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別樣媽媽
3、講台之上
1951年的新年剛剛過去，兼任遼西省衛生廳領導的衛校校長王承印到了新民，接爸爸媽媽到錦州就職。到錦後，王承印叔叔就帶爸爸媽媽來到一片日式住宅區，那裏人煙稀少，有很多空房子。王叔叔讓爸爸媽媽好好挑選一套房屋，爸爸媽媽沒有仔細打量，隨意指定了一幢房子，就住了下來，這裏就成了我們的家。
爸爸媽媽上班以後發現，王承印叔叔一家三代人居住在衛校院裏一座簡陋而窄小的房子裏，和我家的住房差的很遠。我小時候常常到衛校院裏玩兒，王叔叔家也成了我自由出入的場所。王叔叔一家在那裏住了很多年，一直到他被撤職調離。這個第一印象讓爸爸對王承印叔叔心生好感，而且一生都沒有改變。
爸爸媽媽被調來錦州，是因為遼西省衛生廳要為本省唯一的衛生學校充實教學力量，從所屬地區調來了十幾名醫大、藥大的畢業生。新民縣屬於遼西轄區，共調了三個人，除爸爸媽媽外，還有他們的老朋友李自葵伯伯。爸爸媽媽從臨床醫生變成了衛校老師，脫下了白大衣，拿起了粉筆盒。
講台對媽媽不是陌生的地方，她在和爸爸創業之初，就曾在縣女中兼課,先後教過數學、英語、生理衛生。崇慈醫院的四名護士原本都是初中畢業生，經過爸爸媽媽的授課，她們完成了專業護士學業，在1949年後的工作單位裏都成為業務骨幹。1949年到1950年，媽媽在縣醫院工作時，也兼任縣助產學校、護士學校的教師，每天忙得團團轉。媽媽涉及的臨床科室和教學課程也成了大全：眼科、婦產科、外科、內科。媽媽更喜歡做臨床醫生。她覺得單純的教學會使她遠離臨床。她是在遲疑之中走進學校大門的。
1951年2月，爸爸媽媽剛剛走進衛校大門，校史上稱為“二月會議”的“整頓教學思想運動”便開始了，曆時半年。每天要聽一個接一個的報告、講話，還要學習、討論、提高認識，確認中級衛生教育的重要性，教師的光榮任務，學校的發展方向。是車向忱部長的一句話“國家的將來，極大部分取決於教師的品質”打動了媽媽。
媽媽安下心來,把全部精力花在了教學工作上。她最先教授的課程是婦產科，沒有教材，要自己編，沒有圖譜，要自己畫。在我剛剛滿月，嗷嗷待哺的時候，媽媽沒空抱我逗我，每天晚上都伏在桌上寫講義、畫圖譜，或者和爸爸討論學校的事情，根本顧不上管我。奶奶生前常常嘮叨媽媽的“不懂裏外”“沒輕沒重”，我沒有追究媽媽，因為年幼時，奶奶才是我的保護神。
媽媽畫的每一張圖都有半張寫字台大，用紅藍鉛筆畫，再塗上各色顏料，一個個夜晚就這樣緊張繁忙地度過。剛會數數的姐姐，一張一張數著媽媽的畫，計算著媽媽什麽時候才能放下畫筆，和我們玩一會兒。媽媽的“畫”終於畫完了，一共150張人體圖譜。這些圖譜她自己上課要用，別的老師也要用，學生們更是視作寶貝。當時，這就是她們獲得知識的唯一教材來源。
媽媽編講義、畫圖譜的同時，遍及全國的“三反運動”和”“反細菌戰”正在以壓倒一切的規模展開。要上課，要加班，要參加運動，媽媽的繁忙、勞累和辛苦無法想象，一天隻睡幾個小時的覺，星期日、節假日不能休息。媽媽是學校“教學檢查委員會”成員，要聽課，觀摩教學，還要及時提交總結報告。媽媽也是“五級分研究小組”的成員，負責研究並起草製定評分標準，去其它學校學習，吸取經驗，這些工作，都是業餘時間做的。
媽媽在給助產班編寫的“產護科教材”裏，引用了當時一個著名衛生學專家的話“用一個國家的婦嬰死亡率來衡量它的強弱”。不久，這個衛生學家受到批判，這句話成了錯誤言論，媽媽編的教材也受到牽連，這是媽媽到衛校後受到的第一個質疑，幸好被校長王承印有意忽略了，沒有釀成大禍。
幾個月後，學校要加強基礎課教學，媽媽被調到生理教研室，並去沈陽參加中國醫大的師資培訓班。媽媽進修回來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參與籌建教學樓研討設計工作。她根據現有的條件和可能，自己完成了生理實驗室、實驗準備間和實驗台等有關教學設備的設計。
媽媽在生理教研室裏擔當最多的課時。有人不願上的課，她接過來，有人認為回報收入不平衡而推脫的課，她也接過來。媽媽連年被推選為“模範教員”。她愛上了教師這個工作，也愛她的學生。她不僅和她們討論醫學知識，還和她們討論生活問題；不僅在學校相聚，也在我家相聚。星期天和節假日，她的學生一群一夥地來我家“玩兒”，下棋、聊天、翻書櫃，看相冊，然後留下來吃“王老師”做的飯。媽媽親手給學生們做她的拿手好菜：紅燒肉、溜肝尖、溜腰花、靠大蝦、糖醋魚、拔絲地瓜甚至紅燒海參，每次都隆重得像過年一樣。我們姐弟三人每個休息日都盼著她們來。
媽媽說，那些學生大都來自農村，生活艱難，很需要補充營養。看著她們那一張張燦爛的笑臉，聽她們和媽媽一邊吃飯，一邊說著學校、課堂、住宿、食堂、家鄉、親人的種種話題，我覺得媽媽不像老師，更像她們的知心朋友。
