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春無歌
（1）與兵為伍
1972年10月，我被分配到位於女兒河畔的鐵合金廠工作。和我同時入廠的有一百八十多人，分別來自綏中、興城、錦縣，黑山。除了家在錦州、沈陽、撫順的知青，還有一些“還鄉青年”，包括少數從未讀過中學的公社、大隊幹部的子女。
我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工廠大門有持槍的警衛把守,大門外的街道上有郵電所、副食店、百貨店、銀行、糧站，專為工廠的職工和家屬服務，還有工廠直屬的小學、中學和醫院。偌大的工廠和附近的住宅區形成一個獨立的小社會,廠區以外是河流、村莊、農田。
入廠後，我們被安排在車間參觀、勞動、學習，直到年底才開始分配工作。這是一個幾千人的大型國營工廠，走進那巨大的廠房，看著高空中飛馳的天車，冶煉爐中熊熊的烈火，“全副武裝”`、揮汗如雨的工人，我不知道自己在這裏能做什麽。
一天，在一個車間角落裏我發現了一架像寫字台桌麵般大的落地屏幕，前麵坐著一個青年女工，不時地按著上麵的按鈕，樣子很瀟灑。我聽說那叫儀表，可以操縱全車間的工作係統，那個女工是“儀表工”。我有了一個想法，希望自己能當一個儀表工,可是我的願望沒有實現,我被分到了工廠的職工醫院。和我同時被分到這裏的共有四個人，一個分到藥局，一個分到口腔科，我和郝敏分到病房。我覺得很茫然,一個剛回城的知青，隻學會了種地、鏟地和收割，在這個分工明確、職責嚴格的醫院裏我能做什麽呢？
上班第一天，護士長楊媛晶分配我和負責病房衛生的小畢給病號換床單、被褥，又在小畢的帶領下打掃走廊衛生。當我在門診掛號室外掃地的時候，心裏突然一陣酸楚，竟然掉下眼淚，一種十分委屈的感覺籠罩在心間，而且久久不能消失。我自己都無法說清，在窮鄉僻壤的山鄉幹著那樣艱苦、繁重的農活，我沒有過這種感覺，住在那樣冰涼刺骨的炕上，我沒有過這種感覺，吃著無油無菜隻能填飽肚子的每日三餐，我也沒有過這種感覺。
1973年春節過後，於院長把郝敏、小畢和我找到院長室，向我們宣布：要送我們去部隊的護訓隊脫產學習兩年。第二天，於院長親自把我們三個送到205醫院附近的一個大院，那是沈陽軍區第三護校的校址，文革後改稱“護訓隊”。我們是護訓隊的第一批學員。於院長告訴我們，我們將在這裏和所有學員同吃同住同上課，也要一起參加訓練。這裏的情況和地方不一樣，教學場所、設備、環境和師資沒有受到衝擊和破壞，我們會接受專業的護理知識教育，也會得到嚴格的紀律訓練。
這個護訓隊共有96名學員，我們三個人和一個山東農村來的17歲女孩（據說有親屬在205醫院當幹部）被稱為地方學員，其餘全是部隊選送人員。在一片綠軍裝的映襯下，我們四個人格外醒目。
這個大院裏除了護訓隊還住著一個醫訓隊，成員同樣是沈陽軍區所屬醫院的醫護人員，隻是他們的身份是“工農兵大學生”，每天早飯後排隊步行到醫學院上課，晚飯前歸來。
大院裏臨街三層紅樓是我們的宿舍、實驗室和教師辦公室。我們住在一樓，雙層鋪的房間裏住著八個人，每天午睡和晚自習後都回到宿舍的時候，顯得有些擁擠。一日三餐在操場南端的大食堂吃，六或八個人一桌，比起鐵合金的食堂來，這裏的夥食已經很豐盛了，並且以細糧為主，主副食都不限量。我們幾個地方學員每月交30斤糧票和10元錢，住宿和上課都免費。
我們的教室緊挨著食堂，寬敞明亮，容納90多人還綽綽有餘。每天按部就班地全天上課，教材是部隊統一編印的生理、解剖、病理、護理學，分別由內、外、傳染、皮膚、五官、中醫、檢驗等專職教師授課。
