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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西方偽史在“兩大邏輯”之下，運用各種所謂的曆史學把碎片化的神話、故事、傳說改編成自洽的偽史體係，並依托語言學、考古學、社會學為該偽史體係披上了“科學”的外衣，並建立起龐大的係統。
西方偽史的“兩大邏輯”是：輝煌邏輯和古老邏輯。輝煌邏輯即建構編造比任何文明，尤其是比中華文明更輝煌的文明。古老邏輯即建構編造比任何文明，尤其是比中華文明更古老的文明。輝煌邏輯以古希臘羅馬古典文明為依托，古老邏輯以古埃及、蘇美爾、克裏特文明為依托。
從1670年代起，西方開始醞釀希臘古代曆史，以下列事件為開端：強行認定今天希臘半島雅典在當時的一座無名破廟(後被奧特曼土耳其改為“米納瓦廟”)為巴台農神廟，而把該廟所在的城堡強行稱為衛城，無視當地說法和傳統其他文獻說法，可謂指鹿為馬。(娜希亞·雅克瓦蘇《歐洲由希臘走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此前對希臘古代曆史的理解為基督教早中期的希臘，基督教之前偶像崇拜時期的希臘，至於古典希臘，則是1670年之後建構出來的，此前是不存在的。
以1756年伏爾泰《風俗論》為開端，反基督教主義和世俗化曆史寫作崛起，取代基督教(宗教版)曆史寫作，西方開始重寫其曆史。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基督教羅馬”的載體已經不再能承受，於是世俗版的古希臘應運而生，直到19世紀，西方才再次出現這種通俗性的曆史寫作，此時的曆史體係已經變成了古希臘羅馬為雙核心邏輯的世俗化曆史體係，而古希臘的年代被置於中國春秋戰國時期並略有超前，然後再以軸心時代冠之。
雖然古希臘是世俗化的，但是，其源頭卻是以反基督教為基礎，古希臘的核心載體雅典在《聖經新約》中就是以反基督教的麵目出現的，也因此被西方某些個人“遴選”出來寫作，並不斷層累而建構出來的。
那為什麽以希臘半島作為古希臘的載體呢？因為羅馬帝國又被拉丁人稱為希臘帝國，希臘帝國在1453年被奧斯曼帝國征服之後，東部亞洲地區已經嚴重伊斯蘭化了，東部亞洲地區的希臘基督教徒處於屈辱的被奴役地位，已經徹底沉淪，而歐洲部分的希臘基督教徒相對自由，贏得歐洲共鳴，所以，選擇歐洲部分作為古希臘的載體。
為什麽又要選擇希臘半島而不是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地區呢？因為希臘半島的地緣狀況類似於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曆史的地理特征。
大衛·休謨在其《論文選集》第65一66頁寫道：
“倘若我們環視這個地球就會發現，世上所有的地方，歐洲被海洋、山川及河流分割得最為慘烈，而希臘又位居歐洲所有國家的榜首。
於是，宗教版的“上帝之城”一一基督教曆史被世俗版的“上帝之城”一一古典希臘曆史取而代之。
龍、黃色、曆史，同一個詞匯，其實在中西文化中的涵義是不同的，乃至相反。
因此，千萬不要以為西方曆史和中國曆史的“曆史”一詞的涵義是相同的，千萬不要以中國曆史的概念標準去理解西方曆史。
從中國曆史的標準看，西方的“曆史”不是曆史，而是偽史；從西方“曆史”的標準看，中國的曆史就像宇宙規律一樣嚴謹，完美無缺，白璧無瑕，至臻至善。
西方偽史基本成型於1951年碳14測年被發明出來之前，不以碳14測年來編排年代，而是以所謂“破解死文字的記載”來斷代。這是極不靠譜的，乃至荒誕不經的。
實際上，中國曆史編年是西方偽史參照的唯一標準。1600年前後，被稱為科學的西方現代編年史的建立者法國神職學者約瑟夫·斯卡利傑(1540一1609)跑到荷蘭(萊頓當時為歐洲的精神文化中心)研究中國曆史編年，並以中國曆史編年為參照，草擬了一套西方曆史編年(聖經編年)，奠定了今天西方曆史編年的基礎。(詳見斯卡利傑的《時間校正篇》和《年代學寶典》)
西方沒有官修曆史的傳統，都是大量個人曆史寫作(沒有官科、民科之分)，良莠不齊，菁蕪難辨，各種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的說法、學說、假設、理論、模型都有，真知灼見淹沒於茫茫“信口雌黃”之中，最終由時代思潮從“茫茫說法”中選擇某一些說法成為西方主流曆史。
從西方近代曆史看，以種族主義和東方主義為核心的歐洲中心論為思潮。可想而知，以歐洲中心論為思潮厘定的西方當前“曆史”中會選擇哪些個人說法成為主流曆史？而真知灼見必被束之高閣而珠玉蒙塵。
同時，西方運用近代對於人類起源和社會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於對美洲印第安人社會的認識，建構出所謂科學的古希臘民主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帝國曆史。雖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是1877年出版的，但是，實際上對於人類社會規律的認識，西方早已醞釀中，摩爾根隻不過是集大成者而已。西方在17世紀上半葉的荷蘭共和國就開始類似的實踐，但此時的認識還處於比較朦朧的狀態，直到17世紀下半葉對強大的土耳其的恐懼消失，對專製土耳其腐敗衰弱的深刻認識，對清朝專製體製的研究，以及反抗路易十四等獨裁專製統治的需要，才開始引入印第安人部落/聯盟的民主/共和的政治製度來建構西方的現代政治體製，同時，偽托於古典希臘羅馬及其相關“曆史人物”。所謂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政體思想，其實都是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方全球視野的產物並偽托於其“古人”而已。文學、藝術、科學、政治、理性、哲學等，莫不如是。
當古典希臘曆史建構完成之後，讓·皮埃爾·德·布幹維爾在其首版於1764年的《遠古時代希臘遺跡以及希臘民族遠古史總覽》中寫道：
“希臘是世界的縮影，而希臘史是世界史的縮影。”
一座世俗版的“上帝之城”誕生了一一古典希臘“曆史”，取代了宗教版的“上帝之城”一一基督教聖經曆史。
綜上所述，西方古代偽史形成的基本邏輯是：中國編年，個人寫作，時代選擇，科學建構，偽托古人。
古老邏輯的西方上古偽史
古老邏輯以《聖經舊約》和《荷馬史詩》為依托，《聖經舊約》演繹出古埃及和巴比倫、亞述、尼尼微、腓尼基等，又由聖經考古學派生出蘇美爾；《荷馬史詩》演繹出特洛伊和邁錫尼，又由希臘考古學派生出克裏特文明。
但是，《聖經》和《荷馬史詩》是什麽？……是神話，相當於中國的《封神榜》和《西遊記》。非常可笑的是，對於聖經神話，阿爾馬大主教詹姆斯·厄謝爾(1581一1656)根據聖經家譜體係暗示的日期累加起來一直追溯到亞當、大洪水，得出結論：地球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6日上午10點鍾準時創造出來的，大洪水是公元前2348年發生的一一這才是西方不得不由巴比倫、亞述的年代突破大洪水，編造出蘇美爾文明的原因，因為由聖經演繹的巴比倫和亞述文明都是在大洪水之後的。
那麽，宗教神話怎麽成了曆史的呢？這主要歸功於西方考古學。
但是，早期考古學手段極其有限，理念極不成熟，態度極不嚴謹，方法極不科學，尤其碳14測年卜幺和熒光測年法還沒有發明出來，對古遺址的認定完全是按照《聖經》和《荷馬史詩》進而先入為主，按圖索驥，牽強附會，生搬硬套，指鹿為馬，考古造假，毫無科學性和嚴謹性可言，可謂是徹頭徹尾的偽考古，偽學術，偽科學。
事實上，在利奧德·蘭克之前的19世紀，西方人的普遍觀念認為東方是人類文明的起源，黑格爾提出“中國→印度→波斯→希臘→羅馬→日耳曼”的世界史體係，並以生命周期比喻中國、印度、波斯為人類曆史的童年，希臘為青年，羅馬為壯年，日耳曼為老年。這發映了那個時代的總體認知狀況。
蘭克的《世界史》以基督教為線索進行編排，把中國、印度排除出去，建構起以古埃及、亞述、早期希臘為古史體係，成為今天我們看到的西方古代偽史的初始模板，於是，蘭克被譽為西方近代曆史之父。因此，西方上古“曆史”由三大體係構成：
1、《聖經》體係
2、《荷馬史詩》體係
3、C.C.麥克迪編年表體係
《聖經》體係編造了古埃及和兩河的“文明史”體係，
《荷馬史詩》編造了巴爾幹南部希臘半島的“文明史”體係，
C.C.麥克迪編年表建構了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文明史體係。
人們對《聖經》體係和《荷馬史詩》體係比較熟悉，對C.C.麥克迪編年表體係不熟悉。其實，C.C.麥克迪編年表是基於考古學的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的曆史序列，是對C.德·莫爾蒂耶史前時代分期表的發展，是歐洲人(西歐為主)的真正的曆史形態。也就是說，在相當於中國商朝晚期至王莽新政這段時期，歐洲經曆了公元前13世紀一8世紀中葉的骨灰甕墓園文化，公元前8世紀一5世紀中葉的哈爾施特文化，公元前5世紀中葉一公元前1世紀末的拉登文化，這屬於沒有明顯社會分化的原始部落社會，歐洲人還屬於野蠻人。
