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津出版社
為了漢語的尊嚴
老 茶
如何評說川普“二進宮（白宮）”以來的作為,似為一麵鏡子，可從中觀察當今華人公共知識分子的生態。一些人在鏡中原形畢露，一些人卻麵目模糊；前者如高唱“曆史垃圾時間”的某位“神棍”，後者如新近出版《拯救德先生》的秦暉。
曆史從無“垃圾時間”，雖然它的垃圾堆有層出不窮的人與物。在人類遭遇的任何至暗時刻，總會有人或來戰風車，或作獅子吼，為後世所景仰。曆史老人自己也不會閑著，總要把那些倒轉曆史車輪的一類人釘上恥辱柱，掃進垃圾堆。在這晦暗不明的曆史轉折時刻，我們所期盼的是，如秦暉者能作海潮音、獅子吼，敏於行亦能敏於言，不單為曆史留證，自己也能堅定地站到曆史正確一邊。
一
秦暉先生在其新著《拯救德先生》對美國近期政治一改悲觀基調，發表了兩點新見：
近年來，對民主的危機已有許多議論。但不少說法我以為是遠遠沒有說到位的。其一就是完全怪罪於某個“壞人”。尤其是在民主國家的“黨爭”傳統中這是一種常見現象。但是我認為，正如把當年蘇聯的解體都歸之於戈爾巴喬夫“背叛”的淺薄之論那樣，今天的民主國家危機如果隻歸咎於某個“反向的戈爾巴喬夫”，同樣是沒有解釋力的……(其二）有人認為選出“壞人”說明選民糊塗，而選民糊塗，又被歸咎於互聯網自媒體的“快餐”信息泛濫導致了受眾的弱智化。確實，“網絡時代的民主”給民主機製的運作帶來了許多新問題。但機製的問題不等於選民“弱智化”。我們隻要回顧中國，當十多年前互聯網興起、而嚴苛的網絡管製尚未出現時，那時中國的網絡輿論是個什麽場景？是“網絡啟蒙”，還是“網絡弱智化”？經過那個時代的國人都不難判斷。顯然，正是由於那時的“網絡啟蒙”促進了“憲政夢”令專製者害怕，才導致了後來越來越嚴苛的網絡管製與封鎖【1】
之所以對上述文字格外留意，其中原因後述。
其實，鮮有人會把美國民主的危機“完全”歸罪於某個“壞人”當選或者完全歸咎於“網絡弱智化”。而從實然層麵說，這兩者可能都是不爭的事實：即使是川普的支持者，即使視之為英雄、偉人者，恐怕也不會把他當做傳統的“好人”；網絡、社交媒體對當今美國的政治生態的強烈影響也顯而易見。
所不同的是，對“壞人”政府與數字“烏合之眾”這兩種力量，其作用力方向、作用力大小的判斷，人們存在著深刻的分歧。而秦暉先生在這兩個問題上，都似乎過於樂觀。
而在筆者看來，美國的“壞人政治”與網絡上的瓦釜齊鳴，恰是一體兩麵。很難想像在一個沒有網絡的環境裏，“滿嘴跑火車”、劣跡斑斑的川普能勝選、而且“贏兩次”。再好的民主政治製度，如果失去了美德的支撐，失去對公序良俗的追求，這個製度極可能成為“壞人”作惡的工具。而“壞人政治”與數字“烏合之眾”合流，正是當前直接挑戰美國民主、使全球陷入更深重的民主危機的危險力量。
二
如前所引秦暉文中，秦反對“完全歸罪”於“壞人”，讓筆者不由對比想起“好人”，回想起百餘年前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蔡元培、胡適、丁文江等所提倡的“好人政府”，並且由此產生一個疑問：百年來的中國士人為何從追求“好人政府”演變到對“壞人政治”漠然視之乃至熟視無睹，其中的邏輯在哪裏？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報》第二期發表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政治宣言——《我們的政治主張》，由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丁文江、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陶行知、梁漱溟等共16人簽署。宣言提出：
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具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我們應該回想，民國初元的新氣象，豈不是因為國中優秀分子加入政治運動的效果嗎?
