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18年,紐約和費城的愛爾蘭人社團就向美國國會請願,希望在西部獲得一塊土地,來安置需要救濟的愛爾蘭人。這聽起來似乎是一項人道主義的政治請求。但是,國會卻無情地拒絕了這一請求。
理由是,如果不同族裔的移民群體都要建立自己的聚居地,就有可能導致美國社會的碎片化。
可見,那個時候的美國國會就意識到,應該塑造具有同質性的美利堅民族,而不是鼓勵不同移民群體保持他們各自的民族特點。(排華法案的底層邏輯也根植於此。)
實際上,人口結構就是選民結構,就是政治力量的結構,就是政治分歧的結構。隻要一個國家人口結構的族群-宗教多樣性提高,就一定會帶來新的政治後果。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生前出版了最後一部著作,題目是《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麵臨的挑戰》。他幹脆認為,美國精神的核心是盎格魯—新教傳統。當美國社會的族群-宗教多樣性大幅提高以後,這種傳統就可能會弱化,甚至會導致美國的衰落。
當下,麵對人口結構的多元化,西方國家最大的政策爭論發生在政治同化與文化多元主義之間。曆史上,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在政治同化方麵,古早做得非常成功。如今卻日漸式微。
美國各族裔都在經曆政治覺醒,都在努力利用規則爭搶有限的政治資源。然而,粥少僧多,地主家餘量其實也不多……烽煙四起的選舉季,有人在突圍,就有人被獵殺,隻是現場不見血。
從分歧與衝突的視角看,人類不會進入一種永久和諧的狀態。政治本身的一個功能,就是要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分歧和衝突。很多時候,分歧未必是壞事。應對政治分歧的解決方案,蘊藏著政治進化的力量。對於華裔而言,你能否在這一進化中增添一些中式智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