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定罪的五方

引言：我2012年開始去緬甸北部做人道救援工作，給難民提供食物、藥品、日常生活用品。後又給那裏的貧困人口提供免費教育，開戒毒所。2017年3月我被雲南省孟連公安局逮捕，隨後被判有期徒刑7年。下麵是我對法律的一點思考。

 

 

一個人被定罪、判刑似乎是由法官一方所決定，但其實不然。據我觀察，實際上，至少有五個方麵的力量在一個案件中都有參與。

第一個方麵的力量就是表麵上起主導作用的法官。法官判一個人的刑期後，要在判決書上簽字，以示該刑期是他法官所作。所以第一個方麵的力量是法官以及法官的上司。

第二個方麵的力量是被判刑者本人和他的律師。他和律師是不是認同法官的判決。我在服刑期間遇見了何學光。何先生是位地道的農民，文盲，隻能寫自己的名字。他二十六歲時被控謀殺了一個人，法官判了他無期徒刑。但是何先生堅稱自己無罪。他進入昆明監獄服刑，在監獄呆了整整二十六年後，法院終於還了他的清白，改判，宣布何先生無罪。那麽，我們要問，何先生無罪，是從一開始就無罪呢？還是一直有罪，直到法院宣布他無罪的那天他才無罪呢？當然他是一直無罪。所以被判刑者本人也是定罪的一個重要方麵。在何先生服刑期間，有許多的壓力在試圖迫使他認罪。一旦他屈服於壓力而認罪，那他就幾乎永無翻案的可能了。何先生入監時是位滿頭青絲活蹦亂跳的小夥子，等他出獄時，他已經是滿頭白發、步履蹣跚的老頭。

昆明監獄的一警察對我說，他從警二十年，隻見到過一起冤案，那就是何學光案。我對該警察說，你實際上見到了第二起冤案，那就是曹三強案。至今為止，我絕不認同、決不接受法院給我的罪名。

我在昆明監獄至少知道有十個案例，當事人都堅稱自己沒有犯法官所認定的罪。也就是說，有十個人認定自己是法官錯誤判決的受害者，即冤案。如果一個監獄內有十個人認定自己是冤案，中國有一千家左右的監獄，那麽大概會有一萬個人認定自己是錯誤判決的受害者。

第三個方麵的力量是陪審團，或者類似於陪審團的人群。在許多國家，我們都可以見到陪審團製度。陪審團製度說的是，一個人被控犯了罪，那麽這人究竟有沒有犯罪，並不是由法官說了算，而是由一群與涉案者毫無關係、在本地區隨機挑選的十來個人對本案進行了解後做出判決，裁決涉案人是否有罪。中國沒有實行陪審團製度，但陪審團製度的原理在中國仍舊有效，特別是涉及教案時。一個教案少則有上萬人圍觀，多則上百萬。這些圍觀的群眾就是一個龐大的陪審團。雖然他們不能影響法官斷案，但他們每人自己心裏都有杆秤，知道教案涉案者究竟有沒有犯罪。在偌大個中國，認定我有罪的人大概十個指頭能數過來，而認為我無罪的人則是全中國十四億人民減十。來看我的人中有非基督徒，他們了解我的案情後都說判我有罪的法官是瘋子。如果把我的案子放到全世界這個平台，認定我無罪的人又得再加十四億。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流行的話：“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文革中的流行語大都很荒唐，唯獨這句話還真有點道理。（現在不敢提倡這句話了）

第四個方麵力量是曆史。有人可能會說，我這是在搞玄論了。其實不是。所謂曆史的力量，說的是，一個案子幾十年後、百年後、甚至千年後仍舊會被人議論、惦記。秦始皇當年有足夠的法律條文判那些儒者的死刑，但在兩千多年後人們仍舊在談論那場冤案。中國的曆史可以說就是一部冤案史。絕大部分的冤案都消失在曆史的封存裏，但也有許許多多的冤案被記錄下來。反右時，五十五萬知識分子挨整，二十年後全都平了反。那些不信鬼神的法官沒有曆史感，可能會說：“‘我死之後，哪怕洪水滔滔’，我最關心、最要緊的是現在。”即算沒有曆史感，造冤案的法官、警察、官員難道就不怕在你的任期內這些案子會得到伸冤，從而導致他們自己的職業生涯被打上汙點嗎？

不難設想，若幹年後，有人研究書寫2015年至2024年這段中國曆史時，會將王怡的案例、曹三強的案例等類似的好些案例寫進書裏。就算官方史書不會記載，但民間曆史學家不會漏掉這些事件的，就如同在秦始皇的官方檔案裏找不到焚書坑儒的案例，可現代人還是知道有這麽回事。

第五個方麵的力量是天。中國人都相信：“人在做，天在看”。這個天顯然指的不是“下雨天”的“天”，而是能理解人間事務、幹預人間事務的“天老爺”，“老爺”就是父的意思。因此，中國人的天老爺就是好比基督教裏的天父。基督徒更是相信天父掌管萬有。我被幾個法官定罪，而基督徒則沒有一人認為我犯了罪，這我可以視為是天父視我為無罪的憑據。同時我堅定地相信，凡中國教案中所涉及的基督徒除開法官認為有罪，天父不會認為他們犯了任何罪。而且另外幾方，即大陪審團、曆史等都會認定這些基督徒是無辜的。

中國古老的智慧也認為，這個天老爺總有一天會聲張正義的。正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一切都報。”我在這裏想善意地奉勸每一位，包括我自己，一個人還是多做點善事、少做點惡事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