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後的背叛：當資本決定與屠夫共舞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的街頭燃燒著人類對自由最後的浪漫。當坦克碾過天安門，當鮮血在長安街凝固，全世界都看清了中共政權的本質。那一刻，西方社會憤怒、震驚，仿佛終於認清了這個紅色帝國的真麵目。美國國會推動製裁，歐洲凍結外交，民間輿論鋪天蓋地地要求與這個政權劃清界限。

然而，僅僅幾年之後，一切都悄然回轉。1992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放棄了將“最惠國待遇”與中國人權狀況掛鉤的政策。資本與屠夫的共舞正式開場。

西方曾用一句漂亮的口號來安慰自己，也安撫道德焦慮：“用市場經濟促進政治改革。”這句口號在今天聽來幾乎像一句諷刺。事實是，中共不僅沒有因此走向民主，反而用市場紅利、技術輸入、國際合法性強化了自身的統治根基。

六四之後，跨國資本並未遠離中國，反而開始在幕後一邊遊說，一邊布局：

• 華爾街投行奔赴北京，幫助設計股市、金融機製；

• 矽穀高管頻繁出入中南海，為“數字中國”提供係統架構；

• 製造業巨頭欣然接受血汗工廠，為全球化提供成本基礎；

• 各類智庫與學術界逐步淡化人權議題，轉而鼓吹“漸進改革”、“和平演變”。

他們並非不清楚中共的專製本質，隻是更清楚怎樣從中榨取利潤。在他們眼裏，鎮壓、監控、審查、酷刑，不過是"市場成長的代價"，是可以計入風控模型的變量。換言之，隻要能賺錢，這個政權屠殺過多少學生、封鎖過多少報紙、監禁過多少作家，並不重要。

於是，冷戰尚未遠去，西方就親手培育了一個新的地緣怪獸。在短短三十年間，中共從國際輿論的棄兒，變成了全球供應鏈的中心、WTO的受益者、高科技的合作者，甚至是一些國家對抗美國的備選盟友。

這一切的根源，正是在於——當年西方在道德與資本之間，選擇了後者。

曆史不會遺忘六四的槍聲，但今天它更應該記住的是，那些在槍聲平息後，悄悄遞上支票本的人。他們沒有流血，卻構成了更深層、更持久的背叛。

我們現在看到的並不是一個"誤判"的結果，而是一次"選擇"的後果——一次以利潤為名、以沉默為價的共謀。這，就是六四之後真正的背叛。

而如今，這場錯誤的選擇終於反噬了其始作俑者——美國。中共並未被市場馴服，反而利用資本主義的全球架構反向滲透民主秩序。在聯合國、WTO、WHO等國際組織中，中共步步為營，將規則政治變成話語戰場；在矽穀、中西部的高校與智庫中，以資金、關係、話術推動自我審查與噤聲；更在TikTok、華為、數據雲端等領域對外投射文化與技術霸權。

這不僅是經濟競爭，更是製度之爭。當初為利潤打開的門戶，如今成了民主社會的漏洞。美方終於意識到，“用接觸換轉型”是一場代價慘重的幻想，而這個錯誤，已經令世界秩序瀕於結構性動蕩。

今天回看，不隻是對中共的縱容，更是對自身製度信仰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