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俠視角
係統化闡述政治經濟文化的焦點問題。
正文
中華之本體 2011-08-06 來源:烏有之鄉
中國近三十年來出現了不倫不類之怪現狀：上身（政府機關、央企等）沒有絲毫“改革”，仍然是純粹的但卻“超國民待遇”的社會主義；下身（百姓、私企等）卻“改革”過度，被拋進任其自生自滅的市場化的資本主義。
本來純社會主義或純資本主義都各有利弊，但不倫不類則未見其利，唯見其弊。一方麵，精英階層社資雙贏，左右逢源；而另一方麵，民眾深陷失業和醫療、教育、住房市場化的水深火熱境地。
筆者將造成這種不倫不類狀態的原因歸之於“國家資本主義”，即國家在維持原有社會主義政治體製的同時，經濟上奉行GDP主義，致使整個社會呈現為內有社會主義“國中之國”，外有資本主義圍城的格局。
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即通過政府投入拉動經濟增長的GDP主義模式。市場作用不是決定性的。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政府。但這種“國家能力”的越界使用很容易造就負麵效果，破壞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如破壞國企民企間的平衡格局；過度發行貨幣加速通貨膨脹以及財政投入方麵無謂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長期漠視犧牲社會公共福利。正如網友鄭永年所指出，在此過程中，“經濟發展的好處被少數社會群體所壟斷。發展速度越快，財富的轉移（從多數人轉移到少數人，從窮人轉移到富人）的速度也越快。作為這一過程主體的國有企業，更促成了財富從民間轉移到政府部門。又因為國有企業並非真正屬於國家，而是屬於國有企業的代理人，這一過程也就是一個變相的內部私有化過程。”
曆史上說，“國家資本主義”可以溯源到東羅馬、拜占庭、俄羅斯的拜占庭主義政教合一亞文化傳統（我們完全可以把資本主義理解為一種“拜物教”）。其統治者為強化政治統治，以製度化政治力量強勢介入宗教（或經濟）領域；而宗教（或經濟）首領為了擴大影響和勢力範圍，也需要與統治者聯合，此兩大集團之間既有爭奪又相互依賴。我們不妨把這種情況理解為宗教型（或經濟型）與政治型文化之間的一種有“國家”介入的亞文化混合形態，它的意義和影響尚待評估。
以拜占廷和俄羅斯東正教為例。那裏形成了所謂“國王兼教宗”製度，意思是教會事務完全順從皇帝的管理，教會實際上成為政府的一個部門，教權從屬於王權。在拜占廷，東正教是帝國國教，在很大程度上依附於世俗政權，如大主教的任免，主教會議的召開，對教義的解釋，均由皇帝控製掌握，牧首負責日常領導。不過支持東正教的神學家寧願用“和諧”的替代說法，意思是指宗教和政治權力互相支持。
利奧三世開創的伊蘇裏亞王朝在8世紀末期走上了末路，隨後統治帝國的一群無能皇帝進一步加深了災難局麵。這其中最著名的是伊琳娜女皇，她弄瞎了作為法定繼承人的兒子君士坦丁六世的眼睛，將其關入修道院，自己成為第一個大權獨攬的拜占廷女皇。此舉影響重大，導致羅馬教皇利奧三世在800年把法蘭克國王查理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使西方帝國有了與拜占廷分庭抗禮的借口（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歐洲和地中海世界還沒有完全放棄“一個羅馬帝國”的正統思想，認為伊琳娜是非法篡權的女人，此前拜占廷正統皇帝在位期間，羅馬教皇是不敢做出此舉的）
拜占廷帝國的宗教勢力和世俗權力關係十分複雜。在帝國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脅時，教會和皇帝能夠聯合，而在發生利益衝突時，教會與皇帝則發生激烈鬥爭。總的來說，在9世紀以前，由於拜占廷帝國嚴厲的法律和富於效率的中央集權製行政管理，拜占庭教會被剝奪了參與國事活動的空間，教會事務成為帝國國家事務的一部分，拜占庭皇帝則成為教會的保護人，控製著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這兩個最大教區的主教和大教長任免權。從君士坦丁一世到查士丁尼一世時期，多位主教被皇帝免去教職，羅馬主教（後來成為羅馬教皇）在8世紀中葉前也要聽命於拜占庭皇帝，同時，任何教職人員都無權開除皇帝的教籍。然而九世紀以後，帝國皇帝的權力逐漸削弱，教會的實力則逐漸增強。教會開始插手帝國的管理事務，包括審理世俗法庭經手的任何案件、以及稅收和司法方麵的特權。
