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顛沛流離’的職業生涯
（一）從碩士到博士：崗位的跨越與心境的起伏
1995年9月，我正式入職位於紐約州珍珠河（Pearl River）的美國家庭用品公司研發中心（American Home Products，簡稱AHP）。那時的我剛剛走出博士階段的訓練，帶著幾分期待，也帶著幾分不安，開始了自己在美國製藥工業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如果追溯AHP的曆史，就會發現它的發展幾乎是一部美國醫藥工業不斷整合、兼並與重組的縮影。Pearl River研發中心最早屬於一家曆史悠久的製藥公司——Lederle。1907年，恩斯特·萊德勒博士（Dr. Ernst Lederle）在這裏建立了這片科研基地。一個多世紀以來，這座園區一直是羅克蘭縣經濟與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片占地約500英畝的土地上，既沉澱著Lederle家族的曆史，也見證了許多醫學上的突破。1930年，美國氰胺公司收購了該企業，但仍保留了“Lederle”的名字。後來，美國家庭用品公司與惠氏公司先後接管這裏。2009年，輝瑞公司收購了整個園區。2015年，輝瑞又將其中約200英畝土地出售給工業地產集團（Industrial Realty Group）。
企業更迭在商業世界中本屬常態，它反映的是市場變化、資本運作以及對規模與協同效應的不斷追求。但每當想起這些變化，我心裏總會生出一種複雜的感慨。聽說如今的新業主計劃將這裏重新開發，未來或許會變成集購物、餐飲和娛樂於一體的商業區。很難想象，當年那座被稱為“城中之城”的科研園區，曾經匯聚著包括我在內的數千名科學家，在這裏從事著美國一些最重要藥物的研發和生產。但對我而言，那裏始終是我職業生涯中一段極具色彩的記憶。
我上班的第一天，就被這裏的環境深深震撼了。整個研發中心仿佛建在一座花園之中。我所在的那棟樓是園區裏最新、也是條件最好的一棟。與其說那是實驗室，不如說是一座坐落在花園裏的超大型 Shopping Mall。一樓植被蔥蘢，抬頭便能透過巨大的玻璃屋頂仰望湛藍的天空和飄動的白雲。所有樓層走廊環繞著實驗室，實驗室簇擁著靠窗的辦公室，中間是寬敞通透的空間，采光極佳。陽光穿透玻璃屋頂灑在綠植上，置身其中，仿佛不是在攻克科研難題，而是在一座現代化的購物中心裏漫步。這種視覺上的震撼，瞬間衝淡了我入職前的忐忑。在那樣的環境下工作，科研的枯燥似乎都被陽光稀釋了。
我甚至有些恍惚——這哪裏像是一座做化學實驗的科研樓，倒更像是一座巨大的Shopping Mall。
在AHP工作的那段時間，我真正體會到了什麽叫做一種既嚴肅又輕鬆的科研氛圍。部門裏的大多數同事都剛剛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意氣風發，正值人生第一份工作的熱誠期，彼此之間相處得非常融洽。
那裏的彈性工作製給了我們極大的自由，無需打卡上下班。午餐時分，我們可以選擇在公司的 Cafeteria 聚餐，也可以三五成群去外麵透氣。基本上沒有人刻意監督你，隻要能夠按時完成研究任務即可。
然而，盡管管理方式很寬鬆，大家工作卻都十分投入。很多同事在周末也會自覺地來實驗室待上幾個小時，把手頭的實驗再往前推進一點。
我住的地方離公司很近。除了下雨天，我通常都是步行上下班。一路上如果有美國同事開車經過，他們往往會停下來，搖下車窗問我：“要不要搭一程？”這種隨意而友善的小細節，讓我這個初來乍到的中國人感到十分溫暖。
1996年我的生日，同事們還專門給我準備了一次“驚喜”，更是給我留下了一段“難忘”的美國文化衝擊。
來自韓國的同事K那天一臉壞笑地對我說：“你最好多換一點一美元的紙幣。”我當時完全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為什麽過生日要準備這麽多一美元？
直到他們把我帶到一家脫衣舞俱樂部，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在這裏，觀眾會用一美元在舞台前輕輕晃一晃，舞娘就會走過來，讓你近距離觀看表演，然後把那一美元塞進她的小短褲或乳溝裏。