每次這些大姐姐要走的時候，我和姐姐都拉住她們不放，大姐姐就把我們帶到她們的宿舍玩兒。她們住在學校大門對麵的平房裏，宿舍裏是相對的兩排大通鋪，陳設很簡單，每人隻有一個行李卷的位置，整個寢室裏隻有兩個小書桌，她們卻很滿足，很用功。我現在還能記住她們的名字：李月梅、王翠娥、王愛珍、趙梅生、趙傑、李友蓮……。
李友蓮大姐姐在學習期間，父親去世了,母親又得了精神病，家裏境況很不好。放假時，她不敢回家，怕回去就不能再出來上學了，因為她知道家裏沒有能力供她讀書了。媽媽承擔了她的學費、生活費，請她來我家住了一個寒假。她成了我們家的一員，參加了家裏的所有活動。她每天都會領我去一趟公園。有一個大姐姐天天帶著我玩兒，我很滿足。媽媽給我們買衣服和禮物也都有她的一份。開學時，她離開我家搬回宿舍去住，我們有些難舍難分。從那以後，她就成了我家每周必來的客人。
我和姐姐常聽大姐姐們背後議論媽媽的課講的如何好，如何精彩，很好奇。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姐姐逃學，跑到幼兒園接我，帶我去了媽媽的學校。我倆在教室開著的門後邊站著，聽媽媽講課，趁著媽媽在黑板上寫字，往前一點點地挪動。看見媽媽在黑板上三筆兩筆地勾出圖譜，也看見媽媽講課時手裏什麽也沒有拿，滿臉笑容的講著，教室裏鴉雀無聲，姐姐牽著我的手悄悄地溜走了。雖然我當時什麽都不懂，可是那畫麵我記住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們住在興城的時候，在縣醫院、在沙後所、在紅崖子、在堿廠等公社衛生院,我們所到之處都會遇到媽媽當年的學生，他們無不對當年的學校、老師記憶猶新，充滿感情。2004年我去新民，跟呂紅姐姐去老幹部局打乒乓球時，遇到了兩個七十多歲的老人,聽說王懷清是我媽媽，馬上親熱地向我講述當年她們在縣助產護校學習時，媽媽對她們的幫助，點點滴滴，真情流露。我當時也很激動，事情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她們竟如此牢記不忘。
除了學校的正式教學，媽媽還兼任課餘教學的任務。當我還很小的時候，一次幼兒園放寒假，媽媽也放假了，可是媽媽沒在家陪我們玩兒，卻每天跑到市裏給衛生局的業餘大學講課。一天，我鬧著要找媽媽，姐姐便帶我坐汽車去了媽媽講課的地方，我倆被媽媽安排在了教室後邊的角落裏，老老實實的聽媽媽講了一堂課，我什麽也聽不懂，但覺得真好玩兒，我看見所有人都在聚精會神地聽課，還不停地在本上寫字，下課了也不趕快回家，圍在講台上向媽媽問這問那。
從上世紀的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隔幾年，在一次次運動的間歇時期，市裏的有關部門都會組織職工在業餘時間學外語，每次媽媽都被聘為英語教員。她在一天的工作之後，吃過晚飯便匆匆趕到市裏或者是她的學校去教“夜課”。媽媽喜歡這個業餘工作，希望把自己精通的英語教給更多的人。她說，這些當醫生、教師的人掌握了外語就可以查閱外文雜誌，讀外文專業書籍和資料，能擴大視野，了解國際先進的醫學成就和水平，提高自己的專業技術。我聽不懂媽媽在講些什麽，她每天來去匆匆，特別忙碌，連晚上有限的休息時間和星期日都要被批改作業、備課等事情占去，陪我們玩兒的時間少了，很不開心。
但這樣的時間總是持續不太久,就會被又一個“運動”打斷。記得有一個叫“拔白旗”的運動，是大講突出政治、反對白專道路的。學英語肯定不是政治,所以媽媽的英語教學又停了下來。可是媽媽好像沒教夠，就把姐姐和我還有鄰居的小朋友找到一起，準備教我們英語，也是晚上上課。那時我大約二、三年級，姐姐也還在上小學，我們不知道為什麽要學英語，一點積極性都沒有，剛學完了二十六個字母，就坐不住了。姐姐借口去學校寫黑板報，而我幹脆偷偷溜出去玩兒了。堅持認真學下來的，隻有李洪一個人，媽媽很喜歡他，教了他很久，直到他升初中去了實驗中學。
十年後，在鄉下房東家的土炕上，媽媽又要教我們學日語。那時我已經20歲了，連高中都沒讀過，還是一個農民，整天和土坷垃打交道,不知道學日語會有什麽用，我還會見到日本人嗎？會和他們對話嗎？媽媽認真地給我們做字母卡片，貼在漢語字典的後麵，可是我隻記住了五十一個字母，連什麽平假名、片假名還沒有搞明白，就再也不學了，媽媽的一片苦心和熱情都被我鋤到玉米地裏去了。
多年後，當我和姐姐無數次回憶往事的時候，追悔莫及。我們為什麽那麽懶惰，為什麽那麽不愛學習，為什麽那麽讓媽媽失望。可是，在幾十年的時間裏,不管形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媽媽從來沒有為這些責備過我們，連提都沒有提過。因為媽媽認為學外語是她的興趣，不是我們的興趣，而學習應該是快樂的事情，她不要求我們做自己不喜歡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