上述兩種製度化力量不分伯仲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尤其在宗教（或經濟）勢力坐大的情況下，最終往往以政治力量一方放棄其價值取向以致最終解體為代價（如拜占庭“國家宗教”模式與前蘇聯“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垮台）。
按照筆者《中華文化是政治型文化》的分析，由於“國家資本主義”純屬不務正業，公然有悖我民族五千年政治型文化的本旨，因而造成中國當前政經文三方麵都出了問題：政治過於形而下，昧於天命王道，遠離了儒家文化一貫倡導的社會公平正義的大道；而經濟又過於形而上，追隨西方文化之以物為本——GDP主義是超驗性的物化的經濟，而民生經濟才是傳統的經驗性的人的經濟，是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也即所謂“幸福指數”，本應予以最先滿足；意識形態則淪為真空，導致全社會道德滑坡，亟需填補。
且由於國家不倫不類之怪現狀，人為地使國人分屬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每個陣營中又各有得意者和失意者，這樣就很自然地形成左右兩大派，每一派都想把異己的那一半徹底根除；此外還有從上述不倫不類狀態中獲取既得利益的渾水摸魚維持現狀派。
鑒於上述態勢，又有蘇俄前車之鑒，下麵就看中國的這種政經合一的“國家資本主義”還能走多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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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三十年來出現了不倫不類之怪現狀：上身（政府機關、央企等）沒有絲毫“改革”，仍然是純粹的但卻“超國民待遇”的社會主義；下身（百姓、私企等）卻“改革”過度，被拋進任其自生自滅的市場化的資本主義。
本來純社會主義或純資本主義都各有利弊，但不倫不類則未見其利，唯見其弊。一方麵，精英階層社資雙贏，左右逢源；而另一方麵，民眾深陷失業和醫療、教育、住房市場化的水深火熱境地。
筆者將造成這種不倫不類狀態的原因歸之於“國家資本主義”，即國家在維持原有社會主義政治體製的同時，經濟上奉行GDP主義，致使整個社會呈現為內有社會主義“國中之國”，外有資本主義圍城的格局。
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即通過政府投入拉動經濟增長的GDP主義模式。市場作用不是決定性的。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政府。但這種“國家能力”的越界使用很容易造就負麵效果，破壞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如破壞國企民企間的平衡格局；過度發行貨幣加速通貨膨脹以及財政投入方麵無謂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長期漠視犧牲社會公共福利。正如網友鄭永年所指出，在此過程中，“經濟發展的好處被少數社會群體所壟斷。發展速度越快，財富的轉移（從多數人轉移到少數人，從窮人轉移到富人）的速度也越快。作為這一過程主體的國有企業，更促成了財富從民間轉移到政府部門。又因為國有企業並非真正屬於國家，而是屬於國有企業的代理人，這一過程也就是一個變相的內部私有化過程。”
曆史上說，“國家資本主義”可以溯源到東羅馬、拜占庭、俄羅斯的拜占庭主義政教合一亞文化傳統（我們完全可以把資本主義理解為一種“拜物教”）。其統治者為強化政治統治，以製度化政治力量強勢介入宗教（或經濟）領域；而宗教（或經濟）首領為了擴大影響和勢力範圍，也需要與統治者聯合，此兩大集團之間既有爭奪又相互依賴。我們不妨把這種情況理解為宗教型（或經濟型）與政治型文化之間的一種有“國家”介入的亞文化混合形態，它的意義和影響尚待評估。
