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青博客
凝聚水珠，點燃火苗，反洗腦。
《聊聊我自己》
文/馬青
我出生於1965年，那年，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為文革鋪路的“四清”運動，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化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翻過這一年，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吞吐紅色火焰，全國變成紅旗、紅袖章、紅寶書組成的紅海洋。
1965年春天，舞劇《白毛女》在第六屆“上海之春”上首演，火爆全國。我在我媽羊水裏傾聽人世時，一準聽到過禦用文人杜撰的那個名叫喜兒的白毛女唱“北風那個吹”。
1972年，美國拋棄台灣，中美發表中美聯合公報，美國總統尼克鬆陷入“水門事件”醜聞，同年，我走進3508廠子弟校小學一年級一班，正式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有位小學同學回憶，翻開小學一年級語文課本，第一課就是熱愛祖國、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熱愛中國共產黨。這一年的前一年，1971年，“偉大領袖”欽定的接班人林彪被賜死於蒙古溫都爾汗。我的整個小學期間，文革進入尾聲，但第一次造神運動還在繼續中，在“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和“咱們工人有力量”的嚎叫聲中，孔家店被砸得稀巴爛，專研業務被貼上“白專道路”標簽，全國人民盯著八個樣板戲看，動不動就被政審、外調、查戶口。雖然，說的是“抓革命，促生產”，但革命和生產並非並列。大人們三天兩頭地開會學習，“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割資本主義的尾巴”，買啥都憑票、排隊，吃飽肚子是頭等大事。男男女女都穿灰黑藍，擁有“三轉一響”——收音機、自行車、縫紉機、手表——是生活富足的表現。出身工廠、軍隊令人自豪，出身於工廠的幹部家庭，或者，出身軍人家庭，更令人自豪。有台灣、香港，或者，國外親屬，是倒了八輩子黴。“黑五類”是賤民，出身於“黑五類”家庭，也順理成章地成為賤民。膽子大的家夥傳看手抄本《少女之心》、《一雙繡花鞋》、《第二次握手》和《金瓶梅》，膽子再大點的抱著電子管收音機收聽“敵台”——美國之音。那段時間，大陸和台灣互相空飄、海飄，互相對對方施以宣傳攻勢，同時，鄧麗君紅遍香港和東南亞。不過，時間要繼續前行十來年，她的歌，《甜蜜蜜》、《海韻》、《千言萬語》、《空港》等等才會橫掃大陸。當然，作為三好學生、課代表和學習委員，我絕不會看黃色小說，不會聽鄧麗君那樣的“靡靡之音”，更不會收聽敵台。當時的我，對毛詩詞和毛書法佩服得五體投地。那會兒，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正在柬埔寨血腥屠殺柬埔寨順民。在他執政的三年多時間裏，柬埔寨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當然，當時，我不知道。我媽天天拿回家的《參考消息》上麵，每每寫到西哈努克親王、波爾布特、紅色高棉，還有，美國入侵越南。《參考消息》上，西哈努克親王和波爾布特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既然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親王和波爾布特自然也就是正義的化身、革命的化身。至於說美國，既然是美帝國主義和“紙老虎”，既然入侵越南，當然罪惡滔天，又不堪一擊。
