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1）
奪權的亂象在我們青浦也有。前麵說過青浦的造反派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接管了印刷廠、郵電局、廣播站等單位。但這僅是接管，當時沒有明確提出奪權。二月四日，以聯總、工青聯紅衛軍、農革司等為首的一些造反派組織，在青浦中學操場召開批鬥縣委書記陸道南、副書記王佐標、孫全福，及各部、委、局和公社主要領導幹部大會。這次會議也沒有聽說這就是奪權了。那時我們郊區的文革步伐總是要比市區慢上幾拍，市區沒有正式奪權，郊區自然也不會搶先奪權。但是許多單位的奪權，卻與市區一樣進行得如火如荼，但都是各自進行的。
且說我們單位白求恩和送瘟神兩個造反組織在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匆匆宣布奪了權，算是軋進了一月革命。第二天，縣除害滅病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繆雲興和顧肇康看到我們奪了血防站的權，也趕緊發布《接管通令》，以白求恩戰鬥團機關戰鬥隊的名義，一口氣奪了縣除害滅病辦公室、縣計劃生育辦公室、縣衛生科的權，把這幾個單位的印章都收繳了。二月二日，他們又發布了第二號《接管通令》，說要成立革命生產籌備委員會，監督當權派們做好日常工作。他們在發布第一號《接管通令》時我們全不知情，到他們拿來第二號通令時我們才知道。他們僅僅兩個人，卻要接管三個縣級領導機構，是不是胃口也太大了點兒？而且，既然宣布了接管，怎麽又說要監督當權派做好日常工作呢？對於這種監督、接管還是奪權，三種情況混淆不清的做法，讓我們覺得有點兒戲，但當時奪權成風，我們也不便指責。而且，他們雖然掛名在我們白求恩，但事實上組織對他們沒有多少約束力。這在當時所有的造反派組織中幾乎是普遍現象。
造反派奪權，在內部，因為爭權奪利發生了許多亂象；在外部，還要與當權派和保守派的各種反撲陰謀作鬥爭。最初，當權派和保守派玩弄的花招是假奪權。關於假奪權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周恩來為防止外單位人來奪外交部的權，就授意外交部的群眾組織假奪權。他的借口是外交部有許多機密，牽涉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因此與其由外單位人來奪權，不如由外交部內部的人來奪。至少他們熟悉外交部的運作和許多規則，不致鬧出大事來。但是，外交部內也有好幾派造反組織，後來我看到一個材料，周恩來授意支持奪權的都是保陳毅一派的。
當時，我們縣衛生係統也發生了一件假奪權的鬧劇。二月四日，突然冒出三個新成立的組織：上海市血防戰線造反總司令部青浦司令部、上海市農村衛生係統四員革命造反隊青浦司令部、上海市青浦縣血防站革命造反紅旗戰鬥隊。他們聯合宣布成立青浦縣血防戰線革命生產監督委員會，發布第一號《緊急通令》，命令縣除害滅病辦公室和血防站要在這個監督委員會的監督下，必須立即恢複一切正常的日常行政事務和生產等工作；命令縣除害滅病辦公室和血防站當權派在第二天上午向他們報到，聽侯統一指揮。這個監督委員會讓當權派立即恢複一切正常的日常行政事務和生產，實際是否認了血防站白求恩、送瘟神兩個造反組織已經接管了血防站的事實，而是要回複到過去由舊當權派掌權的狀態。所以，他們成立這個監督委員會，明顯是針對我們白求恩和送瘟神二個組織的奪權進行的反撲。如果他們成立這個委員會的目的真的是要監督全縣的血防衛生工作，要監督我們的工作，那他們首先應該與白求恩、送瘟神兩個組織協商，聯合起來一起工作，而不是撇開我們。奇怪的是就在四日同一天，副縣長王忠明、除害滅病辦公室主任季貿楠、副主任莊仁中、縣衛生科科長張凱、以及我們血防站副站長錢國璽都在這個通告上了簽字，表示願意在這個委員會的監督下工作。這樣樂意順從的態度，對造反派他們是從來沒有的。因此，我們認定他們是合演了一齣假奪權的戲。這三個組織中血防站的紅旗戰鬥隊究竟由哪些人組成，從來也沒有公開過，以致我們與他們同在一個單位也不知道。血防戰線總司令部青浦司令部成員，主要來自徐涇和城東兩個公社的血防組。