按照西方自己的說法，直到所謂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崩潰滅亡時，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人還處於原始部落社會，都是蠻族，野蠻人，無家無國，居無定所，無處安身。
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說道：
“由於太陽光不能直射在他們(按：指歐洲野蠻人)的頭上，所以他們的氣候是寒冷的，終年在彌漫雲霧中過日子。因此，他們的氣質變得冷酷，他們的性情變得粗魯，他們的身體長得高大，他們的皮膚發亮，他們的頭發長得老長。而且，他們缺乏機智和洞察力，愚蠢和拙笨在他們中間是普遍的。”
尚勸餘在《阿拉伯帝國》中說：
“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眼中，歐洲人無異於野蠻人。”
意大利經濟史學家卡羅·奇波拉在《工業革命之前》中說：
“對阿拉伯人來說……西歐是一個很少能引起他們興趣的地25，雖然他們的地理知識在公元700至1000年間不斷提高，但對歐洲的了解一點也沒有增加。阿拉伯的地理學家對歐洲不感興趣，不是因為存在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是因為那時的歐洲是沒有能夠提供任何產生興趣的地方。”
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說：
“如果從法國的曆史著作，或者不如說，從有關法蘭克國王和他們的宮相的曆史著作中，要刪去的隻是這樣的一些故事(指虛妄荒誕)，那我們還可以勉強一讀；但是這些曆史著作中赤裸裸的謊言比比皆是，我們怎能接受？這些曆史著作中不斷說到圍攻城市和堡壘，其實這些城市和堡壘並不存在。當時在萊茵河以東隻有一些沒有城牆，靠木樁和塹壕來防衛的小鎮。我們知道在920年捕鳥者亨利時期，日耳曼才有築有城牆和設防的城市。總之，有關這些時期的細節都是一些無稽之談，而且都是令人厭惡的無稽之談。”
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中說道：
“盡管穆斯林占領了西歐的許多地區，最突出的就是西班牙和西西裏島一一而事實上他們對繼續擴張並不感興趣。原因很簡單：西歐十分落後，穆斯林對他們不感興趣。”
馬可·布洛克說：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裏，高盧和意大利那些貧窮的城市，根本無法與繁榮的巴格達或科爾多瓦相比。”
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說：
“500年前(1250年)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我國(法國)，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
歌德對詩人艾克曼說：
“中國人有成千上萬的小說，而且遠在我們祖先還在森林之前，他們就已經有優秀的作品了。”
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說：
“西方最初在經濟列車上買了一個三等廂座位，然後包租了整整一個車廂，隻是到了19世紀才設法取代了亞洲火車頭的位置。名副其實貧窮可憐的歐洲人怎麽能買得起亞洲經濟列車上哪怕三等車廂的車票呢？歐洲人想法找到了錢，或者是偷竊，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掙到了錢。”
綜上所述，直到1250年，歐洲人還處於原始部落時代，非常原始、野蠻、凶殘。這才是歐洲近代文明崛起之前真實的曆史事實。這麽晚起的文明和種族，麵對阿爾卑斯山以南的曆史文獻，真的可以理清楚嗎？不會產生異域效應嗎？不會產生女化差異嗎？難道不會像西方人理解中國曆史一樣，常常錯漏百出嗎？
西方偽造曆史，包括西方上古偽史，西方古典偽史和西方近代偽史，這是曆史事實。
其實，在17、18、19世紀，神話、故事、傳說、想象、附會、偽造之風在整個歐洲的各族、各國的曆史和傳統追溯中都非常盛行。這一時期的曆史創作，就像嗑了致幻劑，充斥著幻象、捏造、荒誕。
黑格爾運用進步哲學把人類曆史看成“中國→印度→波斯→希臘→羅馬→日耳曼”的世界進步史；蘭克引用基督教聖經和進步哲學看成是“埃及、亞述、希臘、羅馬、歐洲”的西方進步史，把中國、印度給排除了；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是西方利用線性發展哲學把西方曆史編造成為“基克拉底→克裏特→邁錫尼→希臘→羅馬→基督教歐洲→文藝複興→啟蒙運動→自由民主和工業革命→”線性發展史，把埃及和兩河都排除了。雖然這些曆史形態在西方曆史專業的專家學者看來可能習以為常，但他們常常下意識地把這些曆史形態理解為西方人的不同理論、曆史哲學和認知，沒有把這些曆史形態理解為在時間上的不同時代的西方人的認知狀況及建構建造的過程和結果，即西方偽史編造形成脈絡，導致雲裏霧裏，看不透西方偽史的本質。
全人類，全世界隻有中國有真正的曆史，其他的都沒有，都是神話、傳說、偽作。一是因為人類其他文明沒有一個龐大的族群支撐起連綿不斷的曆史和文明，二是因為人類其他文明沒有大一統的國家體製和意識支撐起官修曆史的傳統。
一言蔽之，西方文明史是建構/編造史，即偽史，中華文明史才是實錄史。
西方虛構古埃及和蘇美爾文明 -誰是最早出現的文明？
-文行先生 2019-03-11
最早出現的文明是誰？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回顧西方近代曆史著作會發現，不同的年代，答案是不一樣的。
聖經史觀時期
西方著名學者讓·博丹（1530 - 1596)認為，“從普遍曆史我們可以逐漸進入個別曆史，仍然以編年表所規定的順序閱讀。既然是迦勒底人、亞述人、腓尼基人和埃及人首先創建了國家管理體係、學科體係和人類文明本身，我們就應該從研究這些民族的古代史開始。”（劉小楓主編，《從普遍曆史到曆史主義》，華夏出版社，2017，p10）
法國帝師博絮埃（1627 - 1704）認為，“在人類最初的分居後不久，寧錄生性殘暴，他通過武力成了第一個征服者，從而開啟了征服的曆史先河。他在巴比倫建立王國，那個地方正是巴別塔曾經開始建造的地方，該塔已建得相當高，但還沒有達到人的虛榮心達到的高度。大概在那個時候，尼尼微城建立了，幾個古老的王國也出現了。在古老的時候，這些王國都不大，光在埃及就有四個王朝或國度，分別是底比斯、至秦、孟菲斯、塔尼斯：後者是下埃及的首都。那個時代的主要事件有：埃及人開始建立自己的法律及警察製度，開始建造現今仍在的金字塔，與迦勒底人同時期設立天文觀測台。”值得注意的是，大洪水的聖史紀年為主前2348年，設立天文觀測台的聖史紀年為主前2233年。（劉小楓主編，《從普遍曆史到曆史主義》，華夏出版社，2017，p23）
可見，博丹和博絮埃關於最早的文明的觀點不盡相同，但似乎都認為埃及人和迦勒底人最為古老。總體而言，這是一種“聖經史觀”，文明都是在大洪水之後才產生和出現的。
在“聖經史觀”之創世說、大洪水說下，各種各樣穿鑿附會的“研究”層出不窮。
圍繞著中國象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的比較研究問題“自17世紀以來一直困擾著潛心鑽研的學者們，並催生了大量研究專著和小冊子，其目的是要找到巴別塔不幸豎立在西奈平原上之前人類最初使用的語言。由於無法理解這種文字的手稿，學者們就中文是否是人類最初語言展開了嚴肅的辯論。”（休·昂納，《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劉愛英、秦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163頁）。
辯論倒是真的，嚴肅不嚴肅隻有天知道，但是，我認為，嚴肅的前提必須是秉持世俗史觀。對於一個滿口宗教神話的說辭，難以與嚴肅掛鉤。
1667年，阿塔納斯·珂雪（Athanasii Kircher）在《中國圖說》中“援引《聖經》編造了一個諾亞家族世界殖民的新神話。他認為，在大洪水之後，諾亞的兒子含來到波斯，在那裏建立了一個殖民地。他認為含就是查拉圖斯特拉，他的國土一直延展到印度和蒙古。其鄰國中國則是最後殖民的國家。珂雪還說，第一位中國帝王伏羲從含那裏接受了‘聖書體’，並將它發展為漢字。”（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第107頁）
18世紀上半期，“建築師、古籍研究家約翰·韋布（John Webb）出版了一本較為低調的專著：《有關古漢語即人類初始語言可能性之曆史研究》。雖然書中的荒謬觀點遭到了以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為代表的皇家學會的駁斥，它仍贏得幾位飽學之士的讚同。在這場漫長的學術辯論中埃及時常被提起，1759年，法國皇家東方文獻博物館館長約瑟夫·德·吉涅斯（Joseph de Guignes）提出驚人觀點，稱中國人為古埃及殖民地人的後裔。他的觀點受到M.A.德索特裏斯（M.A.Deshauterayes）的駁斥，但某些學者對此不無讚同之意。這一爭論在英國引起廣泛興趣，從當時一些期刊如《紳士》及《評論年鑒》上對此的諸多討論中可見一斑。”（休·昂納，《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劉愛英、秦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164頁）。
