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我和姐姐與一高中的“老三屆”一起，乘車去綏中縣插隊。
那天早上，爸爸把媽媽為我們準備好的行裝,一個大柳條包（裝著我們的被褥）和一個帆布箱（裝著我們的四季衣服、日常用品和一些書籍）,綁在他的自行車上，推著車送我和姐姐去火車站。媽媽送我們到馬路上，就回去了。我和姐姐上了火車，安頓好行李，爸爸就回去了，一切都很平靜，和前一天車站上的情形很不一樣。
我們去的是範家公社條石溝大隊東隊。從綏中站下火車,再乘汽車行八九十裏山路，穿過層層疊疊的高山，走過一個大大的“之”字形山路,才到達大隊所在地。再沿山路走上三裏地，才到我們要去的東隊。
下火車後，我們坐上了專門來接知青的大卡車。一路上，隻看見遠處、近處一座座高山連綿起伏，一直處於神思恍忽之中。直到晚上，開過歡迎會，吃過生產隊為我們做的第一頓飯，走回住處的時候，才真正看清這個荒涼、寂寞的小山溝。站在門前看天空，真的“隻有巴掌大”。
我們青年點共有十個人，六個男生住在隊長家，占了五間房屋的一半，我們十個人在那裏做飯吃飯。四個女生住在大隊書記王國成家，我們住的是兩間房屋的一半，另一半被木板隔開，放著主人家的雜物、糧食、地瓜之類。每天早上或晚上都會有人進來取東西。我們的活動空間隻有一半的炕和地上僅能存放箱包、臉盆的地方。
當天晚上，我們剛剛點上煤油燈，就聽見窗外有貓在叫，然後是抓窗紙的聲音，一隻大貓在外麵的窗台上竄來竄去。漆黑的夜，陌生的山村，冰冷的房間，淒厲的叫聲，恐懼籠罩了我們。不知道是誰開的頭，我們四個人突然全都哭了起來，而且越哭越悲切。我們哭了很久，直到哭累了，才一個個抽抽嗒嗒地停住了。哭過以後，沒有人說話，我們躺在被窩裏沉默著，各自想著心事。我想的是：從今天起，我就是一個農民了，是條石溝的人了，這裏是我要紮根的地方。我要做一個合格的農民，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要吃最大的苦，幹最艱苦的工作，努力鍛煉自己，做一個堅強的人，從今以後不能再哭了。這就是我下鄉的第一夜。什麽時候睡著的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我們就出工了。
站在長滿莊稼的地頭上,我仔細地打量著這個山溝。漫山遍野的果樹已經結滿了紅、黃、綠色的果實,一條清澈見底的河水從村子裏穿過，把東隊的兩排住房從中間隔開。極目遠眺，遠山近山，峰峰相連。最高的山峰，就是名揚關內外的“三山”。這裏的景色很美。
生產隊派的社員給我們做了兩天飯，就離開了。做飯的事兒落在了我們四個女生身上，每人輪流做一周。我們吃的最多的是玉米茬子粥和玉米麵的大餅子。我既不會用柴火燒“灶坑”的火，也不會貼大餅子，做飯的第一天就把大餅子做成了死麵餅，還燒糊了，又硬又苦，根本沒法吃。大家都沒有責怪我，可我心裏很不好受。
我不會添柴。做飯時，又怕火滅了，又怕火大了，一會兒站起來看鍋，一會兒蹲下去看火，兩頭亂忙，完全亂了陣腳。我仔細觀察房東大嫂的做飯過程，很快掌握了這一套技巧，順利闖過了做飯這一關。後來，我貼的大餅子又鬆又軟，還發明了在鍋底水裏滴上幾滴油的方法，使貼熟的大餅子表麵油汪汪的，又好看又好吃，油也一點都沒有浪費。
因為在男生住的地方做飯，他們的炕不用再燒也是熱乎乎的，可我們住的房間不燒火，屋子裏沒有一點兒熱氣，睡的炕整天冰涼。炕是用石板鋪成的，躺在上麵涼入骨髓。我們每天睡覺時把毛衣毛褲穿在身上，頭上包上圍巾，可還是凍得縮成一團，難以入眠。晚上去廁所的時候，更是受罪，要小跑著去房後露天的“廁所”裏，稍一停留，屁股凍得像冰一樣涼。
為了解決青年點的做飯用柴，大隊同意我們去生產隊的山上砍柴。生產隊的山離村裏很遠，要順著幹涸河溝裏的石板路走上好幾裏才能到。我們白天要出工，隻能晚飯後去砍柴。青年點的幾個大哥本來不讓女生去的，可是我想趁機打點兒柴把我們睡覺的炕燒一燒，就一個人跟著六個男生上了山。斷斷續續打了將近一個月的柴，我扛回的柴仍是杯水車薪，好心的大哥們把辛苦打來的柴支援了我們很多，我們冬天的火炕總算有了一絲熱氣。
