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是一個永遠無法抹去的時刻。那一夜,北京城的上空硝煙彌漫,坦克轟鳴,血跡斑斑,子彈撕裂了夢想,也撕裂了一個時代的幻覺。天安門廣場上那些年輕的麵孔,他們原本是理想主義的化身,最終卻被碾碎在鐵與火的邏輯之中。這場被鮮血染紅的民主呼聲,雖然未能在中國落地生根,卻意外地在異國他鄉結出果實。30多年過去,那場浩劫所波及的,不隻是那些犧牲者的命運,還有無數身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
這群人,或許並未親曆槍聲;或許當年的他們,尚在教室中背誦英語單詞,籌備GRE、TOEFL;或許,他們隻是恰巧站在了曆史的交叉口。然而正是因為1989年那場震驚世界的血腥鎮壓,一紙紙政策在西方世界迅速出台,為他們打開了本不會開啟的大門。美國通過《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給予了超過54,000名中國留學生永久居留權。澳大利亞總理霍克更是在事件發生後動情演講,宣布讓42,000名中國學生永久留下,被後人稱為“天安門一代”。這是一場由血與火寫成的“簽證革命”,也是一場堪稱“意外的饋贈”。
《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並不是一份簡單的移民補丁。它本質上是對中國政治環境的深刻不信任和對“六四”事件道義立場的聲明。這項法案使得在1989年6月5日之前已經在美的中國學生得以免於被遣返,並最終獲得綠卡。54000人,不是一串冷冰冰的數字,而是54000個故事,54000個家庭的命運轉折點。許多人從此紮根美國,從普通留學生成為科技公司骨幹、大學教授、主流社會的一部分。
他們之中,有人默默耕耘,將孩子送進常春藤名校;有人登堂入室,成為政商名流;也有人背對曆史,不願再提起“六四”這個帶血的詞匯。但無論他們走得多遠,融入得多深,他們獲得這一切的開端,都是那一場震動世界的清場。
相比美國相對理性與法治的表達,澳大利亞的回應充滿人情味與道德情緒。1989年6月8日,霍克總理麵對全國直播,熱淚盈眶,宣布:所有在澳中國學生將被允許留下。這一決定不僅開創了澳大利亞移民政策的先河,也埋下了中國移民在澳大利亞蓬勃發展的種子。澳洲政壇與社會從此多了一批“中國故事”的講述者,也多了一群以自由與安全為榮的新居民。
這42000人,絕大多數並非“六四”前線參與者,卻因為這場政治風暴意外得到了命運的垂青。他們的求學簽證被永居權替代,暫時身份一夜之間變為長居之民。他們不需要再擔心畢業後被遣返回國麵對政治清算,也無需再在“是否會永遠留在澳洲”的疑問中焦慮。
加拿大、歐洲、新西蘭等國,也在那一時期為中國留學生開辟“政治避難”通道,隻是缺乏準確的統計數據。但毫無疑問,那一波政策鬆動浪潮中,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由此改變了人生軌道,從“準歸國人員”變成“新僑群體”。他們之中,有人成為華語媒體聲音,有人成為民主社團一員,有人則選擇沉默與遺忘,但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是“受益者”。
誰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答案也許正是你我。這問題的答案,是沉重的,也是令人警醒的。那些站在坦克前的青年,那些高舉“民主自由”橫幅的大學生,他們是犧牲者,是殉道者。他們用生命在廣場上刻下對未來的期盼,結果卻換來鐵蹄碾壓與曆史的封鎖。而真正收獲現實利益的,是那些因政治變局得以在海外獲得自由身份的人群,是今天在海外擁有穩定生活、可言可寫、可批評、可沉默的中國人。
那些獲得綠卡、永居權,後來移民入籍,享受言論自由、法律保障的“幸運者”,你是否還記得,你當年的命運之轉變,來自哪裏?你是否在享受民主製度的庇護時,還記得那群連話都沒說完就倒下的青年?你是否會在6月4日這一天,暫停日常生活的滾滾洪流,為那個廣場,為那堆屍骨,為那場夢,默哀一分鍾?
在當下的語境中,“六四”早已成為一個禁忌的詞匯,在中國大陸網絡上幾近消失。在許多新一代華人留學生口中,六四是“曆史舊賬”,是“別人的事”,甚至是一段從未聽說的往事。這種切割與隔離,讓人痛心。比沉默更可怕的,是遺忘;比遺忘更可恥的,是明知卻故意回避。我們不需要每個人都成為抗爭者,但至少,可以是一個守墓人。替那些早已長眠地下的人,點亮一根燭光;替那些在牆內無法說話的人,說出真相;替曾經的自己,也替後來的我們,留下哪怕一個腳注。
“勿忘六四”,不是一句口號,不是一種姿態,而是一種道德的責任,一種人性的堅持。在這個全球化日益加深、身份流動日趨頻繁的時代,我們無法用國籍和護照來定義一個人的良知。但我們可以用記憶、用悼念、用反思,來守護那個曾經照亮過無數青年的理想主義時刻。
——謹以此文獻給六四事件中逝去的青年、為自由奔走呼喊的人們,以及那些因他們而改變命運,卻依然不忘感恩與悼念的中國人。
同意一樓。
西方所謂民主國家六四後不久便於中共打得火熱,民民眾的麻木不仁,新冠便是讓它們飽嚐苦果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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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好!感謝作者發聲!
真正的受益者是江澤民之流和幾百個紅色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