小時候，大人們說蔣介石是“蔣該死”，說抗戰勝利後，他從峨眉山上下山來摘桃子。說劉文彩是成都大邑縣安仁鎮的大惡霸、大地主，每天喝人奶，一個人用五六個奶媽。他把冷月英丟進水牢，直到下半身腐爛。2017年，我去劉文彩莊園，找半天水牢沒找到，隻看見鴉片儲存室。問莊園保安，水牢在哪兒，保安說，水牢，是以前的說法。冷月英坐水牢的故事是禦用文人編的，水牢自然找不到了。
上小學時，我無數次地坐我媽廠裏的軍用大卡車去安仁鎮參觀劉文彩莊園。中國人民解放軍3508廠，這幾個紅彤彤的字照亮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每天早上，我都被廠裏播放的軍號叫醒，然後，聽我媽沿路打著噴嚏去廠食堂買早餐。我媽是這家軍需被服廠的婦產科醫生，負責全廠兩千多女工的計劃生育工作，獲得過無數次成都市、四川省的計劃生育先進工作者稱號。我媽用兩隻手、一個木製聽筒，給女工確診是否懷孕；給懷孕七個月的女工開可以下流水線的證明；給計劃外懷孕的女工做人工流產的思想工作。盡管，我媽工作兢兢業業，怎奈，家庭成分不好，所以，一輩子沒被她緊跟的黨吸收入黨。但是，拿我媽自己的話說，她比布爾什維克還布爾什維克。
我暈車，一路嘔吐，但是，為了讓我接受憶苦思甜教育和仇恨教育，我媽一次又一次地把戴著紅領巾、胸懷全世界、夢想解放台灣的我拎上車。參觀劉文彩莊園的結果是，我心裏種下了對地主階級的恨和對共產黨的愛。
兩歲半，我被我媽送進廠幼兒園。至今，我家還有一張我在幼兒園表演節目時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我，缺牙巴，穿著我爸給我做的長至腳踝的圓點粉紅連衣裙，我和另外兩個雙胞胎女同學拿著紙花邊唱邊跳。唱的啥？《我愛北京天安門》。那次兒童節，除了唱這首歌，我還和另外一個扮演郭建光的小朋友一起唱京劇《沙家浜》選段，我的角色是沙奶奶。
七十年代，看露天壩壩電影是精神大餐，雖然，很多人沒座位，隻能站著看，甚至，隻能站在電影屏幕後麵看，而且，翻來覆去都是《紅燈記》、《地道戰》、《地雷戰》、《鐵道衛士》、《南征北戰》、《閃閃的紅星》、《平原遊擊隊》、《英雄兒女》、《金光大道》之類。正式放電影前，必放中央新聞電影紀錄製片廠的《新聞簡報》，這玩意兒是央視新聞聯播的前世。放電影時，放一陣就會斷片，為啥？一部電影膠片在幾個放映點同時放，放完一盒時，下一盒膠片正在路上。隻要有誰一喊“片子來了”！立馬，全場歡呼雀躍。因為反複放、反複看，兒時的我，記得每部電影結束前的那段音樂和畫麵，我會準確地在電影結束前兩三分鍾佯裝睡著，然後，由我爸我媽我姐用藤椅將我抬回家。小時候，我是標準的小公主。
“羅馬尼亞電影又摟又抱，朝鮮電影又哭又笑，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越南電影真槍真炮，中國電影新聞簡報。”七十年代的電影，基本就是這段順口溜概括的樣子。一係列以愛國主義為題材的電影反反複複地看下來，再加上，聽洗腦歌，看黨報黨刊、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看CCTV春節文藝晚會、學文件、上政治課，對“偉大光榮正確”就深信不疑了。
“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曆史規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國主義必然滅亡，全世界人民一定勝利，全世界人民一定勝利！”我上小學時，除了唱這首歌，還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馬列主義大普及，上層建築紅旗飄！”以及，“學習雷鋒好榜樣，忠於革命忠於黨，愛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鬥誌強。學習雷鋒好榜樣，艱苦樸素永不忘，願做革命的螺絲釘……”七十年代初，這三首歌紅遍中國。
