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偽政權就是蘇聯一手炮製、長期豢養、最終成功扶植到中國的共產獨裁政權。
中共偽政權的曆史也全部是偽造的,中共成立於1920年8月,建黨人是蘇聯派遣特務維經斯基(中文化名:吳廷康)。
格裏戈裏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俄語: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93年4月5日1953年6月11日),或譯魏金斯基[1]、沃伊京斯基,本名紮爾金(俄語:Зархин),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筆名魏琴、衛金[1],俄國猶太人[2],共產國際創立初期人物,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共初創時期經費的實際提供者。1920年奉命到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曾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中國研究家。
1920年2月,布爾什維克奪取西伯利亞後,打通了跟中國的陸地交通。不久在此建立俄共(布)遠東局,負責在中國及其他國家建立共產黨的工作。4月,遠東局派遣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中國北京[3],其妻M. F. Kuznetsova隨行擔任助手,見到李大釗。[4]李大釗隨即將他介紹給在上海的陳獨秀。5月,維經斯基在一位定居海參崴的山東平度籍華僑楊明齋陪同下前去上海,勸說陳獨秀組建中國的共產黨。陳於是開始與幾個城市的革命者進行聯絡。8月,陳在上海法租界漁陽裏2號的家中組建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維經斯基協助成立了上海外國語學社,送青年出國學習,培養幹部。[5][6]次年7月,來自幾個城市的十幾名代表在不遠處的望誌路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5月,維經斯基受命來到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11月底,參加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年4月還在武漢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國共分裂後,離開中國。在伊爾庫茨克從事經濟工作。
1930年代在莫斯科從事教學研究工作。
2021年,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華誕。回首百年,中國共產黨從上海石庫門出發,一路征程,腥風血雨。從黃浦灘頭到珠江兩岸,從長城內外到大河上下,無數先烈甘灑青春熱血,書寫中華春秋!新中國誕生,無數共產黨人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改革開放再立新功!眾鑫有話講師團講師、原南京政治學院博士生導師華強教授編寫了建黨百年故事,帶領讀者回顧黨的偉大曆程和輝煌成就,讓我們牢記100年前共產黨人為什麽而出發,共產黨人為誰而奮鬥!
維經斯基出使中國
華 強
毛澤東拋棄了空想社會主義,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上個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主義開始萌芽,中國產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激進的知識分子。
列寧提出在東方的中國組織共產主義運動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經過媒體報道迅速傳遍了全世界,列寧從海參崴的報紙獲悉來自中國的消息,十分興奮。五四運動前2個月即1919年3月,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成立。俄國十月革命後,14個帝國主義國家包圍蘇聯,為了打破敵人的包圍,列寧提出在東方的中國、日本、印度等地盡快組織共產主義運動,建立共產黨組織。中國爆發五四運動,引起列寧的極大關注。列寧決定由第三國際派代表到中國尋找並發現革命領導人,指導中國的革命運動。
中國這時已經出現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1919年9月,李漢俊翻譯了日本學者讚頌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世界思潮之方向》,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李漢俊在後記中說,自己是無產階級一分子,打算在中國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
1920年春,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受列寧委托,決定向中國派出正式考察團,詳細了解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情況,如果時機成熟,立即建立共產黨。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海參崴分局決定派遣兩支考察團,一支考察中國南方,一支考察中國北方。
