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如何反駁“救亡壓倒啟蒙“說（李澤厚）

  秦暉如何反駁李澤厚之“救亡壓倒啟蒙”說

自晚清“西學東漸”以來，國人在曆經磨難中對以自由民主為主要內容的近（現）代化模式出現了從認識到認同的趨勢。無論這一認同在初期是多麽膚淺，無論把這一模式看成曆史進化論意義上的一個“社會階段”（“資本主義”），還是看成文化類型學意義上的一個“他者橫移”（所謂“西化”），也無論實現這一認同是要通過漸變改良還是激進革命的方式，這個趨勢似乎是明顯的。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卻出現了一大變數：一方麵，新文化運動似乎是上述趨勢的一大高潮，它不僅對中國“傳統”的激進批判前所未有，而且對“西學”的認識也明顯深化，從幾十年前先覺者泛泛地“歎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禮義富足”、“君民一體，上下一心”，發展到細究“群己權界”，對“法意”、“自繇”、“民權”、“個人”等概念都有了切實的領會，並且使“法治”、“自由”、“人權”和“個性解放”等等成為流行話語；從過去籠統的“西學”，發展到西方有左、中、右，有多少思潮多少派，我們也有左、中、右，有多少思潮多少派，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乃至國家主義都曾大行其道。從這方麵看，新文化運動確實是一場大“啟蒙”。但另一方麵，新文化運動後來的走向，乃至由運動中激進者帶入的國家走向，卻愈來愈既與“傳統派”的意誌對立，也與“啟蒙派”的初衷相悖，以致幾十年後在“全盤性反傳統”的禮崩樂壞之中，我們不但沒有學到“西洋國政民風之美”，反而出現了一麵“打倒孔老二”，一麵又“東風壓倒西風”之局，儒道淪喪的同時西學幾絕，一度造成“浩劫”悲劇中的文化荒漠。
這是為什麽？自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就在不斷反思，影響最大的主要有兩種解釋：一說是歸咎於“激進”和“革命”，二者又皆因“啟蒙”過了頭。典型的說法是：“夭折的憲政”應歸咎“倒退的五四”。另一說則相反，責怪“救亡壓倒啟蒙”，民族主義大潮使得“新文化”功虧一簣，該啟的蒙沒能啟成。
這兩種說法都看到了一些現象，但邏輯上其實都難以自圓。最典型的矛盾，就是1980年代倡言“救亡壓倒啟蒙”之說的李澤厚，到了1990年代又成為“告別革命”論的巨擘，同時他卻又不肯放棄前說。這就像一個法國人既惋惜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學說之被“壓倒”，又痛罵大革命之鴟張——但大革命難道不正是盧梭學說的實踐嗎？如果盧梭學說真被“壓倒”了，怎麽還會有大革命？如果大革命應該被否定，盧梭學說不正應該被“壓倒”嗎？又何惋惜之有？
當然，如果所說的“法國啟蒙運動”隻是指伏爾泰（Voltaire）、狄德羅（Denis Diderot）一支而排除盧梭於外，這矛盾似乎就可緩和。換言之，“啟蒙”包含龐雜的內容，“激進”亦有不同的方向。如果說法國伏爾泰、狄德羅式的啟蒙還不夠，而盧梭式的啟蒙卻“過份”了，導致後來出現盧梭式的革命，卻缺乏伏爾泰式的理性，這樣解釋庶幾可以自圓其說——筆者並不以為法國的曆史就可以如此簡單地解釋，但顯然，把“啟蒙”和“激進”一鍋煮更會把人弄糊塗。
就以“激進”和“保守”而言，如果隻講所謂“傳統”與“西化”這個維度，那麽顯然胡適與陳獨秀盡管後來“主義”不同，有一點卻類似，他們都是反“傳統”、倡“西化”的激進派。而“新儒家”、“最後一個士大夫”梁漱溟、馮友蘭則是這個意義上的保守派。但對於中國革命後來的走向，胡適固然是典型的反對者，陳獨秀其實也很早就下了車，臨終時實際也是反對的，而梁漱溟、馮友蘭則上了車，後者還一直緊跟“革命”，一直走到“浩劫”年代結束。顯然，盡管“文革”似乎激進到在曲阜把孔子的墓都刨了，但把從五四到“文革”的曆史簡單地用“激進”或“保守”、“傳統”或“西化”來理解，還是不行的。