……民國五六年以來，好人袖手看著中國分裂， 看著討伐西南，看著安福部的成立與猖獗，看著蒙古的失掉，看著山東的賣掉，看著軍閥的 橫行，看著國家破產丟臉到這步田地。夠了!罪魁禍首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做好人是不 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2】
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為改革中國政治的共同目標。又提出三個基本要求：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
這幹自由知識分子，不止於坐而論道，而且起而行之。丁文江早就考慮組織一個“好政府黨”。在《答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一文中，他主張：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做“好人”的資格；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倡辦《努力周報》，就成為“幹”政治的第一步。
讓今人意想不到的是，宣言發表僅僅四個月後，在吳佩孚等的支持下，王寵惠居然署理國務總理，出麵組織內閣，挑選羅文幹任財政總長，湯爾和任教育總長。這屆內閣史稱“好人政府”。書生未老，能實踐自己政治主張的機會就來了。
可惜的是，這屆內閣僅僅維持了兩個月零六天，便倒閣了……
有人作過這樣有趣的對比：
就在“好人們”的主張發表後兩個月，與“努力會”幾乎同時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如果說中共“一大”是組織建黨，“二大”時，中共便也有了自己的宣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這個宣言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對比同時期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和《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前者非常謹慎，甚至有點缺乏自信，後者則是堅定不移。【3】
的確如此，在過去的百餘年間的中國，一直存在著“精英與痞子的賽跑”，而且精英一直輸掉了比賽。
“好人內閣”雖然輸掉了比賽，但他們並沒有放棄賽道。在《努力周報》上聯署《我們的政治主張》的16人中，李大釗和徐寶璜英年早逝、高一涵很快改變自由主義立場外，其餘人等一直在努力，真正可謂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努力派”。其中最值得提及的當然是胡適。1924年胡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共同創辦《現代評論》周刊；次年，參加北京善後會議，並參與起草部分會議文件；再次年與其師郭秉文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次年在《新月》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成為中國“人權運動”的開端和標識……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他高舉自由主義的大纛，迄今還在台灣獵獵作響，護佑著那一方水土。
百年後回眸，讓人更為唏噓的是，今日之精英不隻是輸掉了賽跑，而且還遠遠輸給了百年前的先賢。星移鬥轉之後，時賢們甚至都沒有找到賽道，他們常常麵目不清。
何以如此？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惡政！1949年以後，大陸極權專製犯下的滔天巨惡，殘害知識分子的手段、規模均是史無前例，創下了種種“領先”世界的記錄。這種惡政，當然該鳴鼓而攻之。
對中共暴政該如此，對川普的“惡人政治”也該如此。惡政，有兩個層麵，一是製度之惡； 一是製度不惡，但有缺陷，惡人利用製度的缺陷上台來製造罪惡，希特勒、墨索裏尼就是例子。
而知識分子之天職在於：無論在何種“實然”的條件下都不該放棄追求“應然”的努力。
美國目前的危機當然有種種背後的社會、經濟、曆史、製度缺陷的根源。但是最直接的危機是“惡人”政府造成的危機。
秦暉先生在《拯救德先生》自序中說：“……這一百天中, ‘德先生’麵臨的危機進一步發展,甚至連美國這個被視為兩百年民主‘燈塔’的國家也已經走在了十字路口,麵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然而，他對川普“二進宮”後的種種倒行逆施卻如前所述一語帶過，幾乎不措一辭質評，讓人大失所望，也讓他變得麵目不清。
在俄烏戰爭問題上，秦先生擲地有聲，值得我們學習；然而麵對川普衝擊波，也盼望秦先生向自己學習，不要“麵目不清”。百年前的先賢，當希特勒甫一出現，其行為已經威脅人類自由之時，哪裏有暇先去研究、討論希特勒現象產生原因？他們首先要做的，是挺身而出，在人類的至暗時刻，奉獻汗水、淚水乃至鮮血，去捍衛自由！
三
再說“網絡啟蒙”與“網絡弱智化”。
網事並不如煙，秦暉先生所稱道十幾年前中國互聯網初興的盛況，讓人記憶猶新。秦先生本人正是在這股互聯網大潮的背景下，以其“左”“右”開弓（為生民謀自由與福利）的鮮明立場、博古通今的知識積累、仰觀俯察的思辨能力，弄潮成為學者中的網紅或者網紅中的學者。
但是用中國互聯網初興時的個體獨特經驗推而廣之論及美國今天的網絡輿論環境，卻可能時空錯位，是另一種“問題誤置”。中國互聯網初興時，觸網者多為“先進分子”，與今日美國人的網絡化生存的普及狀態已經完全不是一回事。
秦暉先生說：
今天美國的民主無論麵臨多少危機，至少他的網絡輿論還是開放的，中國式網管根本無從談起。這時如果說網絡傳播會導致受眾的弱智化，那就不能說是受眾的問題、網絡的問題，而恰恰是自命清高的美國精英們忽視網絡、不接地氣的問題。【4】