那一天讓我這個從中國來的、多少有些木訥的中年人真正開了眼界。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進美國的脫衣舞俱樂部。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識真實的美國地下文化，過了一個最“腐敗”且難忘的生日。
在業務上，我所屬的部門全稱為 SWAT (Synthetic Workup Attack Team)。在當時的AHP內部，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技術支援團隊。正如其名，我們就像研發陣地上的“特警突擊隊”，專門負責攻克各部門研發進度的瓶頸。這種高強度的‘突擊’不僅磨練了我的效率，也為我後來開發高速平行合成方法埋下了伏筆。由於實驗對我而言並不複雜，工作進展得順風順水。唯獨我的上司 AＧ 讓我感到一絲壓抑，有時讓我有些不太舒服的。他是一位年輕的猶太裔科學家，芝加哥大學博士，後來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做過博士後。學術背景非常漂亮，才華橫溢卻極其高傲。在他的眼神裏，我總能讀到一種對華人的隱微歧視。雖然他認可我的能力，但我們的關係僅止於冰冷的職場，很難說有什麽真正的個人交往。
1995年底，按照原來的計劃，我每個周末都會回到CSI繼續完成博士論文的補充實驗，並處理各種論文寫作的雜務。最終，我順利通過了論文答辯，並在1996學年正式獲得博士學位。我那平靜的心再次泛起漣漪：既然已經拿到了 Ph.D.，為何還要屈就在一個碩士學位的工作崗位上？
這種想法一旦出現，就很難再壓下去。
1997年的年終考評成了離開的“催化劑”。 在AHP工作的兩年裏，我在科研上取得了不少成果，還和ＡＧ一起申請了二個專利和發表了二篇文章。１９９７年我把當時剛興起的組合化學理念引入到實際工作中，利用固相試劑結合傳統有機合成方法，開發出一種新的高速平行合成技術，用於新藥研發中先導化合物的優化。那年，我甚至成了Pearl River研發中心送樣數量最多的員工。分析部門的同事從來沒見過有人送來這麽多樣品，他們半開玩笑地抱怨說，我幾乎把他們的工作量翻了一倍。
我滿心以為這樣的成績至少能換來一次不錯的晉升機會。但 AＧ依然隻給了我一個“B”。 那個‘B’不僅是一個評分，更像是一道無形的玻璃天花板。盡管我的高效讓分析部門‘抱怨’連連，但在他充滿偏見的刻度尺裏，我依然無法獲得應有的尊重。這種認可的缺失，比繁重的工作更讓我感到寒心。
那一刻，我心裏的失落和不滿幾乎壓不住。現在回想起來，那個“B”徹底點燃了我離開的決心，這件事其實成了我離開的真正催化劑。
上世紀九十年代，組合化學正處在一個非常火熱的發展階段。那時，加拿大MDS公司在西雅圖的Pan Lab在專業期刊上刊登了招聘廣告。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寄出了自己的CV。
沒過幾天，我就收到了麵試邀請。
由於我既有藥物化學的背景，又有組合化學的經驗，麵試進行得非常順利。為了吸引我，對方不僅提供了極具競爭力的條件，還包辦了一周的酒店和用車，讓我深度體驗西雅圖熟悉這座城市的環境。
我人還沒有回到Ｐｅａｒｌ Ｒiver家中，正式的Offer Letter已經先於我到達。我激動不已，這可是我夢寐以求的博士學位工作崗位。
消息很快在公司裏傳開。有人覺得這是個好機會，也有人認為離開像AHP這樣的大公司去一家中小型企業並不明智。研發中心的Director John專門找我談話，希望我留下來。他告訴我，如果繼續努力，再過三四年，公司完全可能把我晉升到15級——那正是博士入職的級別。是選擇在ＡＨＰ安穩等三四年，還是去西雅圖闖蕩？我覺得既然已經走到了這一步，就沒有必要再回頭。考慮再三，我還是正式遞交了辭職信。
就這樣，1998年5月，我離開了美國家庭用品公司。帶著全家啟程奔向西雅圖，正式以資深科學家（Senior Scientist）的身份入職，擁有了屬於自己的辦公室和助手。從珍珠河（Pearl River）那個像花園和商場一樣的研發中心，到西雅圖資深科學家的獨立辦公室，這不僅是職位的躍遷，更是我多年學術積澱後的價值兌現。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站在辦公室的窗前，看著多雨的西雅圖，我以為自己終於靠岸，卻不知這隻是‘顛沛流離’職業生涯的序幕——在那個生物技術瘋狂擴張又充滿變數的時代，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