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餘孽正在滲透美利堅

  自查理·柯克在公眾場合被當眾槍殺的那一刻起，美國的命運似乎悄然偏航。原本這個號稱世界“自由燈塔”“言論自由”的國家，正在以一種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式，走上了一條熟悉得幾乎令人作嘔的老路——舉報文化複興了。

  這一次，不再是紅衛兵高舉毛語錄衝進課堂，也不是宣傳隊敲鑼打鼓抄家逼供。而是披著“政治正確”“社會正義”的外衣，裹挾在一封封“舉報信”飛向國務院、FBI、校方的郵箱中。已經有人應言獲罪，失業，遣返，驅逐。。。。。。導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這種病態的快感、對正義的狂熱迷戀，讓我仿佛看到了似曾相識的“文革年代”。那是一個孩子可以舉報父母的時代，是老師可以因一句“走資派”被鬥到跳樓的時代，是鄰居之間彼此出賣、夫妻互相揭發、而所有人都以“舉報”作為道德製高點的年代。

  而今天，輪到美國來體驗這一切。

  最讓我震驚的，是這波舉報熱潮中，華人群體正成為其中最積極、最專業、最“得心應手”的一支隊伍。畢竟，血液裏的那點“鬥爭經驗”似乎並未隨著出國而清除幹淨。

  最近，最出名的是某位遠在澳洲的博主，竟然以手握“正義之劍”的姿態，公開舉報一位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的華人博主所表達對查理遇刺的不同看法。而觀眾彈幕卻滿是叫好之聲，“舉報得好”“早就看他不順眼了”——頗有當年“今天我揭發父親”的悲壯與得意。

  他們或許不明白，也許明白但不在乎，這種“舉報癖”從來不是出於正義，而是一種深植於骨子裏的仇恨、自卑與控製欲。他們舉報的，不是“錯誤”，而是“自己無法容忍的他者”。

  我為什麽如此反感舉報？並不是因為我站在“被舉報者”的位置，而是因為童年時那一次被“最好的朋友”出賣的記憶。從此，在我的認知裏舉報就是出賣。

  小學時，我和他是形影不離的朋友。某次午休玩得太投入，下午上課壓著上課鈴聲跑入學校。到教室，恰逢老師不在，班裏還亂哄哄的，班長也沒記錄。那學期末，我是班裏唯一沒有遲到過的學生。老師表揚了我，還準備給我頒發“全勤獎”。

  可就在這時，我的好朋友舉手發言：“老師，他遲到過一次，哪天哪天中午……”他如數家珍，準確報出了時間、情節，還順帶拖下了班長。

  那一刻，我是懵的。我沒有為自己辯解，隻是看著他，一臉堅定又“正義”的神情，仿佛他成了《少先隊員行為規範》的化身。而我，則成了個沒有誠信的“不良少年”。

  獎狀沒了，老師訓斥了我，甚至連累了班長。我失去了對朋友的信任，從那以後，對任何人都開始保持距離（這個世界上，隻有越親近你的人，才越會出賣你）。

  這一切，隻因為一個小小的舉報。

  很多人以為，舉報是一種“公民責任”，是對錯誤的矯正。但他們忽略了一件事：舉報，是不經過對話、不經程序、不講情麵的單方麵“製裁”。

  在舉報的語境中，沒有申辯，沒有澄清，隻有審判和定罪。它是道德暴力的工具，是“權力感”的毒品，是在沒有法庭的情況下完成處刑的“私刑”。

  今天的美國，正在沉迷這種沒有法律程序、沒有理性討論的“道德私刑”。

  它摧毀的不僅是被舉報者的名譽、職業、身份，更在慢慢腐蝕整個社會最寶貴的信任。

  當一個社會以舉報為榮，它離全麵崩塌就不遠了。因為再沒有人願意說真話，沒有人敢表達異議。每個人都戴著麵具，懷疑彼此，躲在屏幕後密謀“正義”。

  當舉報成為風尚，自由就注定成為笑話。

  正如那位舉報我的童年朋友——他在剝奪我榮譽的同時，也失去了我這個朋友。

  而美國，正在剝奪她自己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