我媽也喜歡唱歌，即使現在，八十七歲了，還時不時地哼歌。我媽哼的歌當然是紅歌，比如，《十送紅軍》、《洪湖水浪打浪》、《在太行山上》、《保衛黃河》、《義勇軍進行曲》、《我的祖國》之類。
我媽1953年參軍，當了三年兵，在部隊醫院做助產士。後來，穿著軍裝、唱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到了成都軍需被服廠502廠（後改稱為3508廠）。在廠合唱隊，我媽認識我爸，並愛上我爸。
我媽既然比黨員還黨員，到了晚年，自然就成了馬列主義老太太。我們家相冊裏有一張照片，照片上，我站著，我媽下蹲，我媽捧著紅寶書指給我看。我斜著眼睛，皺著眉頭，看樣子，也就四歲不到。我媽從我懂事起，就給我進行憶苦思甜教育，說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解放前”白色恐怖，“解放後”，勞動人民翻身作主人。現在，我媽說：“共產主義確實是烏托邦，不可能實現，但改革開放好，穿的、用的、耍的比三十年前不知好了多少倍，好日子還在後頭。‘一帶一路’更是好，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你好我好大家好，連美英法學者都給中國點讚。還有，北鬥導航好厲害啊！馬上，就要推向全世界！”
我媽是資深愛國者，看見衛星發射、奧運會奪冠、“自主創新”、國家超級工程就亢奮。她老人家是我們家的新聞主播，說起國家政策，如數家珍。啥子土地流轉、社保異地結算、博士生漲工資、兩個一百年戰略決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調結構轉方式、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精準脫貧、鄉村振興、個稅起征點上調，等等。我媽唯一痛恨的是毛魔，說他是大流氓、十惡不赦，奸淫女人，整死無數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她對毛屠夫的憤恨，主要來源於她看的《炎黃春秋》。《炎黃春秋》易主之前，我每期必買，周末回家，就帶回去給我爸我媽看。我媽時常歎息，再年輕十歲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更美好的未來了。我媽常勸我：政府一直在改，你慢慢看，會好起來的！少在網上東說西說，看問題要全麵，要辯證地看。秦火火出事，我媽緊張。薛蠻子、翟岩民等上央視認罪，我媽緊張。我媽說，現在言論自由，不像以前，稍不注意，就是現行反革命罪，但還是要注意分寸，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要亂說，不要亂轉帖，別造謠、信謠、傳謠，弄不好，整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來籠起。
在我媽勸我的過程中，雅安蘆山地震了，官方公布：200多萬人受災，196人遇難，21人失蹤，13484人受傷；天津港爆炸了，官方公布：事故總遇難人數為173人；昆明發生“暴恐案”了，官方公布：31人死亡，141人受傷，其中，40人重傷；四川省阿壩州茂縣疊溪鎮新磨村新村組富貴山山體突發高位垮塌，官方公布：62戶、100餘人被掩埋；訪民徐純合被佩槍警察一槍斃命了；大學生魏則西被醫死了；環保專家雷洋被足療死了；反抗強拆的賈敬龍被執行死刑；瀘州太伏鎮中學初二學生趙某被跳樓了；習一尊修憲，開啟終身製執政模式；香港國安法實施，香港自由港作廢；三年新冠疫情，各地瘋狂查核酸、查健康碼、打疫苗、封城、封小區、封居民門，大數據電子監獄建成；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和群體滅絕；成都秋雨聖約教會、北京守望教會、貴陽活石教會等家庭教會被逼迫。當然，我媽不認為上述這些和一黨專政有關。
