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酷原創
一切都是剛剛好。
在一個對“農民”二字深懷情感的文明古國，一個西方政要將其稱為“peasant”（農民），如巨石擊打死水，激起滔天大浪。2025年4月4日，美國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接受福克斯新聞（Fox News）采訪時直言不諱地說：“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我們向中國‘農民’借錢，來購買中國‘農民’製造的東西。”此話一出，中國媒體和網友群情激憤，義正辭嚴地指責其“粗魯無禮”“種族歧視”，紛紛喊話“讓他來中國看看”。
然而，當輿論的聲浪稍稍退去，我們不妨冷靜地問一句：萬斯真的是在胡說八道嗎？或者說，他是否不小心戳中了某種尷尬而深層的現實？當我們怒斥“農民”一詞是對中國的不敬時，有沒有想過，中國在某些製度行為、社會風貌乃至文化表現上，是否真的表現出了典型的“農民性”？
先別急著批評萬斯“種族主義”。在中文語境中，“農民”何嚐不是一個被高度汙名化的詞匯？在中國的家裏或者街上，“你就是個農民！”是最常聽到的罵人不文明、沒素質、沒教養的快捷方式。盡管這一詞源本應尊重，因為農民是這個國家最沉默卻最偉大的勞動者，然而在城市化和精英話語的夾擊下，“農民”在語義上的滑坡早已完成，它被貼上了“低端”、“土氣”、“落後”、“粗俗”的標簽。
諷刺的是，中國一邊在對外指責“農民”是歧視詞匯，一邊卻在國內體係中對“農民”群體做了長久而深刻的製度性歧視。從戶籍製度到城鄉二元結構，從教育機會到醫療資源，從生育政策到財產權保障，“農民”是被寫在製度注腳上的“二等人”。這難道不比一句“peasant”更粗魯、更係統性、更殘酷？
而萬斯這句“我們向中國農民借錢來買中國農民製造的東西”，乍聽是赤裸裸的蔑視，其實潛台詞耐人尋味：美國消費社會建立在中國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高環境代價的基礎之上，這個現實本身是否也是中國自甘“農民化”的結果？
中國式“農民”並非是一個經濟身份，而是一種文化與政治行為的集合體，是一套缺乏現代公民意識的行為方式和價值體係。“農民性”的核心不是貧窮，而是對強者的崇拜與對規則的鄙夷。在當代中國，這種“跪拜式”的價值取向，貫穿了許多人的處世邏輯。從“寧做龍的鱗，不做鳳的毛”到“能人就是天理”，對權貴的仰視和對體製的依附，形成了對民主、法治、公平這些現代價值的集體無感。這種氣質，在外交政策中表現為“大國崛起”“厲害了我的國”，在輿論中則體現為“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內外敵人並存”的永恒鬥爭姿態。這種思維，說白了就是“農民思維”：打不過就跪，跪久了想反，反不了就罵，罵不夠就閉嘴。
從城市天際線的堆疊競賽，到海外奢侈品櫃台的瘋搶，從直播帶貨的“全網最低價”，到中式婚禮裏的“十八金鐲”，中國人的炫耀性消費，已經到了不計成本的地步。這種消費方式，恰恰體現了“農民式”價值觀對現代性的模仿——不重功能，不重品位，隻重“顯擺”，隻求“壓人一頭”。一個文明的現代社會，是通過教育、禮儀、公共製度建構其文化品味的，而不是靠一身Gucci和一條金鏈子。萬斯的“農民”之說，恰好點破了這種俗豔表象之下的文化空虛。
一旦涉及國際事務，中國常常表現出“受害者心態”與“勝利者敘事”的荒誕結合體。一方麵極端敏感，一句外國政客的吐槽，都要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麵，又對外界指摘自己的專製、人權、環境問題一概回避，用“你們也好不到哪裏去”來搪塞。“農民性”在這裏，就是對批評的零容忍，對諂媚的無限歡迎。在這層意義上，萬斯或許說了句不夠體麵卻真實的話，而中國的反應，則更像是“村霸”碰到了市儈。
萬斯所說的“買中國農民製造的東西”，聽來不堪，細想卻紮心。中國對全球市場輸出了大量的衣物、家具、電子零件和各類加工品，這些東西的確是“農民化製造”的：低工資、低技術、高汙染、高內卷。中國自詡為“世界工廠”，但這個工廠的大門背後，是一條條過勞、缺乏工會、無勞動保護的血汗工廠鏈。
真正的工業強國，輸出的是標準與規則，而非“義烏小商品”。在這方麵，中國依然是“農民”，雖然產能強大，但思維仍在代工框架內轉不出去。從芯片到軟件，從金融標準到碳排放規則，中國至今未能確立自己的遊戲規則。全球化中，誰能定規則，誰就是“地主”；而中國，多數時候隻能當“長工”。
現代社會以契約精神、法治製度和公民權利為基石。但在中國，“權利”仍是個稀罕詞，“權力”才是真正的信仰。從拆遷現場的暴力，到言論管控的嚴苛，從公務員考試的“鐵飯碗”神話，到資本寡頭的國進民退，每一處都在說明：這是一個農耕文明遺留下來的“家長製”國家，它需要的是“聽話的子民”，而不是“有主見的公民”。
中國用強大的行政效率構建了經濟奇跡，卻未能在精神和製度上告別“農民社會”。這正是萬斯之言讓人刺耳，但又難以完全否定的根源。說到底，萬斯這句話的問題，不在於“農民”二字是否粗魯，而在於我們是不是有勇氣正視：我們是不是在製度上歧視了農民，在文化上壓抑了平民，在外交上展示了粗鄙的暴發戶行為？
當一個國家的外交反應仍以麵子為核心，當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仍需靠口號加持，當我們用“農民”罵人時，卻無法承認自己的“農民性”，那我們或許還遠未走出一個傳統權力社會的幻夢。是時候麵對鏡子了，萬斯或許用詞粗魯，但鏡子從不撒謊。
自己當年把工農兵給捧的，都上了天了。那就是“peasant”啊。
第一：“peasant”可以有貶義，也並不是在所有情況都是貶義，也可以是中性，形容一個職業。
尤其是對中國人的耳朵，peasant 這個字更應該不會引起被貶低的感覺，因為過去中國英語課本裏的正麵人物“工農兵”就是“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第二：即使把“peasant”翻譯成“鄉巴佬”，從萬斯嘴裏說出來就更不是貶義，因為萬斯把自己就稱為“鄉巴佬”。他的自傳書就叫《Hillbilly Elegy》。劍橋詞典對 Hillbilly 的中文翻譯是：“（住在山區的）鄉巴佬，土包子”。
萬斯是為美國“鄉巴佬”奔走呼號的代表人物。他反對把美國納稅人的錢填進烏克蘭的無底洞，就是把美國山區和鐵鏽帶“鄉巴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