今天的網絡邏輯似乎遠遠超出 “講者”與“受眾”的傳統思維，而呈現出叢林法則、言論極化，遠遠不是精英接不接地氣的問題。
1995年，被稱為“數字革命的傳教士”的尼葛洛龐帝出版《數字化生存》，其結語中說：數字化的四個特質是: “分散權力、全球化、追求和諧和賦予權力。”他預言隨著數字化的腳步，“沙皇退位，個人抬頭”，“傳統的中央集權的生活觀念將成為明日黃花。 民族國家本身也將遭受巨大衝擊,並邁向全球化”，“數字化生存的和諧效應已經變得很明顯了:過去涇渭分明的學科和你爭我鬥的企業都開始以合作取代競爭”，人類產生“新的希望和尊嚴”【5】……
好的傳教士常常並非好的預言家。尼葛洛龐帝聲稱自己“去過未來，而且去過好多次”【6】，但是在他去到過的未來裏，網絡是如此純淨美好，絕沒有病毒式傳播的網絡謠言、如影隨形的網絡霸淩、規模化產業化的網絡詐騙、防火牆、數字極權與網格化管理……而這都是正在發生的事實。
互聯網的政治文化至少在其產生初期在某些方麵,網絡空間展現的是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而非洛克的自然狀態。早在二十餘年前，美國政治學會主席帕特南在《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複興》中即表達了對互聯網的四大憂慮：一是數字鴻溝（網絡因為付費性質產生了新的種族隔離）；二是非語言信息的缺乏（社會暗示的欠缺會抑製人們的合作願望、信任度和團結感。互聯網的匿名性，使得人們在交流過程容易產生“破防”、欺騙、背叛）；三是“網絡的巴爾幹”標簽（高度的專業化是互聯網吸引力的來源之一，我們隻跟同個興趣的社團產生交集，融合性和包容性降低，變成單線條化。以所在地為基礎的傳統社區可能被以身份、利益為基礎的虛擬社區所取代）；四是互聯網的娛樂化（對互聯網的過度依賴和使用，導致缺少時間與人們交流、進行深度思考，會導致嚴重的與世隔絕和抑鬱症）。【7】
在言論的市場，理性平和的聲音常常無法抓住聽眾。為“烏合之眾”歡欣鼓舞的是簡單、極端的聲音。正如勒龐所說：“無論刺激群眾想象力的是什麽手段，其形式都是驚人而鮮明的形象，免去了一切多餘的解釋，最多伴有幾個奇異或神秘的事實：一次偉大的勝利、一個偉大的奇跡、一宗大罪，或一個誘人的前景。”無疑，互聯網更加催生更加龐大的“烏合之眾”。勒龐曾說：“掌握了影響群眾想象力的藝術，也就同時掌握了統治他們的藝術。”川普精通的就是此種“交易的藝術”，並且在2016年出人意料的成功。
次年初，經濟學人智庫EIU（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隨即發布《2016民主指數報告》，美國首次被從“完全民主國家”（full democracy）之列剔除，降級為“有缺陷的民主國家”（flawed democracy）。此後，美國的民主指數雖有起落，但其所處級別並未變化，一直是二流民主國家。【8】
美國墮落為二流民主國家，其原因是多方麵，而大選的混亂無疑是最為直接的原因。在最近的美國幾次大選中，呈現出這樣的新的特點：
其一，隨著社交媒體平台逐漸成為美國民眾獲取資訊的主要渠道，各大社交媒體平台又憑借龐大的用戶群體、海量的用戶數據和多樣的資訊分發方式，顛覆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格局。平台根據用戶偏好推送資訊的算法更是將民眾圈在了自己的“信息繭房”之中，而平台快速便捷、影響廣泛的特質又給大肆傳播仇恨言論、虛假新聞、網絡謠言等提供了便利條件，導致民主的價值不斷被侵蝕。
其二，互聯網對身份政治的強化是顯而易見的。而恰恰是對身份政治的過度拔高，使得美國左派脫離了真實社區裏的普羅大眾，成為美國極化政治的一極。
其三，政客粗鄙化。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23年9月發表題為《美國的兩極分化、民主與政治暴力：研究揭示了什麽》的研究報告，總結了過去十年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其核心論點之一是：政治精英們在網絡上大量使用貶損性語言會腐蝕美國民主。一些研究者把美國政治最有害的極化現象歸納為“情感極化”，黨派敵意，將自己對手不僅在重要問題是錯誤的，而且是可惡的、叛國的，是對國家未來的巨大威脅。情感極化雖不會直接導致政治暴力，但助長政客和意見領袖針對政客、選舉官員、女性以及眾多少數群體的暴力語言。幾十年來，美國的情感兩極分化一直在加劇，而政治暴力僅在2016年才急劇增加。【8】
在這樣的生態下，雖然目前似乎沒有嚴肅的研究對美國整體網民是否弱智化得出結論，但部分網民“弱智化”無疑是顯見的事實。政客的粗鄙化與選民的弱智化，直接衝擊了美國的民主形象，並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民主製度的根基。
【1】【4】秦暉《拯救德先生》（鹿津出版社2025年4月版）自序第6-7頁
【2】【3】轉引自網絡： https://www.sohu.com/a/396961627_621014
【5】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275頁，
【6】參見https://www.ted.com/talks/nicholas_negroponte_a_30_year_history_of_the_future?language=zh-cn&subtitle=en
【7】參見該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203-207頁
【8】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democracy-index-eiu?mapSelect=~USA
【9】全文見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3/09/polarization-democracy-and-political-violence-in-the-united-states-what-the-research-says?lang=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