而農村四員，是指農村中的衛生員、接生員、滅螺員、清潔員，這個司令部的人員，由頭至尾都沒有露過麵，是不是真的有這個組織也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有這樣一個特點：農民成立的群眾組織，立場基本上都是保守的。他們大多是貧下中農出身，家庭成分好。成份不好的地、富子女，在農村根本不敢亂說亂動。但即使成分好，因為是農民，很難跳出農村戶口這個二等公民的限製，他們就乘文革造反的機會到城裏來混，希望能撈到一些實惠。因為是抱著這樣的目的造反，他們很容易就被當權派利用來同造反派搗亂。然而，公社血防組和農村的四員都屬農村基層的衛生工作人員，仍屬公社社員身份，縣除害滅病辦公室從不與他們發生直接的工作關係，與他們發生關係的是我們血防站，凡除害滅病辦公室布置的工作都是要通過血防站去下達、完成的。所以，這三個組織撇開我們去監督除害滅病辦公室和血防站的工作，根本就無從監督起。在當時造反派氣勢正盛的時候，他們這一齣奪權假戲根本就不可能演成功。我們也沒有對他們采取什麽行動，隻是不理睬他們。幾天後這個監督委員會就自己無疾而終了。
自一月革命爆發以來，上海造反派接連獲得毛澤東、黨中央的嘉獎。接著，貴州、黑龍江省造反派奪權成立的權力機構也得到中央肯定和承認。二月五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成立。這一切標誌著一個新的時代來臨，舊的權力機構已經被淘汰。於是，過去一些頑固的保守派分子，以及一些當權派的立場開始動搖，紛紛向造反派示好了。
首先向我們造反派示好的就是那個懷疑我不加入團組織怎麽革命的黃幼齡。她向我們揭發人事幹事曹惠德在中央下達《補充規定》以後，還將站裏全部整群眾的黑材料複製後分開隱藏。她這兒也藏了一部分，並將它交了出來。這件事再次引起群眾的憤怒。但曹惠德已經被開除了黨藉，已經死豬不怕開水燙了。麵對群眾的聲討，她微微翹著嘴角冷笑，一副不屑理睬的樣子。當然，她也不會說出其他的材料藏在哪裏。有人氣得攢緊了拳頭，卻不好打她。黃幼齡又表示要參加我們的組織，王逸鵬開心得不得了，甚至表示要讓她當造反隊的頭頭。我看著王逸鵬對黃幼齡一臉討好的表情，心中就有點別扭，又感到一絲悲哀。我明白王逸鵬的用心：因為白求恩、送瘟神二個組織中連一個黨員也沒有，而黃幼齡是四清入黨的預備黨員，造反組織中有個黨員，政治上也好硬氣一點。也是用心良苦啊！這說明盡管造反派得到黨中央的誇獎，盡管當權派們被造反派批鬥得灰溜溜的，但在很多人的內心深處，黨員始終在政治上占有優勢，而非黨的造反派始終如妾侍一樣，自覺低人一頭，即使掌了權也是名不正言不順。不知什麽原因，黃幼齡後來並沒有加入我們組織，而是當了逍遙派。倒是有其他幾個保守派的隊員加入到我們造反派中來了。
還有一個明顯轉變立場的人是張宜。張宜對我們造反派的態度一貫強硬，即使在罷了他站長職務後也如此。雖然他應我們造反派的要求一次又一次做檢查，但每次檢查都是說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不肯承認自己犯了資反路線錯誤。然而從二月上旬開始，他的檢查一次比一次深刻。最後一次檢查已經在青浦人民武裝部大規模鎮壓造反派的二一七事件以後。這次檢查，他將文革以來執行資反路線的經過全都講了出來，說到後來痛哭起來，說辜負了同誌們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對他的教育，令我們也十分感動。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當時青浦造反派已開始遭到鎮壓，如果他是看風駛舵的人，絕不會在這個時候還向造反派做檢討。所以我覺得，他之以前對造反派頑固，與現在不識時務地向造反派做深刻檢查，人格上是統一的。以前他的思想是真的不通，現在的通也是真通。後來他的立場，一直到文革結束都站在造反派一邊。可悲的是不論通與不通，他都沒有跳出黨文化的圈子，始終受 黨紀和毛澤東的愚弄。一九七二年老幹部開始複出，縣衛生科重建升級為衛生局，三個局長副局長都是老幹部。張宜被調出血防站，到縣衛生局擔任生產組組長，手下隻有三、四個兵，大事都有局長、副局長抓主意，他的實權大大縮小。文革結束後，因為他在文革中的表現，重新掌權的那批老當權派對他懷恨在心，幹脆就削掉了他一切領導職務。