奉命到南方考察的代表團成員主要有3人:斯托揚諾維奇、馬邁耶夫和玻林,目標是中國廣州。斯托揚諾維奇與考察北方的維經斯基差不多同時到達中國北京,斯托揚諾維奇等隨即由北京轉赴廣州。廣州與香港比鄰,思想開放,斯托揚諾維奇在廣州接觸到中國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黃淩霜等,但是南方考察團沒有取得第三國際預期的效果。
維經斯基找到李大釗和陳獨秀
奉命到北方考察的代表團有5人:維經斯基(化名吳廷康)、維經斯基夫人庫茲涅佐娃、維經斯基助手兼秘書馬邁也夫及夫人馬邁也娃、翻譯楊明齋。楊明齋是旅俄華僑,是考察團中唯一的中國人。
當年的維經斯基27歲,曾經在美國生活5年。1918年春,維經斯基回俄國,在海參崴加入俄國共產黨(布),1920年1月開始從事共產國際工作,負責遠東事務。1920年4月,維經斯基受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派遣出使中國。
維經斯基到北京後,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尤林找到北大俄文專修館的俄籍教授鮑烈維和伊文。鮑烈維和伊文與中國的激進分子李大釗等素有交往,曾經向李大釗提供過馬克思主義的讀物,如《共產主義ABC》等。由鮑烈維和伊文介紹,維經斯基會見了李大釗。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維經斯基幾乎沒有走任何彎路,就與李大釗充分交換了意見,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李大釗認為,討論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不能沒有陳獨秀。在李大釗的引薦下,1920年4月,維經斯基到達上海,借居霞飛路716號(現淮海中路),公開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報》記者。
李達記述:由於李大釗同誌的介紹,威琴斯基(即維經斯基,編者注)到了上海,訪問了《新青年》《星期評論》《共學社》等雜誌、社團的許多負責人,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及其他各方麵在當時還算進步的人們,也舉行過幾次座談,其經過也和在北京的一樣,最初參加座談的人很多,以後就隻有在當時還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談了。由於多次的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蘇共的情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李大釗、陳獨秀是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兩顆星辰,維經斯基沒有辜負共產國際和列寧的期望,順利與中國思想界的巨匠取得聯係。
蘇俄向中國派出的第一位使者
維經斯基,本名格列高裏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又名查爾金。1893年4月出生於俄國維切布斯克州涅韋爾市一個木材場管理員的家裏。1907年,14歲的維經斯基從市立四年製學校畢業,在維切布斯克印刷廠當了三年的排字工人,以後又在白斯托魯克當了三年的會計。排字和會計的工作,讓維經斯基日後行事嚴謹。以至於他來到中國後,與人交流,被以為其是學經濟統計出身的,因為他對蘇俄國民經濟發展的有關數字記得很清楚,談話時列出數字說明革命勝利後工農業生產的增長。
維經斯基
二十歲那年,維經斯基移居美國,1915年加入美國社會黨,開始從事政治活動。在美國的五年,維經斯基練就一口流利的英語。1918年春,維經斯基回到俄國,在海參崴加入俄國共產黨(布)。在俄國內戰爭期間,他到過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從事工人蘇維埃工作。高爾察克叛亂期間,他參加了反對高爾察克鄂木斯克暴動。1919年5月,被叛亂匪徒逮捕,判無期徒刑而下獄,後流放到庫頁島服勞役。在服勞役期間,他聯合島上的政治犯進行暴動,終於獲得自由。1920年1月,他回到海參崴,開始從事共產國際的工作,負責遠東事務。他不會漢語,被選拔為赴華使者,大概是因為在北美的生活使他掌握了英語,培養了他的政治感覺。
他的布爾什維克身份和革命生涯,讓他有過許多的化名;所以,在史料或教科書裏,會出現他的許多其他名字:魏經斯基、維京斯基、維經斯基、威金斯基、威經斯基、吳廷斯基、魏丁斯基、維丁斯基、烏金斯克、沃伊琴斯基、偉基斯克、符定斯克、費丁斯克、胡定斯基、胡定康、伍廷康、吳廷康等等。中國人一般稱他維經斯基,並確認其中國名字叫吳廷康。
史料記載,他是蘇俄向中國派出的第一位使者。
一聽到蘇聯人來到了北京,大家對他感到特別高興
1919年7月,蘇俄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1920年3月25日,上海的進步俄文報紙《上海生活報》在中國首次刊登了宣言原文,1920年5月,《新青年》第7卷第6號刊登了宣言的漢譯文,還刊登了中國各團體、報刊對宣言的評論,對宣言做出了歡迎與讚賞的回應。在這個背景下,維經斯基一行來到中國。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對此事回憶道:因為蘇俄政府第一次對中國的宣言(即廢除帝俄政府與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剛才傳到了中國,中國很多社會團體都表示熱烈的歡迎,所以一聽到蘇聯人來到了北京,大家對他感到特別高興。