以拜占廷和俄羅斯東正教為例。那裏形成了所謂“國王兼教宗”製度，意思是教會事務完全順從皇帝的管理，教會實際上成為政府的一個部門，教權從屬於王權。在拜占廷，東正教是帝國國教，在很大程度上依附於世俗政權，如大主教的任免，主教會議的召開，對教義的解釋，均由皇帝控製掌握，牧首負責日常領導。不過支持東正教的神學家寧願用“和諧”的替代說法，意思是指宗教和政治權力互相支持。
利奧三世開創的伊蘇裏亞王朝在8世紀末期走上了末路，隨後統治帝國的一群無能皇帝進一步加深了災難局麵。這其中最著名的是伊琳娜女皇，她弄瞎了作為法定繼承人的兒子君士坦丁六世的眼睛，將其關入修道院，自己成為第一個大權獨攬的拜占廷女皇。此舉影響重大，導致羅馬教皇利奧三世在800年把法蘭克國王查理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使西方帝國有了與拜占廷分庭抗禮的借口（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歐洲和地中海世界還沒有完全放棄“一個羅馬帝國”的正統思想，認為伊琳娜是非法篡權的女人，此前拜占廷正統皇帝在位期間，羅馬教皇是不敢做出此舉的）
拜占廷帝國的宗教勢力和世俗權力關係十分複雜。在帝國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脅時，教會和皇帝能夠聯合，而在發生利益衝突時，教會與皇帝則發生激烈鬥爭。總的來說，在9世紀以前，由於拜占廷帝國嚴厲的法律和富於效率的中央集權製行政管理，拜占庭教會被剝奪了參與國事活動的空間，教會事務成為帝國國家事務的一部分，拜占庭皇帝則成為教會的保護人，控製著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這兩個最大教區的主教和大教長任免權。從君士坦丁一世到查士丁尼一世時期，多位主教被皇帝免去教職，羅馬主教（後來成為羅馬教皇）在8世紀中葉前也要聽命於拜占庭皇帝，同時，任何教職人員都無權開除皇帝的教籍。然而九世紀以後，帝國皇帝的權力逐漸削弱，教會的實力則逐漸增強。教會開始插手帝國的管理事務，包括審理世俗法庭經手的任何案件、以及稅收和司法方麵的特權。
上述兩種製度化力量不分伯仲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尤其在宗教（或經濟）勢力坐大的情況下，最終往往以政治力量一方放棄其價值取向以致最終解體為代價（如拜占庭“國家宗教”模式與前蘇聯“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垮台）。
按照筆者《中華文化是政治型文化》的分析，由於“國家資本主義”純屬不務正業，公然有悖我民族五千年政治型文化的本旨，因而造成中國當前政經文三方麵都出了問題：政治過於形而下，昧於天命王道，遠離了儒家文化一貫倡導的社會公平正義的大道；而經濟又過於形而上，追隨西方文化之以物為本——GDP主義是超驗性的物化的經濟，而民生經濟才是傳統的經驗性的人的經濟，是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也即所謂“幸福指數”，本應予以最先滿足；意識形態則淪為真空，導致全社會道德滑坡，亟需填補。
且由於國家不倫不類之怪現狀，人為地使國人分屬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每個陣營中又各有得意者和失意者，這樣就很自然地形成左右兩大派，每一派都想把異己的那一半徹底根除；此外還有從上述不倫不類狀態中獲取既得利益的渾水摸魚維持現狀派。
鑒於上述態勢，又有蘇俄前車之鑒，下麵就看中國的這種政經合一的“國家資本主義”還能走多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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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人們隻要安全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