因為土地奇缺，這裏的社員隻有自留山，沒有自留地，房前屋後黃金般珍貴的菜園就是他們全年的蔬菜來源,可我們沒有這樣的菜園，就沒有蔬菜的來源。剛落戶時生產隊為我們籌集了一些白菜、蘿卜、土豆，到了第二年春天，我們沒有蔬菜可吃了。在貼大餅子的鍋底水中撒上點兒鹽，就是我們的“高湯”。除了幾家社員偶爾送上一把菜葉、幾根蔥，我們的三餐幾乎天天如此。
半年之後，我們逐漸適應了條石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越來越像村裏人了。我們青年點在男生住的院子裏養了一頭豬，每天輪班用泔水、米糠和割的豬草喂它。晚飯後，我們常常站在豬圈旁饒有興致的欣賞它的一舉一動，像所有的村裏人一樣算計著它的年齡，盼著它快快成長，早日成為我們的盤中餐。
每天晚上，我趴在煤油燈下，寫完了日記就寫信。那時和我頻繁通信的朋友有十來個，都是文革中的“戰友”。我每星期都會收到好幾封信對照他們描述的插隊生活一興奮或者憂鬱、鬥誌昂揚或者灰心消極、雄心勃勃或者悲觀失望，我感到自己還是幸運的。這裏有和我形影不離、無話不談的姐姐，還有兩個成熟穩重的大姐姐俞一陽和常慧琴。有耿直、善良、有主見的劉成林大哥，有憨厚老實、埋頭苦幹的孫鍾大哥，有隨和、能幹、像勞模一樣的宋德義大哥，有活潑開朗、整天笑哈哈的隋力軍大哥，有每天飯後正襟危坐、一邊念叨著“否定之否定”，一邊忙著為青年點兒編蓋簾的王守禮大哥，有整天冥思苦想，時常代表青年點出席各級講用會，宣講我們“先進事跡”的點長邢長利。
剛到條石溝時，每日三餐前我們都排隊站在院子裏做“三忠於"，背語錄。每次晚上隊裏開會時隊長都讓知青帶領社員做“三忠於”。我看到青年點其他人不好意思做，就主動“上陣”，和邢長利輪換著帶大家做。時間長了，我看出社員根本沒有興趣，都是在應付,我也覺得這個儀式和這裏的環境有點離譜，不好意思做了。後來，“三忠於”活動就停止了。我們每天該吃飯時吃飯，該開會時開會，每天晚上去隊裏記工分，和社員們一樣了。
青年點裏，隻有我一個初中生，邢長利是高一，其餘八個人都是六六屆的高三畢業生。他們有的會唱歌跳舞,有的會彈琴畫畫，還有的懂哲學，擅演講，在我眼裏都是有才華的人，讓我很羨慕。很多個晚上，姐姐她們睡覺的時候，我把劉成林、隋力軍大哥畫的領袖像拿回住處，在煤油燈下一刀一刀的刻出剪紙。煤油燈的火焰燒焦了我的頭發，熏黑了我的鼻孔，可我還是一絲不苟的刻著，恨不得把領袖的畫像貼遍條石溝。
我們幾個女生還在場院、隊部教社員唱“紅色歌曲”，跳姐姐編的“紅色娘子軍”舞，但都是有始無終，半途而廢。後來，大隊成立了文藝宣傳隊，我們青年點的人都參加了活動，每天晚上去三裏地外的大隊部排節目，唱樣板戲。
我們每個星期五的下午都不出工，沿襲了在學校時的規矩，坐在青年點裏“政治學習”，聽邢長利念報紙。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儀式也越來越簡單，開始時還要討論，也有人發言，後來幹脆沒人吱聲了，幾個月後，便自動取消了。
我初衷不改，利用一切機會向“貧下中農”講文革的偉大勝利，講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激烈和複雜。有一次，提到“文化革命的旗手”時，一個每天和我們一起出工的王桂華，小名“小佬頭”的女孩說：“那是娘娘，人家過的是啥日子，屙的都比我們吃的好。”這個女孩隻有十六歲，很自然的說出了我從沒聽過更沒想過的話。她不是地富反壞，不是牛鬼蛇神，是地地道道的貧農女兒。震驚之餘，我為她慶幸，生在這個窮鄉僻壤的小山村，如果她在城市裏說出了這樣的話，不是在劫難逃嗎？我終於知道了這裏是條石溝，這裏的人們世代勤勞耕作，從來沒有過過好日子，他們隻想吃飽穿暖，根本不關心那個遙不可及的世界，所以再也不給他們講“國家大事”了。