維經斯基一行被看成是對華宣言後,第一批受到中國人歡迎的俄國人,這為維經斯基的使者之行,提供了方便。而1920年3月中俄交通的恢複,也解決了維經斯基來華交通上的難題,當時,從蘇俄的伊爾庫茨克出發,可沿四條交通線到達中國:取道蒙古,經恰克圖、烏爾嘎;經過滿洲裏、哈爾濱到達北京;經過哈爾濱、海參崴到達上海;經過赤塔、布拉戈維申斯克、哈爾濱或者海參崴,到達北京。據考證,維經斯基首次來華的具體路線是:布拉戈維申斯克哈巴羅夫斯克哈爾濱天津北京。
維經斯基的隨行人員有翻譯楊明齋,他是旅居俄國的華僑,俄共(布)黨員,親曆十月革命;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秘書馬邁耶夫及其夫人馬邁耶娃等。他公開的身份是記者。後來俄共(布)遠東局負責人之一的薩赫揚諾娃和斯托揚諾維奇(米諾爾)也來到中國並與維經斯基取得聯係。
中共一大代表及其他一些當事人在後來的回憶中,都把維經斯基第一次來華的身份看作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使者。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在1971年8月4日回憶道:一大以前,共產國際派人來中國,開始是威辛斯基,以後又派三個人來到北京。李達在1955年8月2日的回憶中記述道:一九二O年四月,第三國際東方局,派了威經斯基(他的夫人同行)來到了北京。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羅章龍回憶說:1920年5月第三國際的使者維經斯基來到北京。中共一大的大會主席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記述:一九二○年,約在五月間,共產國際伊爾庫斯克遠東局派了一位代表維經斯基來華。
這是維經斯基第一次來中國。時年27歲。
提供了相當數量的新知識
在維經斯基來華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中俄兩國之間的交通閉塞,北洋政府對來自蘇維埃俄國的信息實行嚴密控製,這使中國革命人士很難搜集到關於俄國革命的信息。而中國早期社會主義者,幾乎沒有精通俄語的人才,他們隻能利用英語的文獻資料,從美國共產黨的相關信息中得到共產主義運動的零星啟蒙,布爾什維克主義便是由美國而來,對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陳獨秀。在維經斯基來華之前,陳獨秀還不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他主張我們不情願階級鬥爭的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作用漸漸消滅,不致於造成階級鬥爭。陳獨秀主張通過勸說資本家采用Cooperative Society(合作社。編者注)底一部分製度,一方麵承認工人都有得紅利底權利如此工人都可以漸漸變到資本家地位。
日本社會主義者在研究馬克思主義方麵曾給中國提供了大量的參考資料,但由於語言困難、信息阻塞等客觀原因,日本研究者對俄國革命的了解也不夠深入,所以提供給中國留日學生的關於蘇俄革命的知識十分有限。
維經斯基帶來了大量的與共產主義、俄國革命相關的第一手文獻資料,由此,俄國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理論取代了原本來自於日本、美國文獻的溫和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並逐步引領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
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到北京,通過天津大學的俄文教授俄國人鮑立維(Polevoy)等人的介紹,張太雷成為維經斯基的英文翻譯。張太雷很早接受十月革命思想的影響,五四運動中是北洋大學和天津地區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期間認識了李大釗;因為張太雷精通英語,他通過福克斯的華北明星報,結識了天津的外籍人士,其中就有鮑立維。
羅章龍回憶稱,維經斯基給北京、上海的社會主義者提供了相當數量的新知識,使他們的宣傳活動起了很大的變化。他把很大注意力放在報道方麵。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帶的書,除俄文版外,還有英文、德文版本。維經斯基到來之後,通過蘇俄或共產國際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即以革命論為中心內容的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起著決定性作用。
在上海,維經斯基很快將同年5月以來便處於停刊狀況的《新青年》複刊,複刊號開辟了介紹俄國革命的俄羅斯研究專欄,雜誌內容的這些變化,還引起原來成員的不滿,胡適便曾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蘇維埃俄國。編者注)的漢譯本。其時的陳獨秀,在思想上也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1920年9月1日的《新青年》第8卷第l號中,陳獨秀發表了一篇《談政治》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承認列寧的勞動專政,主張用階級戰爭和法治法律的強權去打破資產階級舊的政治體製,他還對無政府主義、對中國還未形成政治實體的社會民主主義勢力歪曲馬克思主義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批判,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