實際上，“救亡壓倒啟蒙”之說倒是認識到了“啟蒙”的複雜性。雖然當時論者不便明說，但誰都知道，所謂被“壓倒”的“啟蒙”不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啟蒙（那恰恰是從五四起成為大潮的），而“救亡”如果是指民族主義，那應該說從晚清起它本身也是“啟蒙”的內容之一，甚至是“西化”的內容之一。眾所周知，以德國、意大利、波蘭及土耳其為話題的西方式民族主義話語資源自晚清被引進後，在新文化運動中和運動前後都很風行，無論對辛亥前“興漢反滿”的漢民族主義，還是對後來“反帝愛國”的中華民族主義都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說穿了，“救亡壓倒啟蒙”實際上指的是民族主義壓倒自由主義，並幫助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崛起。這與所謂“小五四壓倒大五四”（“小五四”指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學生示威抗議巴黎和會對中國不公；“大五四”通常指以1915年《新青年》創刊為起點標誌而持續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運動）的說法相呼應，並與幾十年來關於“五四精神”的內涵是“民主與科學”還是“愛國與進步”之爭相表裏。其實，不要說“愛國與進步”，就是“民主與科學”，也曾被一些人認為是過於民粹主義而忽視了自由主義，以至於後來被稱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甘陽，都曾一度批評五四隻講“民主與科學”，而無視“自由與秩序”。
 二 “壓倒啟蒙”的是“救亡”嗎？
但是，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使民族主義壓倒自由主義，並幫助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崛起，也麵臨很多解釋困境。關於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差別，以及中國知識份子對這一差別的認知，本文暫且不論，而下文隻涉及列寧主義。
首先，民族主義如果與自由主義衝突，它怎麽又會與列寧主義結合？眾所周知，盡管列寧主義在後來的歲月裏的確演變成了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但在“十月革命”之初，即新文化運動引進它之時，卻是以極度排斥民族主義而著稱的。在1917年的列寧那裏，“愛國主義”、“護國主義”，甚至“革命護國主義”都是“反動派”的代名詞。在一戰時期的歐洲和俄國，一般左派反戰運動隻是主張和平，列寧卻主張“變外戰為內戰”、“使本國政府戰敗”，在很多俄國人看來，沒有比這種主張更“賣國”的了。雖然掌權後的列寧又一轉而變為極端地擴張蘇俄勢力，但也不是在“愛國”或“民族主義”的旗號下，而是繼承馬克思“工人沒有祖國”的傳統，在“世界革命”和“國際主義”的旗號下實行此一轉變的。
同樣，當初列寧主義在中國激起的與其說是民族主義，不如說是打著“國際主義”旗號的親蘇情緒。當時的親蘇者尤其是其中堅，主要並不是把蘇聯視為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合縱連橫的助力，而是把蘇聯的製度視為比自由主義更“進步”的人類理想，因此而親蘇信蘇的。這就不難理解在後來的三十年裏，當中蘇主權和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總是向蘇聯“一麵倒”，甚至在1929年蘇聯軍隊大舉入侵中國的“中東路事件”中，還打出“武裝保衛蘇聯”的旗號。