1761年，出版了“特伯維爾·尼達姆（Turberville Needham）的《在都靈發現的埃及銘文》。《文學年鑒》認為此書成功地‘證明中國的象形文字源於古埃及，並就此推翻了中華文明的悠久曆史’，這是對古漢語和古埃及語年代比較研究的有一次突破。”（休·昂納，《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劉愛英、秦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163頁）
“1762年《評論年鑒》滿懷希望地宣稱尼達姆已最終解決這一爭論，但顯然操之過急。3年後皇家學會揭露此論文偽造研究成果，尼達姆對此未作出任何回應。”（休·昂納，《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劉愛英、秦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164頁）
在把聖經的宗教神話當作“曆史”的情況下，仿照法國帝師博絮埃《論普遍曆史》中的“聖史和俗史”的寫作結構，把中國世俗曆史納入其宗教神話體係之中，各種各樣的“研究”實乃穿鑿附會之說，生搬硬套，荒誕不經。
啟蒙史觀時期
在啟蒙運動之前，西方人陷入宗教神話的聖經史觀泥潭之中不能自拔，在“中學西漸”、“中西禮儀之爭”和“中國風”的熏陶下，西方人逐漸擺脫了宗教社會、邁入了世俗社會。即就當時的世界而言，中華文明的最本質的特征是世俗化，世俗化即中國化。而世俗化是現代科學誕生的前提條件。
在排除了宗教神話的聖經史觀之後，以世俗思維研究人類社會發展史，西方研究進入了新的天地。
黑格爾說道，“曆史乃是記載敘述，神話傳說算不得曆史。”（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p105）
伏爾泰（1694 - 1778）認為，中國的曆史最為悠久、世俗、可靠。
“中國的曆史已由我們那些熱衷於互相詰難的各個教派——多明我會、耶穌會、路德教派、加爾文教派、英國聖公會教派——的旅行者們所一致證實。不容置疑，中華帝國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那些在杜卡利戎時代的大洪水和法埃通從天而降的神話中保存下來而又以訛傳訛的有關地球的變遷、大洪水、大火災等等的故事，這個古老的民族從來沒有聽說過”，“如果說有些曆史具有確實可靠性，那就是中國人的曆史……其他民族虛構寓意神話，而中國人則手中拿著毛筆和測天儀撰寫他們的曆史，其樸素無華，在亞洲其他地方尚無先例”，“當迦勒底人還隻是在粗糙的磚胚上刻字時，中國人已在輕便的竹簡上刻字，他們還保存有這些古代的竹簡，外麵塗著清漆不至於腐爛，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物了……不像埃及人和希臘人，中國人的曆史沒有任何虛構，沒有任何奇跡，沒有任何得到神奇的自稱半神的人物”，“中國沒有一個讀書人會懷疑《五經》是在公元前2300年寫成的。因此，這一不朽巨著要比卡裏斯泰納送到希臘的巴比倫天文觀測記錄早400年”。（伏爾泰，《風俗論》，梁守鏘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3次印刷，p84-86）
在伏爾泰《風俗論》中，第一、二章是關於中國的，第三、四章是關於印度的，第五章是關於波斯的，第六、七章是關於阿拉伯和穆罕默德的。這裏，伏爾泰把中國列為第一位。
黑格爾認為，世界曆史始於東方，終於西方。
“世界曆史從‘東方’到‘西方’，因為歐洲絕對地是曆史的終點，亞洲是起點。”（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p95）
“在東方的國家生活裏，我們看到一種實現了的理性的自由，逐漸發展而沒有進展成為主觀的自由，這是‘曆史的幼年時期’。”（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p97）
“希臘的世界便可比作‘青年時代’，因為這裏漸有個性的形成。”（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p98）
“第三個因素便是抽像的普遍性的領域：這就是羅馬國家，也就是曆史上‘壯年時代’的艱苦工作。”（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p99）
“於是日耳曼世界出現，這是世界曆史的第四個因素。假如我們把這個因素與人類的時代來比較，便要把它看作是人生的‘老年時代’。”（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p100）
“曆史必須從中華帝國說起，因為根據史書的記載，中國實在是最古老的國家”，“中國的‘曆史作家’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亞細亞人民雖然也有遠古的傳說，但是沒有真正的‘曆史’。印度的《四吠陀經》並非曆史，阿拉伯的傳說固然極古，但是沒有關於一個國家和它的發展。中國的傳說可以上溯到基督降生前三千年。中國的典籍《書經》，敘事是從唐堯的時代開始的，它的時代在基督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p110）
在黑格爾《曆史哲學》的“第一部”中，第一篇開篇就是中國，第二篇是印度，第三篇是波斯。黑格爾的謀篇布局與啟蒙運動的旗手伏爾泰大同小異，隻是把阿拉伯剔除掉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並沒有單獨列出進行闡述，隻是在講到希臘世界的時候稍有涉及。
浪漫主義時期
浪漫主義時期，西方上古曆史研究最為突出的學術成果為：基於文化的聖經考古學、基於血緣的雅利安學說的印歐體係。其中，聖經考古學的關鍵之一是對羅塞塔石碑和貝希斯頓銘文的破解。由對死文字的“破解釋讀”導引出西方的研究成果：最古老的古埃及文明和蘇美爾文明。
“直到十九世紀之前，人們還認為最古老的曆史是古希伯來史，這在《舊約》中有文字記載。至於古代埃及、巴比倫、亞述、腓尼基和波斯等地的曆史，除了《舊約》偶爾有所記載外，希臘作家也保存了這方麵一些知識，但這些史料加在一起，依然異常貧乏。”（湯普森，《曆史著作史》，謝德風譯，商務印書館，1988，第1頁）
“在十九世紀以前的兩千多年中，關於希臘時代以前的世界史，人們並不了解任何新的情況。直到十九世紀初，羅塞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認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鑰匙。”（湯普森，《曆史著作史》，謝德風譯，商務印書館，1988，第5頁）
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金壽福教授說，希臘作家的“很多記述與事實不符，尤其未曾到過埃及的亞裏士多德的記述含有更多的臆測成分”，“史料對古埃及文明的記載是碎片化的”，“古埃及文明較全麵、真實地走入現代人的視線，與拿破侖遠征埃及密切相關”，“丹麥人索伊加（Jörgen Zoëga）提出象形文字當中包含表音符號的見解”，“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開始解讀象形文字，認識到大眾體隻不過是聖書體的簡寫，二者的語法規則相同；大眾體是比聖書體和祭司體更加簡略的書寫形式；象形文字從本質上說是字母文字。他通過對若幹王名圈裏麵的王名的研究，最終釋讀出若幹單音字母，進而解讀出若幹短語和段落的含義，實現了象形文字解讀的真正突破”，“1822年，商博良發表了其對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結果，埃及學由此誕生”。（詳見公眾號“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2016年10月10日文《埃及考古係列學術講座啟動儀式暨首場報告——“發現和重構古埃及文明”講座紀要》）
以1798年拿破侖遠征為開端，通過考古學，以19世紀20年代商博良破解古埃及文字為契機，尤其是1840鴉片戰爭之後，西方終於鼓起勇氣，“成功而科學”地使古埃及超越中國成為最古老的文明。
1850年，約翰·肯裏克在出版的《法老統治下的古代埃及》中寫道：“埃及考古學和曆史學從這個世紀開始，特別是發現了象形文字以後，就發生了一場革命。上古曆史應該從哪個國家開始，確定這個問題已不費吹灰之力。埃及的古物、文獻記載和文獻比印度和中國的年代都要早上幾百年。”（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頁）
