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瘋狂又荒唐的年代：我的初中歲月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上海廢除了小學升初中的考試製度，也取消了畢業文憑和任何形式的畢業典禮。1968年底，我們僅有小學四年級的文化水平，卻被連升兩級，直接升入初中，成了“中學生”。
學生按居住地的居委會就近分配學校。按理說，我應該被分到離家幾步之遙的長樂中學或向明中學。然而，在社會上閑散了近兩年的我，突然接到一張入學通知書：讓我去一所名為“上海市盧灣區東方民辦初級中學”的學校報到——這所學校我從未聽聞，仿佛是憑空冒出來的。
東方民辦初級中學設在巨鹿路茂名路西端的一幢老式石庫門民居中，結構簡陋，環境極差。那幢二層樓的民宅被改成教室，四壁和地板都是老舊、粗糙的木板，早已失去光澤，斑駁裸露。隔音極差，樓上樓下的朗讀聲此起彼伏，互相幹擾。從地板縫隙間甚至能看到樓下的情形。樓上走動時，不僅腳步聲震耳欲聾，還常有塵土簌簌落下。
學校沒有操場，廣播體操和課間活動隻能在弄堂裏進行。整體條件甚至不如我原來的巨鹿路第三小學。
全校教師多為不服從國家分配的社會青年或殘疾人，極少有大學學曆，大多隻是高中畢業生。東方民辦初中若不是全上海最差的學校，也肯定是盧灣區最差之一。望著這所破舊、寒酸、狹小的學校，失望與無奈如巨石般壓在我心頭。這不僅是一所簡陋的學校，更像是對我們未來命運的預言。
1968年我們六個新班入學，加上1967年原有的四個班，校舍已難以容納。半年後，盧灣區革委會教育組決定將學校整體遷至皋蘭路20號，並更名為“盧灣區東方中學”，從此“民辦”二字被悄然抹去。
皋蘭路是一條東西走向的短街，位於思南路與瑞金二路之間，全長不到300米。整條街幾乎都是曆史建築，如張學良故居、東正教聖尼古拉堂等，如今也被列為“永不拓寬改變”的上海64條街道之一。
搬遷後的校址是一幢大型花園洋房。原有的客廳和臥室被改成教室，花園改作操場，車庫上也加蓋了教室。條件雖稱不上好，但相較於先前的環境，已經大為改善。我們便在這裏度過了四年初中生涯。文革結束後，東方中學於80年代初被撤銷，那棟洋房如今已變為一所幼兒園。東方中學仿佛從未存在過，如今在網上已找不到任何蹤跡。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學習依然要“以革命為先”。隨著中共“九大”的召開，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軍宣隊）和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宣隊）陸續進駐學校，試圖恢複秩序，加強對紅衛兵組織的管理。年級管理完全軍事化，采用“團、營、連、排、班”的編製。
每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報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學校立即鑼鼓齊鳴，工宣隊仿佛打了雞血般亢奮，組織學生上街遊行。喇叭中反複播放最高指示，口號與歌聲此起彼伏，震耳欲聾。
聽說毛澤東最高指示說“要準備打仗”，學校操場（原花園）開始挖戰壕，用挖出的泥土製磚，搭建防空洞。每扇玻璃窗上都貼了“米”字形的紙條，以防空襲震碎玻璃。原本該充滿書聲的校園，卻被荒誕的口號和舉動所籠罩。
又有一則“最高指示”強調“全民皆兵”，於是軍宣隊組織學生拉練。我們像部隊一樣，背上行李，從市區徒步行軍至奉賢海邊的農場，全程半月。各校編成營，班級組成排，背包也要學解放軍的“井”字型打法。途中住宿在農舍、大隊倉庫或養鴨棚裏，鋪草為床；學生自己組建炊事班，采購、燒飯，分飯時我們排著隊打飯盒，幾乎頓頓隻有一個菜，葷腥極少。
因為我沒綁綁帶，半月行軍結束時，我右小腿已患上嚴重靜脈曲張，成了我一生的後遺症。幾十年來我一直不敢穿短褲，直到69歲那年才下決心做了手術。