我姐和我媽不一樣，不老是勸我，對我說了幾次“過自己的日子”後，見我我行我素，不可救藥，就閉嘴不說了。我兒子從小受愛國主義、反智主義教育，直到二十歲左右，看見閱兵、五星紅旗升起、衛星上天，還忍不住地冒淚。在看我發帖的過程中，他總是不由自主地，說我負麵情緒多、隻看陰暗麵。
我在我們家，是“一小撮”。好在，我還有個大表哥，可以推心置腹。
我父親進入502廠之前，是成都某綢緞鋪的學徒工。中共建政，給了他“重新做人”的機會。在我姑爹、姑媽的影響下，他練字、看書，參加工作，當上縫紉工後，也抄抄寫寫的。慢慢地，他當上工人通訊員，再從工人提幹，逐漸成為廠長筆杆子，然後，調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做編輯工作，再後來，成為四川文藝出版社副編審。這中間，我父親寫了很多他自鳴得意的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唱詞、雜文。從“建立新中國”、“抗美援朝”、“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文革”、“打倒四人幫”，到“改革開放”， 我父親都以筆名“馬鐵水”一路歌功頌德。因為種種原因，他在廠裏未能入黨，直到去了出版社後幾年，才如願以償。並且，成為四川文藝出版社文藝編室黨支部書記。我父親晚年喜歡看《炎黃春秋》，他多次明確表示，讚成多黨製。但在讚成多黨製的同時，他又寫打油詩，喊共產黨萬歲。
我喜歡文字，和我父親喜歡舞文弄墨不無關係，我家的書香、墨香、畫作慢慢把我送進中文字的王國。小時候，我經常翻看我爸舍不得燒的那些文藝期刊，比如，《人民文學》、《星星》詩刊。上麵，有很多我爸標注的“毒草”或黑叉。
讀小學時，某天，我的語文老師馬老師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在紙上畫了兩條路，一條直路，一條斜路。馬老師咬緊嘴唇，神情嚴肅地說：“馬青，同學們都說你驕傲！這是兩條路，你走哪一條！”沒想到，後來，我確實走上了一條斜路，不僅斜，還斜得無可救藥，直到，和眾人反向而行，成為“正常人”眼裏的精神病。
我周圍很多人都主張漸進改良，但我覺得，漸進改良早就沒戲了，1989年，北京大屠殺，追碾平民、學生的黨衛軍坦克明白無誤地宣告漸進改良壽終正寢。我是沉船派，主張推翻中共。終於，在馬老師給我預言我將來所走道路幾十年後，我徹徹底底地走向邪路（斜路），從共產主義接班人變成共產主義掘墓人。
2014年5月4日，習一尊對他身邊激動得跺腳的大學生說：“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而青年又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抓好這一時期的價值觀養成十分重要。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樣,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剩餘的扣子都會扣錯。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
我的第一顆扣子扣得端端正正的，熱愛黨，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但最後，我還是從乖乖女、文藝女青年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者，舉起飛刀，甩向我曾經戴著紅領巾宣誓熱愛的“偉光正”。