副站長錢國璽因為生活作風問題，四清和文革初期都有人寫信向四清工作隊和縣委反映，但都沒有下文，被包庇了起來。我們奪權以後，許運靈就悄悄地專攻這個問題。那時候，一般人對男女婚外情看得很嚴重，將它看作一個人是否腐化墮落的標準之一，總要弄它個水落石出不可。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其實也是社會的一種病態。清教徒主義愈厲害，人們對這方麵的新聞愈感到刺激。二月上旬，許運靈搬到錢國璽的宿舍與錢一起住，日夜做他的思想工作。經過一個星期的攻心戰，錢國璽終於交代了他與站裏一位女青年發生婚外情的事實。原來當年在徐涇公社蟠龍大隊樓上，他就與這個女青年發生了婚外戀。因為被大隊幹部發現蛛絲馬跡，寫信向縣委反映，他隻得離開蟠龍回站工作。但不久，他就把那個女青年也調到站裏，當出納會計。當年我也在蟠龍工作，也住在那座樓上，對這種事卻毫不知情，可見我那時的幼稚，社會經驗幾等於零。後來這女青年懷孕，他陪她到上海去做了人流手術。其時正當我們單位四清時期，全體員工每天早晨軍訓跑步，那個女青年剛做完人流手術，為掩人耳目也一樣出來跑步，結果當場暈倒。許運靈能將錢國璽的嘴撬開，讓錢國璽承認他有婚外情，我們很多人對他很佩服，覺得他有一套。不過想深一層，恐怕還是形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因為一月革命的勝利，形勢對造反派有利，有個別造反隊員開始忘乎所以起來。那個繆雲興開始不見人麵，我們也不知道他在外麵幹些什麽。還有我們單位送瘟神的隊員黃虔生，因為他曾是誌願軍複員軍人，不經組織同意跑出去又參加了紅衛軍，成了一身跨兩個組織的隊員。他參加了紅衛軍後耀武揚威的很神氣，還拉了單位內另一個複員軍人也去參加。大家對他雖心有不滿卻也沒有辦法。因為當時的群眾組織本來就是十分鬆散的，根本沒有紀律規章約束，全靠自覺。也有少數人趁著造反派得勢，肆意妄為發泄私憤。大約在一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們很多人像平日一樣聚在造反隊辦公室裏，或商量些事情，或交換一些新消息，或純粹是為打發時間與戰友聊聊天的。突然，嘭地一聲巨響門被一股大力推開撞到牆上，一群人夾著一股寒風衝進來，把兩個人摔倒在地上，喝令他們跪著。我那時正坐在辦公室最裏麵的一張寫字台後看報紙，見這群人凶神惡煞一樣闖進來不知要幹什麽。隻見為首的幾個戴著紅東北和紅西南的袖章。這是上海市區的兩個紅衛兵組織。但因我孤陋寡聞，當時還沒有聽到過這兩個紅衛兵組織的名，看他們個個人高馬大的，還以為真是從山海關外東北地區和新疆、青海西北地區來的紅衛兵，因此奇怪這些紅衛兵大老遠的跑到上海已經很不容易，怎麽還來到了青浦，來到了我們單位？又看見跟在這些紅衛兵背後的兩個人是我們單位送瘟神的隊員，也弄不清他們是聞訊趕來看熱鬧的，還是這些紅衛兵就是他們引來的。再仔細看這跪著的兩個人，我發現一個就是站裏的員工朱雪園，另一個是朱雪園的父親。他在我家鄉練塘中學當教導主任，因此也認識。我很驚訝，不知道這兩人犯了什麽事，竟然要勞動東北、西北的紅衛兵來抓他們？正在思忖，忽聽見有人大聲宣布朱雪園的父親是逃亡地主，喝令他交代罪惡曆史。我這才大致猜到了這些人鬥爭朱雪園父子的原因，估計一定是我們單位中有人使壞，很可能就是這兩個送瘟神的隊員，蒙蔽了不知情的外地紅衛兵，去鬥爭他們父子倆出氣。這個朱雪園平日做事的確很招人討厭，他父親的口碑在練塘也很不好，我對他們都沒有好感；但這樣無緣無故地批鬥人，我認為還是不應該的。朱雪園祖上可能是地主，但他父親絕不是地主，這一點我基本上可以肯定。可當時這樣情況我也不敢出麵阻攔。因我自己的出身就不過硬，很怕引火燒身。不但此也，我這時還害怕朱雪園和他父親抬頭發現我，懷疑我是挑唆者。因為關於朱雪園父親逃亡地主的事我估計隻有練塘人才知道。雖然站裏練塘人有五六個，我隻是其中之一，但既然是之一，就也脫不了嫌疑。這一場鬧劇後來怎樣收場的我已記不得，所幸這樣的事情以後沒有再發生過。
不過，當時我們絕大部分造反隊員仍是循規蹈矩做人的。堅持在本單位搞革命，盡量不與外單位發生關係。即使是同一係統的縣人民醫院和朱家角人民醫院我們也極少去串連。原因也是提防著中共秋後算賬這一手。畢竟外單位的情況我們不清楚，怕外麵的造反組織出了問題連累我們。沒想到後來就是因為這個主要由轉複軍人成立的組織紅衛軍會被中央明令解散。而這又成了軍隊鎮壓造反派的借口，以某某組織與紅衛軍勾勾搭搭，一丘之貉的罪名，將全縣所有的造反組織基本上全部鎮壓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