另一方麵，過去人們經常強調一戰後巴黎和會對中國不公，導致民族主義在新文化運動中占了上風。這似乎符合表象層麵的輿論分析。尤其是晚近金觀濤和劉青峰運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分析以數值證明：在新文化運動主要陣地《新青年》全部存在時期提到的國內外大事中，一戰（歐戰、世界大戰、歐洲戰爭）遙占首位，共被提及448次，而十月革命隻被提及287次；國內事件被提及最多的兩次帝製企圖（張勳複辟和洪憲帝製）隻有133次，其他如義和團、辛亥革命等，提及次數就更少了。而在《新青年》關於一戰的評論中，前期並無明顯傾向，後期的評論則明顯強調協約國是正義的一方，其戰爭目的是“公理戰勝強權”，並且對中國參戰後能夠得到“公理”之助、享受戰勝國待遇、改變晚清以來被列強欺負的狀態，抱有強烈的期待。但巴黎和會後國人大失所望，主流評論又變為此戰無正義可言，甚至愈來愈接受列寧的“帝國主義戰爭”之說。
但是，進一步的分析又使人覺得這因果關係不那麽簡單。首先，上述“數據庫”還顯示：巴黎和會在1919年的“小五四”時期雖為社會熱點，但以思想文化評論而非新聞報導定位的《新青年》其實沒怎麽提及此事；直到1921年後，即陳獨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轉向馬克思主義後，才大量提及巴黎和會。金觀濤、劉青峰據此分析曰：巴黎和會雖是五四當天遊行的直接原因，但從觀念史上看“它還不能被視為推動知識份子放棄自由主義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會的意義，是在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過程中不斷被加強、深化的”。
筆者對此深以為然，並願申而論之。我們知道，在巴黎和會上美國的立場是比較接近於中國的。由於美日國家利益的競爭、尤其是“海約翰主義”（在太平洋地區堅持門戶開放、列強均勢而反對日本獨霸中國）與日本侵華意圖的衝突，不可否認也由於此時美國外交思想中“威爾遜主義”（以“公理戰勝強權”、支持“民族自決”等為內容的美國式理想主義）而非“漢密爾頓主義”（不講道義的國家利益至上）正居主流，美國在巴黎和會中本傾向於抵製日本對華企圖，雖然因為英法等盟國遷就日本而沒有實現，但美國人對此也很不滿，美國國會因此拒絕批準《凡爾賽和約》。中國的拒簽和美國的拒批，使得亞太的戰後國際秩序在巴黎和會後仍然懸而未決。在“小五四”中體現的中國人民的憤怒、“海約翰主義”和“威爾遜主義”下美國的不滿，加上戰後英日同盟的解體、英國更願意附和美國，都使糾正巴黎和會的不公有了可能。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美國倡議下召開了解決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問題的華盛頓九國會議，中國在會議上據理力爭，西方列強（主要是美國）在盡量維護自己在華權益的前提下也對日本形成很大壓力，最終使《凡爾賽和約》中惹怒中國的主要錯誤（把德國的“山東權益”轉給日本）得以糾正，並延及中國參戰前日本對華最無理的逼迫（“二十一條”與“民四條約”）也被追究，即後來史家所謂的“將日本之對華進展給以強製之清算”。盡管美國也有私心和對日綏靖的一麵，中國也作了若幹妥協，但總體上中國仍是贏家，不僅成功收回了山東的權益，“二十一條”和“民四條約”實際上也被廢除，而且開啟了對戰勝國列強改約維權之路，在關稅自主、撤退外郵、收回租借地、限製乃至分步驟取消治外法權等問題上都取得了進展。如今不僅中外關係史領域的前沿學者對華盛頓會議給予正麵評價，就連代表中國官方主流學術的集體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多卷本《中國近代通史》也承認華盛頓會議標誌著“中國國際地位的緩慢回升”，國人在會議上“得到了大體可接受的結果，從而與巴黎和會的空手而歸形成了對比”，因此對華盛頓會議的成果“應給予一定的積極評價”。