我從小就靦腆，見了生人就臉紅。我媽我爸可能萬萬想不到，我會變成鋼鐵俠，把人生扣子反著扣。更不會想到，我會成為思想犯，雙手反剪戴手銬，被派出所片警押回家，叫我兒子在逮捕我的刑事拘留通知書上簽字，然後，站在四川文藝出版社家屬院門口，等警方拍照後，押往成都市第一看守所。
我媽對我的擔心不無道理，雖然，我從未想過我會因為轉發某個帖子犯法。要出事，也出在我自己的文字上，咋可能因為轉發呢？問題是，表麵上，我還真就因為轉發被專政了。
2016年5月27日，我在QQ群裏轉發了一張酒廣告，上麵寫了“八酒六四”幾個字。當天晚上，我下晚班回家，十一點左右，我在家門口掏鑰匙進家門時，突然，從樓下竄上來三名成都玉林派出所片警，他們不由分說，將我抓進派出所，對我進行了一整夜的審訊。二十五天後，我從成都市看守所取保候審。罪名是口袋罪：尋釁滋事。和我幾乎被同時抓進看守所的“成都酒案”四君子——符海陸、張雋勇、陳兵、羅富譽，被超期羈押兩年多，不審不判，目前，還在成都市看守所裏受罪。
2006年，我爸被確診為前列腺癌。然後，做前列腺去勢術。接著，服用抗雄性激素藥物康士得， PSA（前列腺特異性抗原）恢複正常。2012年，我爸的PSA逐漸升高。在PSA升高的過程中，醫生叫我爸停用已經產生抗藥性的康士得，換成進口藥阿比特龍。但服用一個月阿比特龍，需要一萬多人民幣，我爸和我媽的工資全部加在一起也不到一萬塊，這個治療方案無法實行。我爸聽從華西醫科大學腫瘤科醫生的建議，於2015年4月開始，進行放療。放療之前，我爸吃、喝、行正常。放療後，厭食，一吃飯就惡心，走路偏偏倒倒，體重驟然下降。八個月後，在極端痛苦中，離開人世。
2014年1月，央視搞對聯征集，我爸在給我的短信上說起這事。反複修改五次後，我爸擬就如下對聯：上聯——萬馬齊追中國夢，下聯——億眾共享華夏情，上聯——夢圓好夢。
中國夢是啥？是在經濟高速發展、高醫療費、高房價、高教育費、高壓維穩、高失業率、高資源枯竭、高環境汙染、低工資、低福利、低社保、低人權、低言論自由度的同時，“四項基本原則”、“五不搞”、“七不講”、打勾選舉，並且，大搞第二次造神運動和家天下。做著中國夢，我爸走向死亡。如果我爸在民主國家，就吃得起藥。如果我爸是權貴，也吃得起藥。但是，他隻是一路為黨唱讚歌的黨的文藝戰線上的一枚螺絲釘。
2014年4月，一天深夜，我媽突發心髒房顫，120接到我爸電話後，前往我家。我爸當時已經病重，無法和120的一位護工一起抬我媽。我爸隻有下樓，花錢請門衛，給那位護工搭手，抬我媽下樓。到了醫院，120方收了200元出車費，一把扯下蓋在我媽身上的鋪蓋，呼嘯而去。成都四月深夜，隻有攝氏十七、八度，不蓋鋪蓋很容易感冒。2014年，我媽已八十五歲高齡，120救護車不管不顧。醫院也不提供免費鋪蓋，要用的話，必須出錢租。我爸媽都很節約，不願出那錢。於是，我媽就搭著醫院給的一張薄薄的淺藍色無紡布（一次性口罩布料）熬了一晚上。120護工把我媽抬出門去醫院時，我媽腳上是光的。那天，整整一晚，我媽都光著腳。一位白發蒼蒼的八十五歲老人，蓋一張無紡布，在號稱“救死護傷”的人民的醫院過夜，除了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世界上，哪個地方可以見到？
網載，中國大陸有13.97億人，其中，850萬公仆共用897.6億公費醫療，人均10560元；13.312億普通百姓共用224.4億元，人均16.86元。在享用公費醫療費用方麵，公仆是普通百姓的626.33倍。
我為啥被抓？言論控製、思想鉗製。我父親為啥吃不起進口藥？低福利、高醫療費。我媽為啥看急診時沒鋪蓋蓋？醫療產業化，醫院成為當地政府的收稅機器人。我進看守所那段時間，我媽恨得咬牙。我父親去世後，我媽無限懷念和我爸在一起的時光。我被抓、我爸去世和她自己看急診時被無紡布羞辱的根本原因，我媽不去想，反而衷心祝願暴政永在。愚民教育的目的就是這樣，讓你在被殘酷鎮壓的同時，喊暴政萬歲。