受到商博良“成功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鼓舞，羅林生也“成功破解”了古波斯文字和“貝希斯頓銘文”。“成功”釋讀銘文激發了公眾對近東考古學的熱情，關於古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蘇美爾文明的古老和輝煌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棟，蔚為壯觀。
“愛德華·欣克斯極其敏銳地指出，操閃米特語的巴比倫人不可能是楔形文字的創造者。他說，楔形文字肯定是他們從更古老的一支民族那裏借用來的。1869年朱爾·奧佩爾斷定這種非閃米特的前巴比倫人就是蘇美爾人……但是在德·薩澤克發掘泰羅之前，蘇美爾人還未能確定為一支古代民族。”（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68頁）
於是，由“破解死文字”和早期不成熟的考古學建構出了蘇美爾文明。
“德·薩澤克1877年開始在那裏發掘，工作時斷時續，在盧浮宮博物館的讚助下一直堅持到1900年。他的發現表明：這個遺址是蘇美爾的城市拉伽什……我們能如此詳細地了解蘇美爾的藝術、曆史和語言，這要感激德·薩澤克的發掘工作。人們基本上可以用德·熱努亞克的話這樣說：‘是泰羅遺址向我們揭示出蘇美爾人的曆史。”（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28頁）
“德·薩澤克的發現一時轟動，頗像當年博塔和萊亞德的發現。奧佩爾在柏林召開的東方學者國際會議上說：‘自尼尼微發現以來……沒有什麽發現可以比近來在迦勒底的發掘更為重要。”（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28頁）
雖然蘇美爾研究取得成果，但是，長期以來並沒有並被認為是最古老的文明、最早出現的文明，榮獲此桂冠的是古埃及文明。但是，隨著種族主義思潮的發展，西方的“研究”跟著發生了變化。
“19世紀上半期，歐洲人能夠得到的古埃及人圖像表現大大增加，這些圖像表明埃及人是徹底混合的人口，結果埃及人日益傾向於被視為非洲人和黑人。”（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構造古希臘1785-1985》，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7月，p200）
當西方人意識到古埃及文明有可能是非洲黑人創造的時候，他們難以接受，想方設法欲擺脫這個魔障。
“有兩個，或者說三個，解決辦法。第一個是否認古埃及人是黑人；第二個是否認古埃及人創造了‘真正的’文明；第三個是兩者都否認，以雙倍地確定。多數19和20世紀的曆史學家更喜歡第三種方法。”（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構造古希臘1785-1985》，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7月，p217）
比較有意思的是，當從語言學和體質學意識到難以徹底否定古埃及人是黑人的時候，有學者根據雅利安學說，設想出印度人殖民古埃及。
“雅利安種族的概念也可以追溯到施萊格爾。他的浪漫主義激情和對古代印度種族高人一等的信念足夠克服證據的完全缺失，對現在所謂‘埃及問題’提供了一個簡單答案。這個問題是：非洲人怎麽能夠創造出如此高度的文明？施萊格爾認為，答案是埃及被印度人殖民化和文明化了。他對這一點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於他援引建築的壯觀來證明印度種族的偉大。這一埃及源自印度的概念將在整個19世紀保持它的力量，我們將在戈比諾那裏再次遇見它。”（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構造古希臘1785-1985》，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7月，p206-207）
西方學者的民族主義心態不是一般的偏執，乃至極端變態，使我哭笑不得：這是學術研究嗎？這是一種民族主義的解釋，一種徹頭徹尾的民族主義學術。
直到1958年，克雷默(S.N.Kramer)出版《曆史始於蘇美爾》，羅列出人類有史以來蘇美爾人的39個“第一”、“之最”，曆史始於蘇美爾。自此之後，蘇美爾是最早出現的文明在學術界逐漸贏得共識。
終於，西方人擺脫了“黑非洲”的古埃及文明對西方造成的壓力和揮之不去的心魔，而且無須像施萊格爾那樣大費周章。盡管西方人不斷強化以雅利安學說的體係建構，但是，基於基督教發源於亞洲以及希臘文明發源於亞非的文獻事實，基於文化認同，也就勉強接受了。
之所以，要經過這麽長時間，是因為19世紀末和20世紀上半葉，西方不但反黑非洲，還反猶太人，造成對近東地區失去親和力，而且，當時雅利安學說的印歐體係還處於成長狀態。否則，雅利安文明很可能就要成為最早出現的文明了。
總之，從此以後，西方學術界以蘇美爾為尊，當然，民間的接受還需要時間。2017年特朗普訪問北京，依然認為古埃及文明是最早出現的文明。
我們現在看到的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就以蘇美爾為最早文明。
“最早出現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曬、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養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時期，人們曾認為文明的搖籃是尼羅河流域，但現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蘇美爾，也就是《舊約全書》中的‘希納國’（Land of Shinar）。”（L·S·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董書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49頁）
搞到最後，蘇美爾依然是聖經體係“史”觀。
結 語
總體而言，西方的曆史是近代“研究”出來的，主要是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按照馬丁·貝爾納的說法，是“Fabrication”，即製造、捏造、建構；按照中國的曆史話語，這叫今文經學。
既然是“研究”，就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研究成果，這是事實。西方關於最早出現文明的“研究”可謂城頭變幻大王旗，變幻莫測，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
試圖冠以“科學”的名義而使某種符合西方利益的“研究成果”定於一尊，這就是民族主義和政治的範疇了。
在我看來，西方的曆史學、考古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體係不是基於純粹學術，而是基於親緣關係，包括：血緣親緣關係（語言、體質）、文化親緣關係。即誰和我親，就進行正麵歌頌性的研究，相反，則貶低詆毀。
由於西方（歐洲）是歐亞大陸最晚產生的文明，在13世紀之前仍然處於原始部落社會（詳見本公眾號文章《古希臘偽史是如何煉成的？》），因此，為了其種族生存和發展，貶低詆毀依然存在的、與其並立的文明就是其“研究”的目標。西方采取的策略就是，以死文明來寒磣貶低活文明，即以死人來壓活人。
以死掉的“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壓中華文明，以死掉的“古希臘文明”壓中華文明和阿拉伯文明。
從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到薩義德的《東方學》，我們了解知識生產的問題，學術存在於學術江湖之中，而學術江湖存在於國家/國際的政治大環境之中。
1976年出版了倫納德·賓德主編的《中東研究》，該書序言明確指出，美國發展地區研究的基本目的是政治原因。（Said. Covering Islam:133）
薩義德指出，“東方學歸根結底是一種強加於東方之上的政治學說”，“除了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外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別的東西”。（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1999，第260頁）
讓·博丹（1530 - 1596）說，曆史分成三類：屬人的曆史，自然曆史，神的曆史。這三類曆史關乎三種“德性”，其中“屬人的曆史”的德性關乎“卑劣與榮耀”。（劉小楓主編，《從普遍曆史到曆史主義》，華夏出版社，2017，p2）