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使者維經斯基,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
走俄國人的路
北大紅樓圖書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五四愛國運動的起點。中國新思想的最前沿陣地。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後,即在此辦公,北大匯集了大批名流學者,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以紅樓為陣地,開展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毛澤東於1918年8月至次年3月,任北大圖書館助理員;紅樓成為他革命生涯的重要起點。
1920年,春天的北京。春光與市聲交響,熱烈而喧嘩。如同北京前門,李大釗所述:覺得那樣狹隘的一條道路,其間竟能容納數多時代的器物把20世紀的東西,同15世紀以前的匯在一處新的嫌舊的妨阻,舊的嫌新的危險。維經斯基看到一個中國現代文化熔爐的寫照,同時折射出中國的亂象。
李大釗等人成立了北京共產黨小組
李大釗與維經斯基在北大紅樓多次見麵,討論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他們深感這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而且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條件。羅章龍對此有明確記載:1920年5月(實為4月,回憶有誤),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到北京來,在李大釗辦公室召集了幾次座談會。維經斯基同我們談話中,啟示我們在中國應建立共產黨的組織。我們聽後更迫切地希望這一次能解決建黨問題,真是人同此心!羅章龍肯定了維經斯基是一個非常細致的,有學問、有經驗的人。
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另外一位骨幹成員張申府也有回憶,第三國際的代表維經斯基當時來華,首先到北京,對我們講,要我們建黨。以後維經斯基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去見陳獨秀,要陳獨秀建黨。
董必武同誌曾經這樣記憶維經斯基:一大以前,共產國際派人來中國,開始是維經斯基共產國際代表會講俄文,有口才,幾個月學會了中國話,這個人來是組織共產黨的。
四月下旬,維經斯基抵達上海。陳獨秀出麵邀請陳望道、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張東蓀、邵力子、沈雁冰、陳公培、俞秀鬆、施存統、劉太白、沈仲九、丁寶林(女)等人多次舉行座談會。開會地點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2號陳獨秀寓所,也即《新青年》編輯部,以及白爾路三益裏17號(今自忠路163弄17號)《星期評論》社。
從維經斯基在上海的住處霞飛路(今淮海中路)716號步行過去,十幾分鍾的行程。百年前的上海街景,繁華又嘈雜。方圓幾裏, 新舊思想之激戰,醞釀著開天辟地的乾坤變革。他們討論社會主義思潮和中國革命問題。維經斯基在座談會上熱情介紹了俄國革命和革命後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各方麵的情況。與會者大開眼界,耳目一新。李達在1954年2月23日回憶道:一九二O年夏季,CCP(不是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發起以後,經常地在老漁陽裏2號《新青年》社內開會,到會的人數包括國際代表威丁斯基(譯名吳廷康)在內,約七八人。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也曾講述:1920年夏,他在日本留學放假時,回到上海,在陳獨秀家中遇到維經斯基與人談話。這個情形讓周佛海記憶深刻維經斯基在討論會上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民主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絕不能推動中國革命。維經斯基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
廣東東莞人袁振英,當年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他回憶道:維經斯基到中國後,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組織共產黨,還常到這裏(引者注:即《新青年》雜誌社也就是陳獨秀的家)同陳獨秀密商組織共產黨問題。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另外一位成員,浙江金華人施存統也有回憶,1920年的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等籌備成立中國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沈仲九、劉大白等也參加了。當時,第三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上海,主張成立共產黨。
