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小說《念》的篇外閑話：中國人民的舊相識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民國時期的美國政府最後一任駐華大使，在中國因入選中學課本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而獲得了比在美國要高得多的知名度。 在那個課文中，除了大段的對美國幹涉主義的批評外，提到司徒雷登的地方隻有三處：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係，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係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係統看來，他隻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係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從這這三處話可以看出，司徒雷登受到了的批評，主要是因為他的這個駐華大使位子的緣故。如果我們忽略第一段話的尖刻調門，還是能從話裏感受到司徒雷登這個話題人物的獨特之處的。

司徒雷登出生於在杭州的一個美國在華傳教士家庭，待到了十一歲後才回美國繼續接受教育，然後因為出於傳教的考慮來到中國，逐漸成為一個教育家，直到後麵成為一個中美之間的外交人物。終其一生，在中國的五十年經曆中最值得濃墨重彩的還是他對高等教育的奉獻，尤其是在燕京大學的成立和發展上。而傳教士和駐華大使這倆身份，對他和對中國的影響反而是次要的地位了。從這個角度來說，他最後不是因為教育事業的奉獻而是因為那個吃力不討好的民國末任駐華大使而被中國人民記住，也算是曆史的遺憾。他的這個尷尬角色，自然沒法子成為現時語境中的“老朋友”，而隻能算是“舊相識”，頗為可歎。

司徒雷登本人對宗教虔誠，也因此對有不少基督徒的國民黨情感上更親近，但他在創辦教育的過程中倒是沒有特別強化教學中的宗教色彩和傳教目的，而是強調對真理的自由探索和大學的服務精神。燕京大學裏麵雖然也有宗教生活，但那是按照自願的原則組織的，這樣就把信仰生活和辦學做了區分。從後來燕大的眾多畢業生來看，這客觀上為中國培養了不少各個領域的出色人才，算是彼時高校中的傑出者，這和司徒雷登淡化燕大宗教色彩很有關係，讓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落到了實處，而不是讓大學淪為宗教的工具，這一點是值得讚賞的。

司徒雷登雖然是美國人的後代，受美國人的宗教理念所鼓舞，但他本人經曆並沒有把他塑造成一個狂熱的教士，而是有更多的自由理想主義色彩。接任駐華大使時，他也不是那種從職業外交官或者政客的角度去隻為自己前途和美國利益而行動的人，更多是處於為了可能的和平和他心目中的為了中國的更和平未來的好意而行事的。雖然他個人情感上更傾向於國民黨一方，但對另一方倒是談不上多敵視，更多是處於理念不合的隔閡和生疏，這一點和美國國內的反共狂熱分子大不相同。 早期作為馬歇爾中國事務的支持者，司徒雷登真誠希望能實現國共雙方都能接受的和平，但他提出的建議與中國的現實和民眾意願脫節，最終未能發揮有效作用。國共實力對比決定了美國對國民黨的援助最終付諸東流，司徒雷登也因此成為美國失敗政策的一部分，受到三方指責。

盡管他在政治上並不老練，且未能完全平衡自己對教育、和平及美國忠誠的多重身份，但他一生致力於促進中國和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如果我們從更長遠的時間尺度來看，或許能更公正地評價司徒雷登，將他視為一個與中國有深厚淵源的普通人，而非單純的政治人物，或許中國人會更加寬容和感念他。

作為一個在中國長期生活的外國人，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和燕大學生一道反對過日本對華侵略，也在日本的軍事占領的陰影下保護過當時燕京大學的師生們，而在日本對美宣戰後，更是坐過日本人的監獄，算是和中國人民在那時同呼吸共命運了。回顧其在華的五十年，除了最後的幾年接受了那個吃力不討好的大使責任，司徒雷登主要致力於在華的教育事業，最終過世後，他也未能如願將自己的骨灰安葬在自己為中國教育事業奉獻數十年的舊燕大校園。這不僅是中國人民未能充分認同他貢獻的遺憾，也是他未能實現自己遺願的一大失落。不過，能葬於杭州的出生地與其親族同眠，也該能得到部分心慰。願生於斯葬於斯的一個誠實的靈魂安息。

文章引用的出處：

1：《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

2：《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