西方曆史寫作是關乎卑劣與榮耀，求仁得仁，西方終於贏得了“榮耀”！以此作為寫史的精神和目的，偽造當為應有之意。中國人寫史的，司馬遷概括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司馬光概括為“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以此作為寫史的精神和目的，求實當為應有之義。中國曆史和西方“曆史”寫作的分野或許就此注定了！或許，我可以承認西方的“研究成果”為故事，但請不要用“曆史”二字，因為它不配！
古埃及偽史是如何煉成的？—建築文物篇
-文行先生 2019-06-26
【提要】 在聖經史觀體係之下，古埃及文明長久以來被西方認為是古老的文明，在西方曆史體係中居於重要的地位。本文來說一說古埃及建築文物之絕對年代的那些事。
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簡史
我在拙文《西方虛構古埃及和蘇美爾文明 ——誰是最早出現的文明？》中提到，聖經史觀時期（18世紀中期之前），西方人尚處於宗教社會，就以宗教神話的創世說和諾亞說來胡謅中國人是諾亞的後代，並且捕風捉影地認為中國漢字是源自含，源於“聖書體”。啟蒙運動時期（18世紀中期-19世紀初，西方在儒家啟蒙之下擺脫神聖啟示的宗教社會，邁進理性的世俗社會，拋棄了聖經體係，從世俗、理性、科學的眼光重新審視全世界，發現中國是最古老的文明，是人類曆史的開端。浪漫主義時期，西方人又回歸基督教主義，又開始搞聖經體係史學，建構了古埃及文明史，並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1850年，古埃及曆史就被認為比中國和印度還要古老（約翰·肯裏克，《法老統治下的古代埃及》，1850）。
1880-1888年，蘭克在《世界史》9卷本中，把古埃及作為最古老的文明進行敘事。
“20世紀初，史密斯提出泛埃及主義的文明傳播論，認為世界文明起源於埃及”，“20世紀60年代以來，非洲中心主義一度流行。”（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頁）
基於種族主義，針對黑非洲作為人類文明起源或最古老文明的排斥，“不少人用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是世界文明發祥地的觀點與之抗衡”，L·S·斯塔夫裏阿諾斯在1988版的《全球通史》中說
“有一個時期，人們曾認為文明的搖籃是尼羅河流域，但現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蘇美爾。約公元前3500年時，它已完成向文明過渡。埃及文明起源於公元前3000年……文明先在美索不達米亞生根，以後又在歐亞大陸和美洲的其他幾個地區生根，之後，便西四麵八方傳播。”（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頁）
於是，基於種族主義，西方學術界不再認為古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傾向於認為蘇美爾文明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斯塔夫裏阿諾斯1988年提出了泛蘇美爾傳播論，但在1999版中就刪除了，也刪除了蘇美爾文明和埃及文明起源的具體年代，但堅持認為蘇美爾是文明的搖籃。
“最早出現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曬、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養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時期，人們曾認為文明的搖籃是尼羅河流域，但現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蘇美爾，也就是《舊約全書》中的‘希納國’（Land of Shinar）。”（L·S·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董書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49頁）
但劉文鵬等認為，
“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判斷，埃及文明大約發端於公元前4000年代中葉，與蘇美爾文明幾乎同時。因此，所謂蘇美爾文明是最早的文明，目前還不應該是定論。”（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4頁）
關於貶低古埃及和抬高蘇美爾的情況，貝爾納在《黑色雅典娜》中講得很清楚，純係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所致，所謂的學術不過是遮羞布罷了。現在劉文鵬等還能針對西方的“證據”反對西方的建構，而以前由於全世界各國戰爭頻仍，經濟凋敝，沒有精力去鑽研西方學術研究過程，就任由西方隨心所欲，胡說八道，想怎麽說就怎麽說，然後再製作成所謂的“知識”讓官科學者去背。
總而言之，西方偽史都是“研究”出來，理論上講，可以有五花八門的說法，也可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古埃及文明的學術重要性
“古希臘的希羅多德在評價古埃及文明時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樣多的非筆墨所能形容的巨大業績’，甚至認為，‘幾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從埃及傳入希臘的。’18世紀法國的啟蒙學者伏爾泰說：‘東方是一切藝術的搖籃，東方給了西方一切’。20世紀上半葉，美國學者維爾·杜倫評論古埃及文明時說：‘這個文明豐富多彩，曆史久遠，壯闊深厚，又不失優雅細膩。蘇美爾文明與之相比顯得簡單、粗陋，就是希臘和羅馬文明也並不一定能超過它’……國外最近出版的《埃及、希臘和羅馬：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作者查理·弗裏曼指出：‘對於希臘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頁）
這裏，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性體現為是西方古典文明的淵源，是西方文化的源頭，也就是說，希臘文明是埃及化的，希臘文明是近東文明的邊緣區，就像日本之於中國一樣。但後來因為進步主義和種族主義，古埃及被貶低並劃歸停滯的、沒有希望的東方。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性還體現為所謂的清晰的絕對年代體係，為其他文化的斷代提供依據。
“愛琴絕對年表依賴於埃及年表，後者的調整會直接影響前者。”（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49頁）
“公元前兩千紀以後的考古材料可以根據和近東曆史時期文明的交叉斷代得出絕對年代”，“獲得歐洲史前時期絕對年代的純考古學方法是：依據史前歐洲文化序列與埃及、蘇美爾曆史年代序列的關係”。（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254頁）
“歐洲年代學的關鍵是克裏特和特洛伊，甚至在今天也不能說它們的年代已經有了確切無疑的界限。它們是取決於和埃及、蘇美爾的年代校準，全部問題就是如此。”（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45-146頁）
為什麽古埃及文明史是偽史？
這個題目有點大，因為要理清楚其所有關鍵環節，但本文隻想就古埃及文明的研究初期、即從1798年拿破侖遠征埃及到1880年馬裏埃特死亡之前的研究情況進行質疑，這部分也是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基礎和框架部分，推翻這部分即可推翻整個古埃及偽史。無論古埃及文明史還是兩河文明史，根源於埃及學和亞述學，依托於考古學和語言學（破讀死文字），即考古學和語言學是古埃及文明史和兩河文明史的兩大基石。
根據丹尼爾的《考古學一百五十年》，1836年明確闡述三期說概念的《北歐古物導論》出版被視為考古學誕生的標誌，標誌著西方從古物學邁入了考古學時代。但是，根據我的研究，西方與建構曆史相關的考古學大致分為三個時期：
①1850年之前，主要是地麵考察時期；
②1850年至1885年代，挖寶式發掘時期；
③1885年代以後，相對科學考古時期，即注意地層關係和考古記錄，標誌是1871年施裏曼在特洛伊發掘（有爭議）、1880年皮特-裏弗斯在英國發掘、1885年比特裏在埃及發掘、1898年科爾威德在巴比倫發掘。（參閱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和拱玉書《西亞考古史》）
一、拿破侖遠征埃及時代（1798~1850）