我在省衛幹院工作了四年之後，調到成都市絲綢進出口公司工作，幾年後，再調到工商銀行四川省分行國際業務部。在銀行工作十年之後，我買斷工齡，然後，混跡於分類廣告公司和保險公司。保險公司，我足足幹了八年。2007年——2015年，八年間，我轉戰於中國人保四川分公司銀保部和華夏人壽四川分公司銀保部。每天，都要在無數個銀行網點之間奔波，目的隻有一個，讓銀行網點多多推銷我所在那家保險公司的保險理財產品。我的很多短詩，就寫於從這個網點到那個網點的路上。背著沉重的保單和營銷資料，拿著諾基亞鍵盤手機，走在成都大街小巷，看著口號銜接的各種街景，我在手機備忘錄上隨手寫短詩。從朦朧到寫實，從短詩到長詩，我走了七八年。
在工作變化的過程中，我從成都市人才交流中心交錢贖回我的個人檔案。裏麵，沒有瑕疵，並且，專門有一頁，說我在64期間沒有不當言論，和法輪功也沒關係。可以斷定，有檔案的大陸居民，都有這兩項政治結論。
2002年，我從銀行出來，成為無業遊民。閑著沒事，除了在川大留學人員服務部學英語口語，就是成天在網上閑逛。網絡，給我打開新的視野，也帶我走進我的人生沼澤。在泡網俱樂部、天涯社區的“天涯雜談”、天涯社區的“天涯詩會”、天涯社區的“關天茶社”、強國論壇、新浪“黃金四十”聊天室、碧聊、北大“一塌糊塗”網站、北大“往複”論壇、凱迪社區的“原創基地”和“貓眼看人”、慵散論壇之間溜達，給我極大的精神滿足。其間，我遇到一位異見人士，後來，他成為我的精神導師，從他嘴裏，我首次聽到聞所未聞的打“AB團”、坑口兵變、顧順章事件、萬人坑事件、紅色革命根據地真相、長征真相、方誌敏被殺真相、皖南事變真相、西安事變真相、孟良崮戰役真相、平型關大捷真相、台兒莊戰役真相、百團大戰真相、“大生產”真相、“抗美援朝”真相、三區革命、卡廷森林慘案、“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長春圍城。這些黨國親手製造的血案，徹底動搖了我對黨國殘存的一點信賴。“既得利益集團”、“血拆”、“槍口向內”、“支部建在連上”、“第三國際”、“絞肉機”，這些我今後的路標，也經由他告訴我。除了《蘭亭序》、《古戰場》，他還給我背誦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八十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在這大陸上建立了一個國家，它孕育於自由，並且獻身給一種理念，即所有人都是生來平等的。”以及，範仲淹的《嶽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他的建議下，我的寫作視野從個人情緒發泄轉到公共題材。但是，當我寫到一定深度時，他開始勸我，叫我別寫那麽陰暗的東西，多寫點花花草草。我被他喚醒後覺醒，最終，又和他分道揚鑣。
我住的房子太過老舊。樓上，時常一整夜一整夜的吵鬧，薄如紙片的樓頂傳來各種各樣的聲音，推箱子的聲音，串珠滾落在地的聲音，拖鞋來回走動的聲音，廝打謾罵的聲音……
總之，我翻來覆去地睡不著。我想，不會是因為我在寫的詩歌招來國安的眼睛吧？我住的玉林北街街口一家院子，就是國安辦公所在地。
開著電視，躺沙發上睡覺，依然失眠複失眠。沒法，我隻有回我父親和我母親家裏去暫住。
那時，是2011年左右，3508廠正在拆遷，我父母還住在3508廠家屬宿舍新區。出廠區後門，跨過人行橫道，就是錦江河。每晚，我和我父母都去錦江河邊散步。每次散步，我都把我的筆記本塞進褲腰。
那段時間，我在PICC四川分公司銀保部上班，每天穿行在成都的南門、東門和市中區之間。從一個銀行網點到另一個銀行網點的路上，一首短詩，或者，幾首短詩就在我的手機備忘錄上寫好了。寫好後，我會讓這些詩在備忘錄上待一會兒，我希望我的隱身戰友在網絡的另一端看見，幫我保存下來。然後，我會謄上筆記本，再把備忘錄上的詩果斷地刪掉。