如今，國際上通常把由巴黎和會到華盛頓會議形成的一戰後遠東格局稱為“凡爾賽—華盛頓體係”。顯然，如果僅看“凡爾賽”，中國作為戰勝國幾乎一無所獲，國人的被欺負感是明顯的。但從這個體係的整體上看，由於“凡爾賽”的不公在“華盛頓”得到很大程度的糾正，中國作為戰勝國的所得不僅是“大體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國當時的實際實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說是很大的成功。隻要看看以當時中國經濟與軍事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卻能在此後幾年裏先後收回青島、膠濟路、威海衛和原則上收回廣州灣，而1949年後在中國大陸統一和國力相對明顯提高的條件下卻用了6年才收回旅順、48年才收回香港、50年才收回澳門，就能理解華盛頓會議的意義。再考慮到中國在一戰晚期才參戰，而且隻派出了華工，並未實際參與作戰，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提前”抗日和舉國大規模殊死戰所付慘重代價而言，一戰後中國的所得應該說是很可觀了。
但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其激進一翼對此卻完全沒有反應。由於後來從新文化運動中發展出來的國共兩黨勢力都全盤否定北京政府，對這個政府的外交成就基本上沒有給予“民族主義”的評價。說“基本上”，是因為僅就對華盛頓會議的批評來看似乎還是有點激進民族主義色彩——這方麵也是逐步顯露的，像陳獨秀這樣的新文化運動激進派（陳當時已領導初創的中共），在華盛頓會議期間隻是提醒國人求人不如求己，不要忘記巴黎和會的教訓，不要對列強的“慈悲心”抱過多幻想。後來激進派的批判則愈來愈激烈，甚至說華盛頓會議對中國不僅無益而且有害，使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反倒加深了。但是，如果說類似這種指責還可以說是“激進民族主義”對北京政府的民族主義過於溫和的不滿，那麽真正耐人尋味的卻是：連這樣的指責其實也不是很多。新文化運動對華盛頓會議的真正主流態度，與其說是批判，毋寧說是“無視”。
上述“數據庫”分析表明，《新青年》對華盛頓會議的提及（61次）不僅少於巴黎和會（87次），而且絕大多數提及都是在會議期間的“新聞性”關注（50次左右），會議結束後基本就不怎麽置理了。而對巴黎和會則截然相反，如前所述，在1919年《新青年》對巴黎和會的提及其實並不多，但華盛頓會議後，對巴黎和會的“思想性”關注度卻隨著時過境遷反倒急劇上升。在1923至1924年間，剛結束不久的華盛頓會議僅被提到4次，而五年前的巴黎和會卻被提到12次；到1925至1926年間（此時《新青年》基本已經成為共產主義刊物），兩者的差距更是達到1次與60次的懸殊程度。已經被華盛頓會議糾正的巴黎和會，隨時間推移反而被倍受重視，而糾正巴黎和會的華盛頓會議卻很快被“忘記”，不僅沒有讚揚，連批評也幾乎沒有了。這種奇怪的態度難道是“民族主義”能夠解釋的嗎？
當然人們可以說，華盛頓會議並沒有根本改變中國對外積弱之局，以後更有“中東路事件”和“九一八事變”，“救亡”仍然是頭等大事。但是，那個時代中國“救亡”與對外學習、自我改造（所謂“啟蒙”）事實上一直是並行的。所謂“救亡壓倒啟蒙”，如前所述，其實指的是啟蒙的學習對象由學歐美變成了學蘇俄。這能用“救亡”解釋嗎？即便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遷就日本，拒絕支持同為協約國盟友的中國，確實嚴重地傷了中國人的心，說國人因此憤然改換“老師”似乎還說得通，但其實也未必。晚清以來國人在被侵略後一麵謀反抗，一麵“師夷長技”、乃至“師夷長製”改革自身以圖自強一直是常事，甲午戰敗後很快掀起了留學日本大潮就是一例。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的不公隻是表現在他們沒有仗義執言幫中國對抗日本，當時西方自身並無新的對華欺淩之舉，何以就會使國人負氣而不願再學西方？而在華盛頓會議上既然西方已經改變了巴黎和會時的態度，此後中國再受的侵略（如前述的“中東路事件”和“九一八事變”）基本都是來自蘇俄和日本，何以學習蘇俄而不再學習西方的“救亡壓倒啟蒙”卻仍然在繼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