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改革開放初期，戶籍與命運的博弈
1978年，我從崇明島上的縣醫院考入華東化工學院，人生軌跡由此改變。四年緊張而充實的大學生活很快迎來終點，1982年，我麵對人生的第三次“國家統一分配”。
這次畢業分配，在現在看似是令人羨慕的“包分配”，實則是一場毫無自主權的“暗箱操作”。它確保你有工作，卻無法保證這份工作稱心如意，更不保證你能夠學以致用。我個人的命運再次被掌握在少數幾個人手中，而我，卻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
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77級畢業生和我們78級同年在1978年春季分配，他們中的許多人被分配到國家部委、研究所和高校，填補了十年動亂造成的人才斷層。到了我們78級畢業時，這些空缺已基本填滿，因此我們的分配情況遠不如77級。幸好，當時的分配原則是“哪兒來哪兒去”，即學生來自哪個省市，原則上就分配回哪個省市。而像我這樣的上海在職考生，按分配原則，則應被安排在上海市內工作。
畢業分配是大學期間最緊張的時刻，整個過程分為三個階段：思想動員、個別談話、最終宣布。大四下學期，校園裏流言四起，聰明的同學忙著找關係、走“後門”以求進入好單位，當時覺得那場景既可憐又可笑。指導員在談話中也明確表示，會考慮我的具體情況。按照教委和上海市分配政策，我自我感覺很好，覺得留在上海工作應該沒有問題，隻是單位好壞而已。於是，我便安心地回家等待最終結果。
畢業大會那天，製藥專業兩個班60多位同學圍坐在一起，緊張地等待著，像是等待開獎，又像是被告等待法官宣判。當宣布我的分配單位是浙江溫州製藥廠時，我如遭晴天霹靂，當場呆若木雞。我都傻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裏？渾渾噩噩的回到家裏。
就這樣，我的戶籍和人事關係也隨之從學校直接轉到了溫州市人事局。
父親曆經多次政治運動，變得膽小怕事，他勸我服從分配。在報到之前，我們曾二次去溫州實地考察。溫州三麵環山一麵靠海，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多地少，窮山惡水，資源匱乏。上世紀80年代，沒有鐵路、飛機，交通閉塞。4天一班滬溫客運航線是上海到溫州的唯一通道。這條“溫?滬”水上通道因此成了溫州經濟生活的生命線。那時上海溫州來回的船票都相當緊張，想從售票窗口買到一張船票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溫州籍旅客返溫的高峰時期，都要排上好幾天的隊才能買到票。買票的人都要在晚上帶上幹糧、小木凳和棉大衣去上海金陵東路1號，上海海運局溫滬線的售票處，排隊購票。為防止有人趁亂“插隊”，售票處工作人員用粉筆在每人的背上寫上順序號，然後按號購票。這份辛苦和無奈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好不容易買到兩張票，經曆24小時顛簸才抵達溫州。
上世紀80年代初的溫州，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灰色地帶”。圍繞它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持續了30年。街頭小攤小販、地下工廠、錢莊、賭場遍布，偽劣商品充斥市場。我們住的招待所裏，竟然有人公開賭博，還試圖拉我加入。物價飛漲，生活成本遠超當時的工資水平。
回上海的船票同樣難求，許多小商販、推銷員裹著鋪蓋通宵在售票廳外排隊。天剛蒙蒙亮，人聲鼎沸，爭吵不絕。我們同樣通宵排隊才買到回程票，疲憊地回到上海。
另一方麵，國務院兩次下發緊急文件，要求打擊經濟犯罪，嚴懲投機倒把。在這次經濟整肅運動中，中國的重點是浙江，而浙江省的重點又是溫州。其實“投機倒把”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特殊產物，界定極其模糊，因而又不可避免地產生很多冤假錯案。
這就是當時的溫州，一個整體情況極為混亂的城市。
回到上海後，在家人的支持下，我最終選擇了抗爭。我拒絕服從國家分配，加入了1982年上海那批不服從統一分配的應屆畢業生行列。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建國以來，“服從分配”被視為大學生的政治義務。不服從者通常會被取消分配資格，成為無業青年，甚至取消學位。但1982年，上海有1347名畢業生選擇了抗爭。
麵對這批學生，上海市政府並未采取強硬措施。在進行了思想教育，強調國家利益高於個人選擇同時，設立了專門的協調機構。對這些學生進行個別談話、聽取意見，嚐試在學生期望和國家安排之間找到平衡。對部分表現突出的畢業生或家庭有特殊困難者，適當調整崗位或允許留在城市。
這次事件具有標誌性意義是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人才流動體製轉型的縮影。也促使有關部門重新思考“統一分配”製度的弊端，推動了高等教育和人事製度的改革。暗示了“包分配製度”的不合理之處；為後來的“大學畢業生可以自主擇業”政策（1990年代後期逐步推行）提供了現實基礎。
由於當時尚未完全放開“畢業生自主擇業”政策，我們這批抗爭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工作。有的等待半年，有的甚至等了一年多。直到1984年前後，大部分人才被重新分配工作。而我，因符合政策本就應留在上海，在等待了一年多後，終於在1984年4月被分配到上海市牛奶公司下屬的長陽生化製藥廠。
曆經近十年輾轉，我的戶口，終於又回到了上海盧灣區瑞金路派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