在上海,李達與維經斯基接觸較多:由於李大釗同誌的介紹,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訪問了《新青年》《星期評論》《共學社》等雜誌、社團的許多負責人,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及其他各方麵在當時還算進步的人們,也舉行過幾次座談,其經過也和在北京的一樣,最初參加座談的人很多,以後就隻有在當時還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談了。由於多次的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蘇共的情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包惠僧在回憶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時,記述:當時上海的黨員不多,推選的方式很簡單,尤以偉基斯克(即維經斯基)的意見有決定作用,一切的部署也是偉基斯克與陳獨秀共同決定的。肯定了維經斯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決定作用。
走俄國人的路。在上海,維經斯基以上海革命局為建黨活動中心,革命局的組織處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它是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的外圍團體。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後,主要通過外國語學社的學員開展建團工作,這所學社創辦於1920年9月,由維經斯基的翻譯楊明齋負責,教員有:楊明齋、庫茲涅佐娃(維經斯基夫人)教俄文;李達教日文;李漢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外國語學社還選派數十名學生分批赴俄留學,學社從成立到結束,曆時10個月,為培養黨的幹部和造就革命人才,作出了重大貢獻。
維經斯基注重理論宣傳,親自創辦了華俄通訊社,這是一個進行理論宣傳的機構,據包惠僧回憶,華俄通訊社是維經斯基到中國來首先建立起的工作部門,由楊明齋負責。事實上,維經斯基就是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的全部工作的靈魂和組織者。
從1920年5月到1921年1月,維經斯基在華期間的主要活動有: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建立;恢複及開辦《新青年》《勞動界》《共產黨》《上海夥友》等書刊;成立上海機器工會;開辦勞動補習學校、外國語學社等。
1921年1月,維經斯基離開中國,《勞動界》從1921年1月16日起停刊;《共產黨》陷入停頓狀態;1921年1月16日《上海夥友》停刊;1921年4月1日《新青年》改在廣州出版。所以,維經斯基離開上海後,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工作出現停滯。維經斯基的繼任者馬林,1922年7月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這樣寫道:維經斯基同誌在上海工作期間,在陳獨秀同誌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小組。陳幾年來一直編輯《新青年》雜誌。這個小組劃分為78個中心,在全國的人數也不過5060人。通過勞動學校(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作,維經斯基同誌離去了,那裏沒有經費,學校不得不中途停辦。充分肯定了維經斯基的成績。
維經斯基雖然沒有參加中共一大,但他第一次來華,在中國工作的九個月裏,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出巨大貢獻。維經斯基後來一共六次來華,自1920年4月第一次來中國,到1927年5月離開中國止,在這七年中,累計在中國的時間達四年之久。
維經斯基第一次來華後不久,曾給派遣他出使中國的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領導人寫信。我們現在無法閱讀到這封信件。但在後來公布的維經斯基最早談及在華工作的信件裏,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來華工作的主要經曆。那是1920年6月發出的一封信。他說:
自我寄出第一封信後,工作的進展隻限於鞏固聯係和完成我所擬定的計劃。現在我們事實上和所有的中國革命運動的領袖人物都有了聯係現在我們主要致力於將分散的各個革命小組統一到一個中心上來。群益書局可以成為團結這些小組的核心。中國革命運動的最薄弱方麵就是行動的分散性。以協調和集中為目的正在開始準備召開全華北(原文如此)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大會。一位當地很有名望的教授(陳獨秀)正在給各地革命者發信函,以確定大會討論的課題以及大會召開的地點、時間。大會有可能於7月初召開,我們將不僅參加準備工作(製定議程及決議),而且參加會議。(《聯共(布)、共產國際和中國》,第3839頁。)
一個使者,完成了他的重要使命。
(本版連環畫,作者羅希賢,選自文匯出版社《畫說中共一大》。題圖為維經斯基在北京見到了李大釗)
(本專欄內容將在上海新聞廣播調頻93.4,中波990 ,18:50的《今晚故事》中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