1798年，拿破侖遠征埃及“打開了古埃及語言知識的大門，從而又打開了古埃及的曆史和文明知識的大門”。（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1頁）
“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後，伊斯蘭文明發展起來，古埃及文明逐漸被曆史洪流所淹沒。到了近代，法國拿破侖遠征埃及，他第一個打開了埃及的大門，並因此也打開了古埃及語言、曆史和文明知識的大門。”（劉文鵬，《古代埃及史》，商務印書館，2000，第5頁）
“文明史的研究是以古埃及文明的形成為開端”，“19世紀初，由於法國學者商博良成功地釋讀了象形文字，埃及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被創建起來”，“在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埃及學，就沒有古埃及文明史的研究”。（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0頁）
文明史的研究始於古埃及文明的研究，而拿破侖遠征埃及是其起點。拿破侖遠征埃及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兩大基礎，其一、羅塞塔石碑的發現以及導致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譯，其二、《埃及記述》（又稱《埃及誌》、《埃及描述》）的出版，從1798年至1820年代曆經30年。
“拿破侖遠征的另一個重要成果是羅塞塔石碑的發現和破譯……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發表了《關於象形文字語言的字母致M·達西爾的信》，宣告象形文字譯讀成功。學術界通常把這一天視為埃及學的誕生日。”（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2頁）
羅塞塔石碑的發現和1822年商博良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意味著埃及學的誕生，意味著古埃及文明的誕生。我在《震驚！西方破讀楔形文字竟是一場騙局！》一文中說：“西方破讀死文字的實質是一係列未經求證的小概率的猜想，其正確的可能性是一係列小概率的乘積，其值小到不可能破讀正確。與其說西方破解釋讀了一種死文字體係，不如說重新創造或發明了一種新文字體係。”雖然我沒有詳細研究過商博良對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讀，但也看過一些，例如把古埃及象形文字轉換為表音文字進行破讀，猜測國王名字的拚寫、試錯法、將錯就錯等，與楔形文字的破讀大同小異，都是由一係列未經求證的猜想串成的，並不可信，經不起推敲。
“這些象形文字（按：古埃及象形文字）大部分是發音的，就是說，是表達聲音的。因此，眼睛的象形先則表示眼睛本身，次則表示‘眼睛’一字的第一個字母。那位有名的宋波弄（按：商博良）首先引人注意到這個事實，就是那些發音的象形文字是和表達概念的象形文字混在一起的；他就這樣地把各種象形文字分別清楚和規定了譯釋它們的原則。”（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第185頁）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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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金壽福所講，“埃及語的解讀方式無論在語音、語法方麵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構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維模式。”（金壽福，《西方列強對外擴張和競爭中的埃及和埃及學》，《古代文明》，2010·2）
很多人認為羅塞塔石碑上有古希臘文，通過已知的古希臘文就能破譯出未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殊不知，在未知語法、發音是否一致等情況下，怎麽可能破讀呢？例如埃及的古希臘語是Α?γυπτος，發音為/?e.?ip.tos/，可是，阿拉伯文為???，發音為/misr/。又如“希臘”一詞在希臘語、英語和阿拉伯語中的發音不同。
因此，基於語法和發音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所謂成功破讀死文字的真實性和正確性是極低的，因為很多情況都是未知的，在破讀之前必須作一係列的假設，而這些假設未必確實，也沒有辦法確證確實。
西方所謂破讀死文字（包括古波斯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並非真解，而是偽解，而是充分利用了表音文字具有較大附會性的特點所進行的偽解，而就是這偽解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的基礎之一。
我已經證明了西方破讀古波斯楔形文字是一場騙局，同樣，西方破讀古埃及象形文字也是一場騙局。
拿破侖遠征埃及，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另一個基礎就是《埃及誌》，那麽《埃及誌》的資料是怎麽來的呢？
拿破侖遠征軍隨軍組織了一個百餘人的學術團，“學術團在維旺·德農（1747-1825）的領導下，完成了埃及全境的文物古跡普查編目工作，並詳細論述和準確地描繪了他們發現的一切。根據這些普查的文物、古跡和記錄而編寫的24卷《埃及記述》，於1809年起的22年間陸續出版”。（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1頁）
在薩義德的《東方學》中，《埃及誌》23卷發表於1809-1828年。（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1999，第109頁）
拿破侖隨軍學術團“到埃及後，廢寢忘食地抄寫神廟牆壁和墓壁上的文字，同時也想盡辦法為羅浮宮搜羅各種文物。”（金壽福，《西方列強對外擴張和競爭中的埃及和埃及學》，《古代文明》，2010·2）
注意到字眼：普查、描繪、發現、抄寫、搜羅，都是地表上的，唯獨沒有考古發掘，特別是具有地層關係的科學考古發掘缺席了。
下列五圖源自《埃及誌》（共974幅）：
這裏插一句，關於古埃及金字塔，《聖經舊約》中沒有記載，希羅多德的《曆史》中講到金字塔而沒有提到獅身人麵像。值得注意的是，黑格爾在《曆史哲學》中把“獅身人麵像”稱為“獅身女首怪”——這是個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現在的獅身人麵像能看得出來是女性嗎？
“從我們所發現的古代埃及各種表現之中，特別可以注意的一個形象，就是獅身女首怪——它本身是一個謎——一個曖昧的形式，一半獸，一半人。這個獅身女首怪可以算作‘埃及精神’的一種象征。”（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p184）
“1822年在菲萊島上發現的一座方尖碑等一批古跡上的古文字。”（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頁）
“從19世紀20年代起，英國對近東地區進行大規模考察，威爾金森在盧克索等地臨摹大量古代埃及官吏墓中的文字、圖畫和浮雕，後來以此為基礎撰寫了《古代埃及人的禮儀和習俗》”（金壽福，《西方列強對外擴張和競爭中的埃及和埃及學》，《古代文明》，2010·2）
“在埃及學領域，法語起初是當之無愧的工作語言……從1800年至1850年的半個世紀裏，英國人出版了至少100多部有關埃及的遊記，數量幾乎是法國的一倍。”（金壽福，《西方列強對外擴張和競爭中的埃及和埃及學》，《古代文明》，2010·2）
法國與英國在埃及學研究上具體競爭關係，爭奪埃及學和古埃及文明研究的話語權。
“對埃及古物的第二次大規模考察是在1828年由羅塞利尼領導的，其中得到商博良的協助。這次考察向南一直推進到阿斯旺的第一大瀑布。1840年萊普修斯考察了努比亞的古跡，並向南調查至喀土穆。他在孟菲斯附近地區發掘了幾處遺址，發現了西奈半島銅礦工匠的銘刻，並於事後作了報道”，“到1850年，地麵上主要的古埃及古物都已登記入冊，埃及的古文字也已釋讀成功。這時，從文字曆史的嚴格意義上講，古埃及已可躋身於最早期的偉大文明之林。”（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頁）