我珍惜這得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聽課、記筆記都很認真。一次，負責管理護訓隊和醫訓隊的安隊長來隊裏聽課，在向老師們了解學生情況後對我說，你這樣的年輕人很適合在部隊醫務部門工作，在那裏你會有發展前途的。他問我:“你想過去部隊嗎？”我連想都沒想就說："我沒想過。” 他有些疑惑地看著我，搖了搖頭。
九十多人的護訓隊學員絕大部分出生於1947到1957年，多數是部隊衛生員，少數是護士（已有幹部籍）,每個人的學習目標都很明確：戰士要取得學曆提為幹部，幹部要爭取好的成績以便長期服役。麵對這些同代人，我才知道，並不是所有的“老三屆”學生都是知青，都上山下鄉了,這裏的“解放軍戰士”都是從學校直接入伍的，他們沒有接受過貧下中農“再教育”，也不必經過層層評選才當上工人，他們隻要通過父輩甚至父輩秘書的一個電話、一個便條或者隻是轉達的幾句首長指示，就可以走進各自所選擇的海陸空部隊各個兵種。我所在的護訓隊裏大多數是女兵，男兵隻有二十幾名,女兵最多選擇的是通訊、衛生和文藝兵。
晚上就寢前躺在床上是宿舍裏氣氛最活躍的時候，上下鋪的人彼此仰望和俯視著談話，訴說一天的隊內見聞、聽課感受。談論得最多的話題是她們的父輩、家庭，津津樂道於父母地位，結交的上層人際關係，以及她們所知道的部隊上層秘聞、八卦。我知道了我的同學們多數是來自北京、沈陽、長春、石家莊、承德等地的駐軍醫院和野戰軍的衛生兵,她們的父輩從總參、總政的官員到軍區和野戰軍部隊首長,還有三結合到地方政府和大學革委會的領導。和我同宿舍的聶姓女兵來自黑龍江，她爸爸的官銜大概是最小的一位了，因為他在朝鮮戰爭中負傷後轉業了，當時隻是一個連長,是他當年的戰友幫助小聶參軍的。她的舉止小心謹慎、察言觀色，還要隨時承受別人的嘲笑譏諷，因為她的兵當的不理直氣壯，而且在部隊沒有靠山和保護傘。
我的同桌小黃的父母是普通市民,是她當師長的姑父送她到部隊，又安排她當了衛生兵。她比我小三歲，沒讀過初中，智商不高，學習吃力，很多課聽不明白，最怕考試,不過她的實際操作能力還可以，護理實習時挺能幹的。我認為她做一般的護理工作可以勝任，就在每次考試時乘監考老師不備，把答好的卷子遞給她，讓她可以逐條校對、改正，並為此被監堂老師抓到了一次“現行”，被警告。所幸她以合格成績順利畢業，並提了幹。
在護校學習時,我的最大收獲不是獲得了畢業證書，而是讀到了一些以前不曾讀過的書。那是蘇聯文學的解凍歲月，我從同學們那裏借到了一些內部讀物，還借特權之光，隨他們坐著專車去文化宮看了一場求之不得的內部電影“解放”，整整看了一夜，共八個小時。
我們的學習、生活和訓練都以班為單位，經常開班會、布置任務，總結成績。我所在的班有十幾名同學，我是唯一的“老百姓”。幸運的是遇到了一個好班長田麗萍,某醫院的護士，和我同齡，我們很談得來。她父親是沈陽空軍部隊的首長，但她沒有高幹子弟常見的傲慢,樸實、謙虛，不會撒謊做假。當我知道她的哥哥姐姐都沒有參軍，是下鄉知青後，對她的家庭也心生好感。那時她正在談戀愛，男朋友是205醫院的一個普通幹事，出身於普通工人家庭,和大多數講究“門當戶對”的軍二代比，她有些“出格”。我倆常在晚飯後走出學校大院沿街散步、聊天，談各自的成長經曆，成了知已。畢業後，我們一直通信。我在鐵合金廠上班時，她到錦州出差，還專門跑到醫學院找到媽媽，送去贈給我的禮物。後來她轉業了，分到鞍山的工廠醫院，我因家庭變故，處理信件時一時大意，弄丟了她的地址，後來我又調轉了工作，我們失聯了，可我多年來都牽掛著她，懷念她，盼望還能再見到她。田麗萍，你在哪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