在那荒唐的年代裏，所謂“複課鬧革命”也從我們這屆正式啟動。教材如《語文》《數學》《外語》《工農業基礎知識》開始試行。語文課本多為毛澤東著作選段、詩詞，以及欽定的古文如《曹劌論戰》，還有一些魯迅雜文。數學則講了因式分解、平行線、三角形、勾股定理等，最難是二元一次方程。外語僅學26個字母和“Long live Chairman Mao”。政治課教的是曆朝農民起義和“兩條路線鬥爭”。我們勉強掌握了一些曆史知識。
物理、化學、地理課程全無，代之以“工業基礎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前者教授杠杆原理、歐姆定律、電器維修等，後者則是“農業八字憲法”、水稻種植、插秧間距等，顯然是為“上山下鄉”做準備。
我所在的是四班。與小學時男女同桌不同，初中教室裏男女生各坐一排，幾乎不說話。我被安排與一位名叫陳××的男生同桌，他因留級三次，成了我們班年紀最大的一位。
陳同學皮膚黝黑，身材粗壯，臉上帶著橫肉，有點像《水滸》裏的李逵。起初隻是調皮：第一天報到時，他看到班上一位女同學名叫“×美麗”，立刻將黑板上她的名字改成“×難看”，這個外號跟了她四年。他給最矮的四位男同學起名“四條漢子”，給我們班幹部起名“八兄弟”，還嘲笑一位大眼睛女生為“大核桃”。眼睛有點殘疾的語文老師被他叫“獨眼龍”，男英語老師則是“祝禿頭”。
有一次，他在教室裏坐在我邊上，津津有味地講解女性生殖器官，口沫橫飛，頭頭是道，嚇得女同學紛紛捂耳，我隻想找個地縫鑽進去。
他從不做作業，不是抄我的就是逼我代做，害得我常常要寫兩份作業。父親曾多次找學校要求換座位，但班主任堅持不換，我就在提心吊膽中坐在他身邊三年。
後來他混跡校內外流氓團夥，參與打架鬥毆。有次他被人用鐵器砸中頭部，鮮血直流，頭部纏滿紗布。從那以後，他腦後留下長長的傷疤。再後來，他被勞教一年，畢業後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
半年學工的熱門去處是理發店，因為“有一技之長”有利於下鄉。我被分配到打浦橋附近一家生產小型變壓器的街道工廠學工，那裏工人多為家庭婦女和殘疾人，交流不多。每天8小時，我們就像機器人一樣天天繞線圈。
半年學農安排在盧灣區對口的川沙縣人民公社，靠近滬東造船廠，屬於上海近郊。我們班被分成幾個小組，分別安排到不同的生產大隊。我擔任其中一個小組的負責人，負責組員的日常生活與飲食起居。
晚上，我們睡在一間大隊倉庫裏，地上鋪著稻草。每天清晨天還未亮，我便提著菜籃子步行去金橋鎮買菜，為整個小組準備三餐。那時沒有炊事員，全靠我們自己動手燒飯做菜。班主任在另一個小組，常常過來檢查我們這邊的情況。
學農期間，還組織了“憶苦思甜”報告會，吃“憶苦飯”。那些農村的老社員在會上聲淚俱下，控訴地主的殘酷壓迫，講述當年被盤剝糧租的“血淚史”。在激昂的口號聲中，我們這些年紀尚小的學生被灌輸了“階級鬥爭”的觀念，內心也曾因此而動搖和震撼。
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學製，初中學製是三年，我們原本應於1971年畢業，被稱為“七一屆”。但由於文革期間教育係統混亂，教學內容殘缺，真正能學到的文化知識極其有限，我們這批學生幾乎處於“半文盲”狀態。
1971年，當我們終於走到“畢業”關口時，卻發現社會根本沒有為我們準備出路。國民經濟崩潰，就業崗位奇缺，上一屆“七零屆”學生還滯留學校，無法離校，我們這屆自然也無法按時畢業。於是又安排我們繼續“學工”半年、“學農”半年，直到1972年，才算“正式畢業”。
因此，上海曆史上並沒有“七一屆”初中畢業生，我們這一屆就被稱作“四年製的七二屆初中畢業生”。
在那個瘋狂而荒唐的年代，我們這一代人的基礎教育實際上隻完成了不到四年的小學課程。多數人畢業時文化水平極低，連寫封像樣的家信都困難。去農村插隊後，甚至有同學把“農村大娘”寫成“農村大狼”，鬧出許多啼笑皆非的笑話。
1968年12月，我收到通知，被分配到上海中醫學院藥劑培訓班報到。這次分配，成為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轉折，也開啟了我終生從事生物醫藥行業的第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