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崇遐：佛教何以能融入中原

2011-08-12 來源:烏有之鄉
　
有史以來中國有三次本體危機，分別是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和近代迄今——在這三個時期，整個民族文化都發生有動搖甚至岌岌可危。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莫衷一是，魏晉南北朝時受到來自印度的宗教型文化的衝擊，近現代又遭遇西方工業文化也即經濟型文化的衝擊。前兩次有驚無險，各種思潮磨礪激蕩，最終仍歸於儒家政治型文化一統，乃有漢唐盛世，而最近這一次迄今仍前景不明。　　

佛教最終歸化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事非偶然。從淵源論，佛教屬於古印度婆羅門主流宗教文化的無神論異端，正如馬克思主義屬於西方主流工業文化的反資本異端（各種文化異端一般都在發源地站不住腳，隻能遠走他鄉）。由於中國傳統政治型文化在宗教和經濟方麵均不見長，隻能吸納上述兩種文化的異端來為我所用，即佛教和馬克思主義，這就是南北朝和五四以來的曆史事實。　　

中國作為一獨立文化實體，本性上不可能容納整合自由主義和婆羅門教，因為那是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主流正宗意識形態，離我太遠。網友說“搞自由主義，那中華民族將徹底滅亡了”，大約就是這個意思。有鑒於此，回顧一下當年佛教東漸的曆程，當不無裨益。　　

公元前五世紀左右, 隨著印度孔雀王朝王權勢力不斷增強，主流社會崇尚的婆羅門教也因冥頑僵化而漸趨式微，一股反映刹帝利（王族）思想傾向而與之抗衡的“沙門思潮”隨之興起，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釋迦族王子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　　

孔雀王朝是古代印度首個大一統王朝，因其創造者旃陀羅笈多出身於孔雀家族而得名。阿育王在位時的孔雀帝國實行君主專製，國王在行政、軍事、司法等方麵擁有絕對權威。全國分為若幹行省，總督通常由王子擔任，但行省內仍有著許多相對獨立的部落，因而還達不到中國秦漢時那種高度的中央集權化。　　

曆史上作為婆羅門教異端的佛教，最初時隻能算一個思想流派，至多屬於一種類似儒教的準宗教，因為它不膜拜通常宗教不可或缺的精神實體如梵天。佛教不以神為主宰者、創世者和唯一者，諸神若無通達緣起性空的般若智慧，仍為六道輪回轉世的眾生之一。人們不論屬何等種姓，隻要依循戒、定、慧次第進修，同樣可以成就阿羅漢、菩薩或佛。佛性即悟性，人人都具有覺悟緣起的性能，都有成佛可能。　　

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也和孔子老子一樣，並非神靈，而是一個圓滿覺悟者。其主張與老子相近，“離二邊說中道”，主張“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掃蕩心物，我法二空。後來龍樹繼承此中道思想而形成“中觀派”哲學，核心是“空”，大約是一種雙向否定的中介性存在。　　　　

隨著信仰和扶植佛教的孔雀王朝漸次統一印度，佛教漸漸成為印度占統治地位的宗教，到了阿育王時代更被作為國教予以大力推行，頗似漢武帝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於婆羅門神權種姓製度及其所支持的領主割據勢力不利於王朝政治上的統一和商業貿易的暢通，因此反對神權種姓製度、主張眾生平等的佛教受到舉國上下廣泛歡迎。這一現象反映了印度當時刹帝利(王族)和婆羅門(僧侶祭司)之間以及新興地主商人與領主割據勢力之間的勢力消長。　　　　

佛教有小乘大乘派之分。小乘佛教偏重佛學義理，世人稱為“自了漢”；大乘佛教則將佛祖神化，提倡三世十方有無數佛，宣揚大慈大悲普渡眾生建立佛國淨土，在形態上更為宗教化，也更適合王朝統治者的口味。而中國的儒家在這方麵，由於缺乏婆羅門教母體那樣的深厚宗教曆史積澱，隻能停留在“小乘”階段，窮則獨善其身（自了漢），達則兼濟天下（從政）。　　