是的，此時，我還沒有匯入大海，我隻是一顆單打獨鬥的水珠，我怕風、怕笑聲、怕竊竊私語，怕有人看到我在寫大逆不道的文字。就這樣，我在備忘錄上寫了刪，刪了寫，謄寫到筆記本上的詩也越來越多。我買了個超級大的手提包，從一個筆記本開始，再到兩個筆記本、三個筆記本、四個筆記本。我把這四個筆記本通通放在這個大包裏，成天到晚提在手上。晚上，和我父母一起散步前，我會拿出這四個筆記本，從這個大包裏。冬天，衣服寬大，四本筆記本插在我的褲腰上，和我一起，和我父母一起，走過無數個黃昏。我怕把本子放在家裏，怕盯梢跟蹤我的人拿到我大放厥詞的證據。其實，那會兒，離我要解剖的極權專製共產基因很遠，離我直麵的靶心——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很遠。那會兒，我隻是遠距離畫像。
從一個銀行網點到另外一個銀行網點，除了坐公交車，就是走路。路上，除了拿起手機寫詩，我還會拍一些視頻。特別是，經過自由市場的時候，經過一些有標語口號的地方。
我按開視頻，舉著諾基亞手機，走過小商小販、走過吆喝聲、走過各種蔬菜標價，但並不錄製。我隻是打開視頻，舉著手機經過我認為應該攝錄的人物和場景，我不點擊那個紅色按鈕，我怕點開那個按鈕的後果是被專政機器“專政”。我覺得，一定有人在我看不見的地方看見並保存我正在“拍攝”的場景。
我是六零後，我長大的那段時間，“文革”從轟轟烈烈到偃旗息鼓。我沒有親身經曆紅色風暴，但政治運動的慘烈依然將不可磨滅的痕跡刻進我的腦海，我深知反黨的後果，諸如戴高帽子遊街、被批鬥、進“牛棚”、進“五七幹校”，結局無非是被革命群眾的腳踩成永世不能翻身的肉泥、身敗名裂，甚至，被株連九族。
我媽說她這輩子最遺憾的事是沒有入黨，而我反檔。因為政治觀點相左，我暫住我父母家時，處處提防著我媽。她遞給我的維生素，我扔進下水道；她為我燉的雞湯，我狠心倒掉。為啥這樣？我怕她下毒。你說，好笑不好笑？睡覺前，我媽給我端來紅色洗腳盆叫我洗腳，我突然看見我父親在報紙上麵標注的幾個紅字，當時，我好一陣心驚。看見媽媽放在紅色塑料袋旁邊的菜刀，我也驚恐不已。我父親說陽台封死了不好，萬一發生火災，沒有逃生的地方。他把封死陽台的不鏽鋼欄杆鋸開，再在陽台外修了四級進出陽台的水泥台階。這下可好，在我眼裏，四級水泥台階成了四次夢魘——四次網絡圍剿——的暗喻。走過前三次黑風黑雨後，我感覺我又站在第四次黑風黑雨麵前。回頭來看，這四次夢靨其實是四次被迫害妄想。
走出第一層自我監控的恐懼——跳出被迫害妄想症的泥潭——後，我又走進第二層恐懼。因為在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發表“抹黑”黨國的文字，我一再被思想警察叫去“喝茶”。與此同時，我不斷“翻牆”，將我的詩文發給《北京之春》。每次上晚班回家，進院門前，我都要給我的iphone設置開機密碼，怕突然被抓，手機落入警察手中，備忘錄裏的反詩被有司截獲。死盯我的餘警官一來電話，我就渾身發抖。經常，我會在入睡那刻突感窒息和喪失意識，瀕死感包裹全身，痛苦難以言說。飛越大監獄，來到美國後，這樣的窒息感和瀕死感再沒出現過。
總有朋友問我，你怎麽這麽敢寫？其實，我寫反詩之路，也是恐懼之路。隻不過，一邊恐懼，一邊寫。
我在衛幹院的同事及閨蜜王姐回憶，有次，我和她一同去某處開會。開會時，我拿著溜溜球，不停地朝地麵拍打，自由散漫到極點。我的自由散漫，一遇上自由主義，立馬變成一股強大的推力，將我推向人本主義和個人主義。我覺醒過程，相當痛苦。很長一段時間，愛國主義、黨國主義、集體主義和自由主義、人本主義在兩個不同的方向拉我，我差點沒被拉分裂。因為接近異見人士，我的內心無比恐懼，甚至，幻想自己因為接近他而被黨國整肅。這種恐懼跟隨我整整十年，可見，言論控製、新聞封鎖下，自我審查、自我監視多麽可怕。
這四次被迫害妄想，我會逐一寫，看哪天動筆。
2023年12月15日，紐約布魯克林大橋旁
非常喜歡，當你的粉絲了！
謝謝你人生的分享！
所以，由人類組成的人類社會，也不是完美的。
共產黨做的不好，但應該比49年前強。這也是共產黨當年受到絕大多數老百姓認可的原因。老百姓不是同美國在比，老百姓是同49年以前比。
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