、黃宗羲、冒辟疆等人合作拚接的結果。《紅樓夢》隻能是一位作者的整體創作。
而諸多跡象表明：《紅樓夢》的真實作者最有可能是冒辟疆，為什麽？
首先是語言證據。《紅樓夢》前80回中，存在大量江蘇如皋方言與江淮語係特征的自然流露，而非刻意使用。而冒辟疆，正是江蘇如皋人。
其次是精神氣質。冒辟疆既是晚明風流才子，又是明亡後的精神遺民；他對“情”的尊重、對女性主體性的理解、對禮教虛偽性的反思，與《紅樓夢》的核心價值高度一致。
再次是人生經曆。清軍入江南後，冒辟疆家族二十餘口慘遭清軍屠殺，其人生由此急轉直下，具備創作《紅樓夢》所需的悲情條件與精神深度。
而冒辟疆最愛的小妾——江南名妓、才女董小宛，其命運疑雲，極可能構成《紅樓夢》的情感核心。也是解開紅樓夢之謎的重要線索。
史載，多爾袞曾三次“征召”江南美女與才女入京，供其與滿洲貴族淫樂，已婚者亦強搶無赦。最後一次發生在順治七年（1650年）春。就在這一時間點，冒辟疆寫出悼文稱董小宛“病亡”。
極為耐人尋味的是：悼文對董小宛一生的描繪細膩入微，卻對其“病亡”經過僅一筆帶過。蔡元培、陳寅恪皆認為，這是冒辟疆在文禍恐懼下，以“病死”掩蓋被強擄的真相。
更蹊蹺的是：董小宛墓在冒氏家族陵園附近，經“解放”後中共國文物當局發掘，被證實為衣冠塚；所謂董遺體“抗戰時被日軍盜走”的傳說，十分牽強（試問日軍盜走董小宛的屍骨為哪般？）。董“病亡”當年，冒辟疆又攜家人北上北京，疑似尋找董小宛下落。。。進一步加深疑點。
巧合且意味深長的，還有書中林黛玉/賈寶玉與順治/董妃的結構性對應。《紅樓夢》中林黛玉與董小宛之間，存在驚人的精神與命運對應；而賈寶玉，則與順治帝形成另一組隱秘映射。
史實中，順治帝在當時的滿洲貴族中相對最為同情漢人，在董妃的影響下，他下令摳除故宮牌匾的蒙文、增加漢文，甚至一度欲與南明議和（“割南方七省與之議和”）；他厭惡權力、沉溺情感，最終出家。賈寶玉同樣拒絕功名、以“情”為本，結局亦是出家。。。驚人相似。
史載順治欲立董妃之子為太子，而董子夭亡；董妃隨即“病死”，順治絕望，看破紅塵，遁入空門。這完全可能也象征著：南明最後一線希望的破滅。
所謂“董鄂妃非董小宛”，而是滿洲貴族女“董鄂氏”的斷言，建立在乾隆篡改後的清宮檔案之上，疑點重重：“董鄂妃”在順治朝的原文僅稱“董妃”。。。董妃精通琴棋書畫、擅長漢文詩，在清初滿洲貴族女性中幾乎不可思議，卻正是江南才女董小宛的典型特征。至於滿遺孟森所謂年齡差距的“不可能”說，17歲的順治愛上31歲的才女董小宛，完全合乎人性。。。孟森的證據並非反證（萬曆帝就愛上比自己大17歲的乳母）。
最後我想說明：索隱派的當代複興，乃是曆史與現實的雙重回應。以蔡元培、陳寅恪為代表的紅學索隱派，近年來在網絡迅速複興，令滿遺和中共國紅學官方主流派破防，紛紛責罵“倒退”，並打成“民粹荒誕敘事”，其實這並非學術倒退和“民粹荒誕敘事”，而是現實回應。這既反映出民眾對“後清式”高壓統治，和極端社會不公的深度不滿，也反映出對胡適及中共學術當局主流敘事的空前不買賬。
中共學術當局的蠻橫、僵硬、虛偽，眾所周知；而胡適強調“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卻忽視了滿清文字獄高壓下“證據本身難以存在”的曆史現實，從而全盤否定索隱派價值，這是方法論上的偏頗。
有道是：“四百年風雪未歇，癡者終將相認”；《紅樓夢》歎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張岱亦雲：“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從崇禎五年的大雪，到1644年的山河易種，到1949年的大陸赤化，再到今日，這場文明層麵的暴風雪已彌漫近四百年。如今，終於開始有人大致懂其“癡”，解其“味”。
探索未知的路上，或仍一燈似豆，但在對命運的強烈關切與網絡時代的傳播之力下，那籠罩已久的深重黑暗，正在被一點點刺破。
曾節明 2025.12.16 淩晨覆雪寒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