1842-1845年，德國考古學家列普修斯組建遠征隊前往埃及考古，“他們在孟菲斯附近開始，發現了30座金字塔殘跡，調查了130座馬斯塔巴墓。遠征隊還探查了底比斯的神廟、王陵、法尤姆綠洲遺跡、阿瑪爾納遺址、阿布辛拜勒石窟廟，遠達那帕達和麥羅埃。他們搜集了大量銘文、資料，並在1849-1859年出版了12卷本的《埃及與努比亞古物》包括了數百頁的古埃及原文圖版、浮雕畫和寺廟平麵圖，與法國的《埃及記述》具有同樣重要的價值。”（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0頁）
德國人也不想在埃及學研究上甘於人後。
以此為基礎開展研究，約翰·肯裏克在1850年出版的《法老統治下的古代埃及》中寫道：“埃及考古學和曆史學從這個世紀開始，特別是發現了象形文字以後，就發生了一場革命。上古曆史應該從哪個國家開始，確定這個問題已不費吹灰之力。埃及的古物、文獻記載和文獻比印度和中國的年代都要早上幾百年。”（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頁）
我們可以從這些摘錄中發現，拿破侖遠征埃及以及隨後的幾十年裏，西方人在考古的所謂的發現主要是在地麵考察而得來的，極少是基於考古發掘，也就是說，當時發現的遺址、文物、文字絕大多數是在地表之上，觸目可及。
我們來看一看，這段時間西方的思想認知狀態和考古狀態如何？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有一種觀念流行開來……這種觀念認為，整個自然王國都是設計完美的，上帝為善，不造惡物，萬物各有其用，人類乃上帝的刻意之作。並且認為，創造人類的時間不會太久，肯定不超過公元前5000年。許多人接受了厄謝爾（1581-1656）大主教推定的年代——公元前4004年，這個時間明明白白地印在《聖經》欽定本的邊款上。”（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6頁）
這種聖經創世的宗教觀念在西方占據統治地位，直到19世紀中期被打破，具體而言，直到1859年《物種起源》出版才被打破。
那麽，當時西方在埃及考古的思想狀態和操作水平如何呢？實際上早期考古就是挖寶和盜墓，根本談不上考古。
“發掘者的動機主要是物欲，目的主要是獲取文物，方法極不科學，因此帶有極大的破壞性。”（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34頁）
“它的主要動機是物欲，它的主要目的是獲取文物，它的方法極不科學，因此帶有極大的破壞性。”（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80頁）
“發掘者往往先選定一塊‘寶地’，再進行試掘，如無大的收獲，便馬上放棄，另起爐灶，根本不注意發掘的完整性和係統性，更談不上科學”，“這種情況的出現與這個時期的考古性質——挖寶也有密切關係。”（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81頁）
“19世紀初在埃及開始發掘的許多人當中，貝爾佐尼是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貝爾佐尼在埃及的工作於1817至1819年完成，並於1820年由默裏出版《埃及和努比亞金字塔、神廟、墓葬的新發現和發掘報告》一書。不過埃及真正的發掘工作並不是由貝爾佐尼和德魯埃蒂這樣的盜墓者開創的，馬裏埃特才是真正的先驅。”（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頁）
拿破侖時代，西方對古埃及的所謂考古實證研究，不過是地表之上的考察和挖寶盜墓而已。這裏，丹尼爾描述挖寶的盜墓賊使用了“發掘”一詞，還出了書，能有幾分水平呢？所謂的先驅馬裏埃特又是怎麽樣的呢？
二、馬裏埃特時代（1850~1880）
“馬裏埃特於1850年由盧浮宮派往埃及尋找科普特人的文字手稿。”（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頁）
“馬裏埃特的目標是獲取盡可能多的藝術品和刻寫著象形文字的器物，至於發掘時的考古層、文物所在確切位置和此後的發掘報告則完全受到忽視。”（金壽福，《西方列強對外擴張和競爭中的埃及和埃及學》，《古代文明》，2010·2）
“馬裏埃特……三十多年共發掘了三十多處重要的遺址，所關注的主要是想獲得輝煌的成績，一味尋求奇珍異寶和曆史古跡……比特裏曾描述過馬裏埃特是如何在獅身人麵像附近進行發掘，用炸藥炸掉一座神廟坍塌的廢墟。”（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頁）
馬裏埃特“用一群大兵把花崗石神殿所有的殘件炸個粉碎，由於馬裏埃特幾個星期才到發掘現場看上一次，完全被他的監工蒙蔽住了。監工從開羅買來一些文物點綴一下遺址，以保持他對這些遺址的興趣。”（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71頁）
比特裏在馬裏埃特死後兩年、即1883年悲哀地寫道：“使人痛心疾首的是，看到一切正在迅速地遭到破壞，一點也不顧及到文物保護。”（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頁）
馬裏埃特“滿足於收集大量資料，但既不記錄它們的出處，又不估計它們在曆史上的意義，當然他更不可能發表他的工作報告。”（楊建華，《外國考古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第24頁）
那個年代的考古水平都大同小異，西亞考古也是如此，都不過是挖寶罷了，唯一的區別似乎是名頭不同：民間的盜墓賊和官方的“摸金校尉”。
“（西亞考古）不注重地層關係，不記錄文物發現的準確地點和位置。”（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81頁）
馬裏埃特主導埃及考古直至1880年去世。馬裏埃特的考古思想狀態和操作水平與盜墓賊大同小異。這也就意味著在埃及的科學考古直到1880年還沒有誕生。這就意味著埃及學的基礎是有問題的，而問題是很多的。
以哈夫拉坐像為例，如下圖：
哈夫拉坐像，“閃綠岩，高168厘米，1860年A.馬裏埃特（A.Mariet）發現於基澤（按:吉薩）地方的哈佛拉的祭廟裏。屬古王國第四王朝時期……它不僅是古王國時期埃及宮廷藝術家為國王而雕刻的代表作，也是古埃及雕刻藝術的範例之一。”（周啟迪，《文物中的古埃及文明》，商務印書館，2012，第43頁）
按照現在西方的成說，哈夫拉是古王國時期的法老，定都孟菲斯，之後在中王國和新王國時期定都於南部的底比斯，吉薩位於孟菲斯西側約8公裏。但是，如果古埃及古王國定都底比斯，中王國定都孟菲斯，那麽，該坐像還會是哈夫拉嗎？事實上，根據黑格爾時代的說法，就是如此。
“埃及曆史上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史跡是從上埃及到下埃及——自南方到北方。因此有人以為埃及的文化大概來自埃塞俄比亞，主要地來自麥伊洛島；據晚近的推論，這個島曾經為僧侶民族所居。上埃及地方的底比斯是埃及各王最古的都城，就是在希羅多德斯的時候，這座城已經荒涼不堪。城裏的古跡、遺墟代表我們所知道的埃及建築最宏偉得典型。經過這樣長久的時間，竟然還能夠保持得這樣完好。這和那個地方經常無雲的天空當然有關係。王國的中心隨後又遷到孟菲斯，這個地方距離現代的開羅沒有多遠；最後遷到舍易斯，就在那個三角洲上。舍易斯城境內的建築，時期很近，可是，保存得很不完善。希羅多德斯告訴我們，孟菲斯是那位遠古的米尼斯王所建立的。”（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第186頁）
因此，如果按照黑格爾時代西方人的認知，所謂哈夫拉坐像名不副實，是錯誤的。其實，誰在乎呢？因此，我們絕不能對西方的所謂研究“聞之則信”，不能以中國信史之心度西方偽史之腹。同時，我們不能因為西方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成功而想當然地認為，西方在人文社科領域也同樣科學和成功。
貝爾納提醒道：“支配19和20世紀的是進步和科學的範式。學術領域存在這樣的信念，即多數學科突變進入‘現代性’或‘真正科學’的階段，然後是穩步積累的學術進步。在古代地中海東部地區的曆史寫作中，這些‘突變’被認為發生在19世紀，從那以後，學者們傾向於相信他們的工作在質上比任何此前的工作都要好。這一時期自然科學觸手可及的成功確認了那一領域中這一信念的真實性。它拓展到曆史寫作領域的基礎則不那麽牢靠。”（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構造古希臘1785-1985》，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7月，p336）
我們之所以相信西方對古埃及文明史等上古史和古典史的研究，與西方在現代自然科學上的巨大成功是分不開的，但是，貝爾納提醒道，自然科學的成功並不意味著曆史研究領域也同樣成功！
三、討論與小結
從上述可以看出，1850年古埃及作為最古老文明就已經研究出爐了，1880年代已經作為最古老文明被蘭克載入《世界史》——第一章“阿蒙-拉，巴爾，耶和華和古埃及”。