然而，隨著大眾化和偶象崇拜盛行，佛教越來越不能滿足印度人對於深邃義理的渴求。孔雀王朝對佛教的過度支持招致其他教派的怨恨，矛盾開始激化，阿育王去世後，這些因素最終造成了王朝中央集權的瓦解，而佛教的興衰恰與孔雀王朝的興亡同其始終。在一段百家爭鳴期後，婆羅門教得以複興，即為後來的印度教。它吸納了佛教等外道的思想成分，各宗派主張始得調合。　　　　

假設沒有阿育王鼎力扶持，佛教也許隻是流傳於民間的一個宗派學術團體，隻是這種王室佛教頗有媚俗之嫌。據佛界人士稱阿育王所教人之正法似與佛典之“正法”有“些微差別”。如佛言人生最後之解脫為涅槃，然阿育王之石訓，竟對涅槃一字未提，隻言人生最高目的為來世天堂獲極樂生活。且佛學雖借“雙譴辯證”否定對立兩極走向絕對中空，然在實踐中卻未能改變社會現實中種姓森嚴的兩極分化狀況。由於佛教在曆史上的非主流地位，其對印度本土反而不如對周邊國家的影響來得大。個中原因，或許是作為一種準宗教形態，佛教內在的中介性本體取向與其外在的宗教形式不相適應所致。　　

佛教本是婆羅門教即後來的印度教的一個宗派，其淵源與該主流宗教關係密切。在此背景下，佛教盡管否定婆羅門教的部分神學理論與社會製度，但同時也保留了其生死輪回和業報等主要學說，以致後來的印度教將釋迦牟尼視為梵天的化身，對佛教采取了接納態度。隨著孔雀王朝的崩潰，佛教也不再貫徹其本旨初衷，幾番沉浮後，終於隨波逐流皈依神本。　　　　

這方麵的典型表現就是佛教的密宗。隨著印度封建番邦再度林立和佛教婆羅門教的相互接近，佛教支派之一的密宗開始興起。密宗又稱金剛乘、真言乘，屬於大乘佛教、婆羅門教和印度民間信仰的混合物。它以高度組織化的咒術、儀禮、俗信為特征，宣揚口誦真言咒語(“語密”)、手結契印（“手式”，“身密”）、心作觀想（“意密”）三密同時相應，可以“即身成佛”。　　

密宗的儀式與修行方式可以追溯到早期婆羅門教傳統，但其真正興起於大乘佛教晚期的神咒乘，據信是大乘佛教吸納印度教修行方式而形成的特殊教派。密宗“怪力亂神”充斥，以密續（又稱怛特羅）取代原先的“修多羅”（義譯為“經”），並以秘傳教典作為修行依據。印度新密本身就是佛教和印度教的混合體，主張即身成佛，持“樂空雙運”的性力派修煉方式。僅舉北魏時來到中國的印度僧人曇無讖為例。據《魏書·沮渠蒙遜傳》，有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雲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私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世祖聞諸行人，言曇無讖之術，乃召曇無讖。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訓殺之。　　　　

就我國而言，由於佛教固有的有神論宗教與無神論哲學的兩麵性，其對我南北朝以來的影響也是兩麵的：宗教方麵，其對長期的藩鎮割據局麵顯然難辭其咎；而哲學方麵，其對中國宋明理學的體係構建可謂天助我也。　　

由上可見，佛教之最終能融入中原文化，原因是多方麵的：　　

其一是它的本體取向為一種非心非物的中介性存在，與本土儒道不謀而合；　　

其二是與大一統中央集權政治體製合拍，因而頗受扶持（三武排佛是例外）；　　

其三是它從婆羅門母體繼承有濃厚的宗教底蘊，能夠彌補中國本土宗教之匱乏，滿足人民精神上的特定需求（如章太炎讚揚佛教說：“昔我皇漢劉氏衰亡，儒術墮廢，民德日薄，賴佛教入而持世，民複摯醇，以啟有唐之盛，迄宋世佛學轉微，人心亦日苟偷，為外族兼並。”當年梁啟超亦感歎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無統一、無解脫、無忌憚、無魄力）；　　

其四是佛學的嚴謹、縝密、精致、思辨性很強的體係化係統思維方式，宋明理學從中受益良多，從而推動了儒學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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