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雅圖的雨：職業生涯的第一次陣痛（裁員，laid off）
1998年5月，我告別了生活和工作三年的紐約珍珠河（Pearl River，NY），帶著全家跨越美國大陸，奔向西雅圖，開啟了我在MDS PanLabs那段雖短暫卻刻骨銘心的職業生涯。
與繁忙緊湊的紐約相比，初到西雅圖，仿佛有種步入人間天堂的感覺。這裏西臨太平洋，Lake Washington、Lake Union和Lake Sammamish三大湖泊如藍寶石般鑲嵌在城市中。遠處的Mt. Rainier、Mt. Baker海拔均在一萬英尺以上，終年積雪；The Cascades群山連綿起伏，銀裝素裹。每逢晴日，湖光山色交相輝映，構成了西雅圖隨處可見的風景。
西雅圖的“綠”更是聞名遐邇。充沛的雨水與降雪，賦予了這片土地得天獨厚的生機。林木蔥鬱，四季各有風姿。那種得天獨厚的、充滿生命力的翠綠，那種環境之美，很難用語言、繪畫或攝影完整表達。
與此同時，這裏科技、商業、文化與教育高度發達。那時的西雅圖節奏舒緩，不失一份從容與趣味，是一座適合慢行與體味的城市。
亞裔比例極高，民風淳厚。與紐約相比，人也更加溫和友善。行走在街頭，隨處可見熱心的路人。在這個被森林與湖泊環繞的城市裏，我曾以為找到了事業與生活的理想平衡點。
我供職的MDS Panlabs當時隸屬於加拿大生命科學巨頭MDS Inc.。最初名為Panlabs，後被母公司MDS Inc.收購，歸入其MDS Pharma Services體係。MDS曾是加拿大最大的健康與生命科學公司之一，年營收一度達到18億美元。
當時我對美國生物醫藥行業了解不多，後來才明白，MDS及PanLabs本質上是一家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即為製藥、生物技術和醫療器械公司提供外包研發服務，涵蓋從臨床前到上市後的整個藥物開發流程。CRO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能加速研發進程、提供專業技術並降低成本。
20世紀90年代，組合化學（Combinatorial Chemistry）問世，它能夠快速構建海量分子庫、加速新藥篩選。那是一個組合化學（Combinatorial Chemistry）盛極一時的時代。通過高通量手段快速構建數以萬計的分子庫一度被視為藥物發現的“革命”。
MDS PanLabs的組合化學部門正是圍繞這一方向，設計並生產各類化合物庫，供客戶進行高通量篩選。公司初期的產品在市場上十分搶手，每一個化合物在市場上甚至能賣到十幾美元且供不應求。為此，公司投入巨資，建立半自動化純化係統、機械手稱量和轉移樣品、高通量分離設備以及大型旋轉蒸發裝置，在當時屬於相當前沿的配置。當時的Panlabs可謂揮金如土，我入職時，公司仍在快速擴張，新設備幾乎每天都在運抵。
然而，市場的狂熱掩蓋了底層的危機：市場很快給出了冷靜的反饋，數量龐大的化合物庫，並不等同於高質量的藥物發現。許多化合物結構簡單、多樣性不足，類藥性較差，在篩選中產生大量假陽性，反而推高了研發成本。PanLabs自身的化合物庫也逐漸暴露出質量參差、篩選效率低的問題。到1999年，泡沫開始破裂。銷售跌至低穀，單個化合物的價格從十幾美元降到幾美元，依然乏人問津。
最終，母公司MDS不得不“揮淚斬馬謖”，決定關閉已經投入數千萬美元的PanLabs。
1999年3月初的一個早上，西雅圖一如既往地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那個季節西雅圖的清晨總讓人感到陰暗且有點壓抑。我像往常一樣開車到公司，剛走進辦公區，就看到同事們神色匆匆。很快，有人通知：立即到會議室開緊急會議。
會議室內，平時總是笑意盈盈的總監CG女士麵色鐵青。她顫抖著宣布了總部的決定：Panlabs即日起停止運營，全員解雇。最令人動容的是，她在宣布完大家的去留後，哽咽著說：“我也被解雇了，但在離開前，我必須履行這最後的、痛苦的職責。”說到這裏，她一再重複“對不起”，最終忍不住哭了出來。那一刻，不知她是在為我們，還是為自己。
這個消息如同晴天霹靂，將我瞬間擊懵。我從紐約一家大型製藥公司，千裏迢迢搬到西雅圖，沒想到僅僅工作了九個月，就失去了工作。後來我才明白，在美國，被裁員並不罕見；但在當下，很少有人能在第一時間平靜接受這樣的打擊。它不僅意味著經濟壓力，也難免引發自我懷疑。
回到家，年幼的女兒不解地問我：“爸爸，我們在紐約珍珠河不是好好的嗎？為什麽要折騰到西雅圖來？”這句來自孩子的“靈魂拷問”，直抵我內心最脆弱的地方。麵對這個問題，我一時無言。這是我在美國第一次被解雇，確實難以作答。身為父親，那種無法給家人提供安全感的自責，遠比失去一份工作更讓人心碎。
但現實不容停頓，我沒有時間沉溺於沮喪。我必須迅速麵對問題：家庭開支如何安排？醫療保險怎麽辦？遣散費有多少？是否可以申請失業救濟？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裁員”（layoff）與“開除”（fire）的區別。前者源於公司經營或結構調整，與個人表現無關，通常會提供補償和過渡支持；後者則是因個人原因被解雇。
相對而言，加拿大公司MDS還算厚道。雖然我隻工作了九個月，仍獲得了兩個多月工資的遣散費。由於公司關閉事發突然，尚有不少客戶項目未完成，MDS保留了少數骨幹員工一個月，並提供額外獎金，加班完成後續工作。同時，我們還可以申請最長六個月的失業救濟，經濟上的壓力暫時得到了緩解。
1999年的美國就業市場依然強勁。組合化學雖已是強弩之末，但還是比較容易找到工作。我大概每周都有麵試機會，開始奔波於位於美國東西部不同公司的麵試。我反複告訴自己：這隻是職業道路上的一次“急刹車”，而不是終點。在解雇後的兩個半月，我重新找到了落腳點，這將在下一節中再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