下鄉兩個半月後的1968年12月21日晚上，已經鑽進被窩的我們被廣播喇叭裏傳出的“最高指示”震撼了,立刻爬起來，跑到外麵，興奮地踩著房簷前的梯子爬上房頂，雙手做成喇叭狀，對著全村齊聲喊了起來：“偉大領袖最新指示，最新指示！”幾遍下來，不知是誰發現我的聲音雖然不宏亮，但會在夜空中傳的很遠，於是讓我領頭喊語錄，她們三個再齊聲配合。我十分賣力地一遍遍喊著，把一片漆黑的村莊喊得燈火點點，還不罷休，一直喊到聲嘶力竭。有的社員推門張望，不知道發生了什麽大事，我們便更加興奮。後來，青年點的人都匯集在男生宿舍，用大紅紙寫出了這段語錄，連夜向公社出發了，去報喜，去慶祝，去集會。這是我們在城市時的一貫作法，現在又把它搬到了山鄉。就像有一種力量在推著我們必須去公社，去歡呼，去敲鑼打鼓地慶祝。因為我們已經養成了習慣：偉大領袖的任何一個聲音、一個指示都是天地之間最大的事，是壓倒一切的事。
那是寒冷的冬夜，伸手不見五指，我們隻能手拉著手走。在趟過“狗河”時，我一腳沒踩穩石頭，落到河裏。河水冰涼徹骨，我的棉膠鞋和褲腳都濕透了。我拔出腳，沒有停步，沒有聲張，一直跟著隊伍前進。那一夜，全公社所有的知青都匯集到了公社大院，敲鑼打鼓，大喊大叫，鬧騰了幾小時後又連夜往回趕,直到後半夜，我們才回到村裏，往返走了三十幾裏山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領袖的指示像一副強心劑，使我們逐漸趨於正常的心髒又開始狂跳。
我和姐姐找出帶來的“馬列六本書”讀了起來。每天早晨四點鍾，我們互相提醒，強迫自己不再睡覺，點起煤油燈，把書放在炕沿前麵的條桌上，一句句讀著《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那些艱澀難懂的句子。雖然根本搞不懂書中所描繪的曆史、事件和我們有什麽聯係，可我還是覺得自己正在共產主義的大道上前行，為了把革命的紅旗插遍世界每一個角落，現在的吃苦，所有的艱難，都是很值得的事情。
為了把“最新指示”落實在行動上，我注意觀察貧下中農的“優秀品質”，想得到他們的“再教育”。可我看到的是這些貧下中農出工不是為了“學大寨”，也不是建設“農村紅色根據地”，更與反對帝修反無關，而是為了記上當天的工分，毫不含糊。白天幹活，晚上記分，這就是農民一天的大事。我們在婦女隊長帶領下幹活的時候，不管是成年的大嬸、大嫂，還是沒有結婚的女孩子,都會說一些粗俗的笑話，而且說得笑得都特別開心。每當她們要說這些話的時候，就告訴我們把耳朵堵上。我們就把正在摘的棉花瓣塞在耳朵裏，或者幹脆用手捂上耳朵，站在那裏等她們說完。如果和男社員一起幹活，常常看到男女社員間打情罵俏，還會看到目不忍睹的男女社員的“打鬥”表演。看熱鬧的社員都樂得前仰後合，這似乎是他們茶餘飯後的一大娛樂。他們的世界實在是太荒涼了。
雖然大會小會都在講“接受再教育”,我也漸漸麻木了。我不再每天考慮“紮根農村幹革命，雙手繡出地球紅”的宏圖大誌了，而是希望幫助這裏的人們擺脫像原始社會一樣落後的生存狀態能幹點兒什麽。這裏並沒有我想象中的“廣闊天地”,“階級鬥爭”的實踐就是一開大會，不管什麽名目，都要把隊裏僅有的兩個地主、富農揪上台去。這兩個“地、富”和他們的子孫都是全大隊最老實最能幹活的人，幾乎從不說話，更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即使把他們鬥死，其他社員的生活也不會有絲毫改變。“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也隻是一個廣播裏報紙上的口號而已，因為這裏沒有一分地能讓我們種上最需要的蔬菜，更沒有實驗田讓我們育苗、育種，我們能做的隻是和社員們一起出工，記工分。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的新鮮感逐漸褪去，貧下中農的好奇心也已經消失，真正變化的隻是：這個窮僻的山村多了幾個不怎麽會幹農活的農民，這個隻有二十七戶人家的生產隊新增加了幾個並不缺少的勞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