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迷茫的年代：我短暫的“從政”生涯
1974年12月，我從上海被分配到崇明縣中心醫院工作。當時，崇明縣的縣級中心醫院有兩家，一家位於縣城，另一家是新建的崇明縣第二中心醫院，靠近長江農場。中心醫院下有多個“片”醫院，每家片醫院負責6至7個公社的衛生院事務。相比之下，公社衛生院條件簡陋，隻能做些常規治療，如需手術，通常需轉送片醫院或中心醫院。
由於崇明地理位置特殊，被長江天塹阻隔，不論是中心醫院還是片醫院，工作壓力都極大。自五六十年代起，上海市每年都會下放大批醫護人員到崇明工作，支援農村醫療。
貫徹毛澤東“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六二六指示”，上海各大醫院每年都要組建醫療隊下鄉，為貧下中農服務。我們崇明縣中心醫院也不例外。1975年初，剛報到不久，我便參加了由縣衛生局和防病治病計劃生育辦公室聯合組織的第一批防病治病醫療隊。
我們小組由四人組成：組長是某公社醫院的支部書記，因生活作風問題被“發配”至我們組；我任副組長，另有兩位女同誌，和我一樣是同年從上海分配來崇明的。我們負責崇明縣向化片六個公社的防病治病和計劃生育工作。組長因家在很遠的另一個公社，每逢周五便騎車回家，周一才返崗，因此多數工作由我與兩位女組員承擔。
我們的日常任務簡單卻異常艱難。每人每天要下鄉至少檢查一個大隊的民用井水含氯量是否達標；衛生室製度是否完善；育齡婦女是否采取了計劃生育措施，如服用避孕藥或是否上環等。當時崇明農村交通極為不便，公交線路稀少，大多時候隻能靠步行。夏日炎炎，我們戴著大草帽，頂著烈日，在田埂間步行七八個小時，異常辛苦。那時沒有防曬霜，幾個月下來，我們三人都被曬掉了一層皮。
每次回縣裏匯報工作基本由我負責。在防病治病計劃生育辦的會議上，我們小組常被評為全縣表現最佳，並獲得主任的認可。
1975年秋，上海市革委會衛生教育辦組織各區縣之間開展衛生對口檢查與交流，崇明縣與南匯縣結對。主任指定我帶隊，負責向化片6個公社的檢查交流工作，成員包括各公社分管衛生的黨委副書記及部分大隊相關人員，共六七十人。
我們乘船從南門港出發至吳淞口，再換乘大巴抵達南匯。為期三天的交流行程包括參觀、聽匯報、座談、觀文藝演出等。我負責整個行程的組織安排，無論是交通、食宿還是文藝活動，都安排得井井有條，既保證了安全，又讓各位感到周到。總結會上，6位黨委副書記一致稱讚我此次組織工作出色，希望主任能給予表揚。這或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展現出管理才能，一種天生的才能，同時也開啟了我短暫的“從政”生涯。
當時正值1975年，鄧小平複出主持黨、政、軍工作，全國範圍的全麵整頓拉開帷幕。整頓首先從工交係統開始，鐵路運輸是突破口，之後在農村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明確“整黨”為核心任務，重點整頓各級領導班子的思想作風。各地紛紛響應，包括崇明縣衛生局，成立了由衛生局老幹部汪書記掛帥的多個整頓工作小組。
1975年秋，剛從南匯參觀交流歸來，我突然接到調令，被要求立即前往衛生局報到，參與整頓領導班子的工作小組。小組組長是縣糧食局下屬單位的支部書記，副組長是汲浜公社的辦公室主任，成員還有縣防疫站的後勤科長、計生辦女幹事、一位剛退伍分配來的軍人，以及我。
經過幾天短暫培訓，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整頓各級領導班子，解決“軟班子、懶班子、散班子”的問題，其次是查處貪汙腐化問題。當時我百思不得其解，整頓共產黨的領導班子，怎麽會讓我這樣一個隻有二十歲的非黨員毛頭小夥子參與？
工作小組浩浩蕩蕩地進駐汲浜醫院，一個擁有幾十張病床的片級醫院。我們的主要目標是該院的領導班子以及院長兼支部書記。根據大量群眾來信，院長存在貪汙腐化問題。群眾座談會、麵對麵和背靠背的個人談話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氣氛緊張而熱烈。
其中一件小事令我記憶猶新：在調查院長生活作風問題時，需要我去為一位漂亮的女護士做筆錄。組長說：“我都是‘過來人’，你有啥說的，不要繞圈子直說。”隨後看了我一眼，補充道：“我們大多都是‘過來人’。”他完全忘了我當時還沒成家，甚至沒談過戀愛。
中國的政治運動往往既荒誕又殘酷。正當我們工作進入關鍵階段，所謂“蓋子”即將揭開時，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整頓舉措表示不滿。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由鄧小平宣讀毛審定的講話要點，稱這場整頓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毛仍不滿意，於11月26日下發文件，在全國範圍內發起更大規模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翌年初改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主管整頓工作的汪書記抱病回家休息，我們的工作小組也被定性為“一股妖風”，在政治風向逆轉下迅速瓦解。除我之外，所有成員都灰溜溜地回原單位。我感到非常詫異：既然工作組已解散，為何隻讓我一人留守汲浜醫院？幾次拜訪汪書記，詢問是否可以回縣中心醫院，他總叫我安心等待。
我孤零零留在汲浜醫院，雖大多數醫護人員對我尚存尊重，但也略顯疏離。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不知未來的路在何方。每日無所事事，四處轉悠。在各科室走動，偶爾去手術室觀摩幾台手術。也正是在這段時間，我抓緊機會閱讀了一些政治書籍。這些書大多枯燥晦澀，難留印象，如今能記住的已不多。唯獨一本手抄本《李一哲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讓我至今難忘。
這篇著名大字報由三人合著，署名“李一哲”，實為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三人之合。大字報長達兩萬六千餘字，批判極左思潮，呼籲民主與法治。它未點名卻清晰揭示了當權者的諸多弊端，並分析了社會主義體係本身的製度性問題。我雖然並不完全認同其觀點，但他們獨特的方法、鮮明的觀點和堅定的立場深深打動了我，深受震撼。我竟還全文抄錄，並傳閱給好友們。這種政治手抄本的查禁程度遠甚於文學類手抄本，稍有不慎就可能獲罪入獄。如今回想，仍心有餘悸。
在我反複請求下，直到1976年3月底，汪書記終於手寫一紙條子，批準我回到縣中心醫院。事後得知，他原本想讓我在汲浜醫院“掛職”一段時間，再伺機將我調入衛生局。回到中心醫院，同事們紛紛驚訝地問我是否已經調入局機關。
在那迷茫的年代，隨著對曆史的反思和個人命運的起伏，我結束了人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短暫的“從政”生涯。這段短暫的“從政”生涯也在莫種意義上為我78年高考打下一定的政治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