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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146)

(2026-05-08 07:30:56) 下一個

我的文革(146)

一天,這兩個軍宣隊軍人又來我們單位。他們來後就召集全站人員站在原支部辦公室前的小天井裏開會。開始我們不知道他們要說什麽,聽了一陣才知道他們是來訓話的。那個為首的軍人,二十七、八歲年紀,扁扁的臉,薄薄的嘴唇,閃著一雙小眼睛,操一口近似江北口音的普通話,似乎有點文化、也頗能說會道。我不知道他是排級幹部還是連級幹部,但估計他是政工幹部。他先是說了一通形勢大好和批判派性之類的話,因為都是報紙上的套話,並無新意,大家也不在意。但說著說著,他突然換了話題,以一種大人物的權威口氣教訓起人來。他撇了撇嘴唇說:聽說我們這裏有個別的人,他不喜歡我們共產黨,也不喜歡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這個嘛,我看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因為廣大革命群眾是喜歡社會主義的,是擁護共產黨的,少數人不喜歡翻不了大浪。我們可以允許他不喜歡我們共產黨,可以允許他不喜歡社會主義。但是,這個國家你還是應該要愛的嘛!愛國主義你還是要有的嘛!他這是在說誰呢?也許有人一下子還弄不明白這個軍代表在說誰,但我立刻就明白他在說我。因為若他單說有人不喜歡共產黨,不喜歡社會主義,那可能還真弄不清說的是誰;可是說到愛國主義,說要愛我們這個國家,在我們這個單位,祗有我這種有海外關係的人才與這個問題扯得上。而我有海外關係,我的父親還有兩個哥哥都在香港,這在我們單位是眾所周知的。除我之外我還沒聽說過有誰也有人在海外的。所以軍代表雖然沒有明白點出我的名字來,實際上等於是點了。此時全體肅立,靜聽下文。我也仔細地聽著,等待他還要說些什麽出來,以便根據他說的,分析軍宣隊將在哪些問題上整我;而我也可以準備好在適當的時候做出我的申辯。

說也奇怪,此時的我頭腦竟出奇的冷靜,心中沒有一絲一毫的害怕。因為我清楚知道,雖然我大哥是一九四九年春夏時候,大陸完全解放前去香港的;但他是隨他老板的工廠一起搬遷去的。去的時候因為南方還在戰爭,他們是從上海繞道解放區的天津上船的,而且船到青島後,還在也已經是解放區的青島停靠過,並上岸去參觀過青島市容。所以我大哥不是潛逃去香港的。至於我的父親和二哥,都是解放後向政府申請得到批準才去的。這些在公安局都是有據可查的。他們既不是逃亡去香港的,也不是什麽國民黨、蔣介石分子,雖然文革中海外關係幾乎成了裏通外國的同義詞,但要坐實我裏通外國罪名,畢竟是要證據的。而把我們有海外關係的人說成不愛國,那也是要證據的,不是你小小一個軍代表說我不愛國我就是不愛國的了。所以我不怕。雖然文革初期我家被抄了家,但也僅此而已。我們不屬地、富、反、壞、右。軍宣隊僅僅在海外關係上做文章,最終是做不出什麽文章的。

當時我很想知道周圍人的反應,但又不便東張西望,於是隻能克製自己,盡力保持一種聽不懂,與我無關的神態,以不變應萬變。豈知這個軍代表說了這麽一通話以後就沒有下文了,又說到其他事情上去。我就知道他一定是聽了我們單位內什麽人的中傷和唆使,特意來敲打我的。軍宣隊下車伊始,根本還沒有與廣大群眾接觸,卻就偏聽偏信拿我開刀了,說明這個軍宣隊員的水平也有限得很。我在心中冷笑這個軍宣隊員:你懂什麽愛國主義!難道家裏有人在海外就是不愛國了?中國在海外的華僑有幾千萬,難道這些人都是叛國投敵分子、賣國賊?你說要我們愛這個國家,不錯,這是我們祖祖輩輩生長的祖國,不勞你吩咐我們也自然會愛它。可是,你們掌握了這個國家政權的黨,愛我們嗎?你有何證據要將我們在海外有親人的人統統看成是不愛國的人?我們又有何罪,要處處受你們的歧視、壓製、迫害!到現在還要煩勞你煞費苦心、含沙射影地誣蔑我、敲打我。你還竟然敢大言喇喇地說允許我不愛共產黨、允許我不愛社會主義,你是多大的人物敢說這樣的大話?多少比你大得多的高官因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被整得命也沒有,而你竟然敢允許我反黨反社會主義,真是瘌蛤蟆跳上了戥盤,狂得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幾斤幾兩了!

散會後我回到宿舍坐定,想想有點氣憤。但我明白今天發生的這齣戲,背後必定有原因。第一說明單位內有人在與我過不去。這也難怪,以我的出身,在某些人眼裏隻能卑躬屈膝地站在人後做做看客,那知在前階段的文革中我卻常常處在大眾矚目的明星地位,想來這令他們十分不服氣,於是想借軍宣隊之威來打擊我。其實軍宣隊隻是上了這些人的當而已。第二,軍宣隊之所以會輕易上人之當,輕率當然是主因,但也與他們腦海中僵化的階級路線和階級鬥爭觀念有關,是中共長期鼓吹階級鬥爭和推行有關政策的結果。中共對待華僑、僑眷的政策,在文革前表麵上與對待地、富、反、壞、右還有區別,與我們講統戰,但是我深知中共從內心裏是不信任我們的。在他們眼裏,所有華僑、僑眷都是屬於西方資本主義反動勢力的一份子,因此總是懷疑我們不愛國,甚至會裏通外國、當外國特務間諜。因此他們總是暗中在警惕我們,監視我們,有時候防我們比防一般的地主、富農分子還嚴。因為一般的地主、富農都在他們的統治之下,覺得容易監控;而對於那些在海外的人,他們看不見摸不著,隻能對我們國內的眷屬嚴加防範。我們這些人都是公安局內控的對象,文革前就是這樣。正因如此,我們不能與一般人一樣獲得升學、參軍、就業的平等機會,甚至連民兵也隻能參加普通民兵而不能參加基幹民兵。而不是基幹民兵,在民兵訓練中是不讓有機會摸到槍的。到了文革,極左的階級鬥爭思潮泛濫,統戰不講了,連統戰部都砸了,中共就開始赤裸裸地打壓我們。幾乎所有有海外關係的家庭都遭到過紅衛兵、群眾的抄家;所有有海外關係的人,在很多人眼裏就是特務嫌疑和投敵叛國嫌疑。因此,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像我這樣的人無端受到軍宣隊的攻擊,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反倒提醒我今後我的一言一行都要格外地留意,不要被人真的抓到什麽把柄。遍地是荊棘,到處是陷阱,這就是當時我們這種人對所處環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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