公元1798-1880年可稱之為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初期，該時期真正的科學考古還未誕生，還隻是在路上，卻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基礎。可再把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初期再分為兩個階段，即1798年至1850年拿破侖遠征埃及時代、1850年至1880年馬裏埃特時代。前者收集到的資料主要是地麵上的資料，後者收集到的資料主要是地下發掘的資料，但當時主要是挖寶，談不上考古，更談不上科學，反而是極不科學、極不可信的。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發現的遺址、文物和文字要麽是地麵上的，要麽是因為挖寶而不知地層關係的。即：從1798年拿破侖遠征埃及到1880年，西方搜集而來的古埃及資料來自於：其一、地麵考察、繪製、臨摹、口頭調查、遊記等資料，其二、由盜墓挖寶的發掘而來的、根本不知道地層和年代的資料。
商博良1822年就已經破譯象形文字了，而羅塞塔石碑是在挖掘工程時偶然發現的，而利用它破讀出來的“文獻”證明地麵上的文物和文字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靠譜嗎？
“埃及人那些數不盡的建築物，都是一半埋在地下，一半出現在地上，升入空中。”（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第184頁）
那麽問題來了，地麵上找到的遺址、文物和臨摹的文字可能是公元前一兩千年的嗎？反過來說，如果是公元前一兩千年的文物和文字，那麽，它們可能會裸露在地麵上嗎？假設是公元10世紀前後的文物和文字，那麽，其與公元前一兩千年的文字可能相同嗎？可能記錄公元前一兩千年的曆史事件嗎？就算可以，要不要疑古呢？
例如：《埃及誌》中所描繪的尼羅河下遊西岸的吉薩金字塔和上遊東岸的神廟，以及臨摹的銘文，被定年為公元前2000年前後，在公元1800年左右發現時還裸露於地麵上，而且還能如此完整。這可能嗎？——不可能的！
如果是公元前2000年的，早就被深埋地下了，需要精細化發掘，需要科學考古方法才能完整呈現出來。但是，1850年前在埃及的考古發掘幾乎還沒開始、隻有盜墓挖寶，1850-1880年考古發掘根本不注重層位關係及形成書麵記錄報告。
沒有發掘，沒有修建，沒有重建，而又能如此完整地裸露於地表之上，這些建築會是公元前兩三千紀的嗎？就當時的西方研究來說，根本沒有技術能力、科學手段進行定年，而且定年得那麽古老，尤其是沒有地層關係、沒有碳十四測年的情況下。之所以西方人在研究古埃及的時候會往古老文明著眼，一切皆因緣於伏爾泰和黑格爾時代最古老的中國文明所造成的對西方的壓力。
在《埃及誌》中，約瑟夫·傅裏葉在《曆史前言》中寫道：“地處亞非之間且與歐洲有便利交通的埃及占據著這塊古老大陸的核心位置。這個國家給人們帶來的隻是輝煌的記憶；它是藝術的故都並且保存有無以計數的傑作；其主要的寺廟和王宮至今猶存，盡管那些相對於其曆史來說毫無古老可言的建築早在特洛伊戰爭之前即已建成。”（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1999，第109頁）
觸目可及的地麵上的古老而至今猶存的建築建成於特洛伊戰爭之前！拿破侖遠征埃及所形成的《埃及誌》中有建築文物的繪圖974幅，很多現在都被認為是公元前兩三千紀的，但實際上，它們都是地表之上的建築，是在考古學誕生之前就被發現的建築，且保存相當完好，因此，西方所謂的那些古埃及建築和文物不可能是當今認知的古埃及時期的。
今天我們可以斷言，《埃及誌》裏的文字、建築（圖974幅）等遺址銘文不可能動不動就是公元前一兩千年的。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所謂的“研究”不過是指鹿為馬而已，就像博塔和萊亞德胡亂指認尼尼微一樣。而在西方學者在埃及指鹿為馬的時候，心裏想的卻是古老中國的五千年文明史（在伏爾泰的《風俗論》和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中，中國曆史大約始於2500BC，這裏不作具體摘錄，需要出處者請在留言區留言）。
現在回過頭來說說所謂商博良對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讀，如果基於商博良對死文字破讀而認為《埃及誌》裏的那些遺跡文物屬於公元前2000年前後的，那麽就可以斷言西方所謂商博良對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讀是錯誤的，是偽解，不是真解。
值得注意的是，《坤輿萬國全圖》中的埃及地區標注“地產寶石烏木”，卻並未標注在今天看來依然恢宏偉大的金字塔，如下圖：
因此，所謂古埃及文明史的研究是基於考古實證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所謂的科學考古實證實際上極不嚴謹、極不科學，其實質是先入為主、指鹿為馬、恣意建構，是一種詭辯式的建構，這是小兒把戲！但在中國官科學術界幾乎無人質疑，被普遍接受。西方人敢胡說，中國文科官科學術界就敢胡信。
劉小楓評價蘭克道：“蘭克雖有‘實證史學之父’的美譽，他要求成為史學家必須在考辨文獻和史料采集方麵接受嚴格訓練，但他自己的史學樣式大多是文學色彩濃厚的敘事，沒法與注重識讀和辨析史料的實證史學樣式對上號。”（劉小楓，《世界曆史意識與古典教育》，公眾號：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9-5-7）
宣稱和事實不是一回事，這種“兩張皮”的現象比比皆是。對於西方研究，我們不但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進行嚴格審查。
“埃及學在其初期在一定程度上有意無意地充當了歐洲殖民主義的幫凶，表現在它把法老時期的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割裂開來，認為法老文明與西方文明一脈相承，把法老時期的古代埃及人說成是高加索人的後裔，同時把伊斯蘭文明與東方專製與集權聯係在一起。”（金壽福，《西方列強對外擴張和競爭中的埃及和埃及學》，《古代文明》，2010·2）
在當時啟蒙運動後的世俗理性社會裏，世俗的、輝煌的、古老的中華文明是崛起後的西方民族主義所不能容忍的，因此，西方急需建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輝煌的古老文明。也就是說，在西方研究者心目中，最古老的中華文明是其揮之不去的心魔，而古埃及文明研究是在古老而世俗的中華文明的“心”境下橫空出世的。在這種心理幻覺、偏執的心因性民族心態之下，西方人見什麽都往最古老的方向靠攏，張口就是幾千年。西方“研究”出來的所謂古埃及文明史隻不過是不太久遠的地麵上的銘文、建築、文物和不知地層關係的遺址通過西方意識觀念、利益需要、心理情境的“哈哈鏡”投射出來的“假象”！對於西式這種“分析研究”而來“曆史”，必須進行嚴格審查。
“關於東方或東方任何一個部分的經驗事實幾乎毫不重要；重要的、起決定作用的是我一直在說的那種東方學的想象視野，這一想象視野絕不僅僅限於專業的學者，而是所有曾經思考過東方的西方人的普遍看法。”（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1999，第89頁）
所謂考古學和語言學等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不過是遮羞布罷了，其本質恰恰是偽實證、偽科學的。與其說實證科學，不如說心理幻境。
科學研究需要確鑿的證據與縝密的邏輯，需要豐富的聯想與想像，但最終需要客觀事實的證實。如果證據不確鑿、邏輯不縝密，不能算科學研究；如果最終沒能證實，哪怕論證過程如何嚴絲合縫，哪怕看上去如何天衣無縫，那也不能算是科學研究的成果，不能成其為科學。對於西方的研究，我們必須堅持科學精神，絕不能迷信。科學精神不承認有任何亙古不變的教條，科學就是懷疑，它不是“科學教”，尤其是要對西方研究的所有環節進行梳理和審查。
考古遺址的客觀性與考古解釋的主觀性必須要分清，絕不能以考古遺址的客觀性掩蓋考古解釋的主觀性，然後，把考古分析解釋當作曆史真實本身。把考古分析解釋當作曆史真實本身是錯誤的。最關鍵的是，當時根本不具備科學的氛圍和手段。即使憑今天的科學手段，即使憑舉國之力，即使像中國這般同文同種，夏朝的實證依然麵臨種種問題，因此，我們絕不能對現代早期西方對古文明（埃及和西亞）的“研究”不假思索、聞之則信。
總體而言，古埃及偽史是近代“研究”出來的，主要是19世紀；按照馬丁·貝爾納的說法，是“Fabrication”，即構造、捏造、建構；按照中國的說法，這叫“韓國大棒槌”。根據我對西方偽史的研究體會，西方偽史的煉成靠的是西方人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心態和想象、以及全球大抄襲，靠的是猜想和偽證，實際上，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核心是基於西方本身的利益和需要。盡管古埃及偽史披著考古、實證、科學的外衣，但其證據和內在邏輯根本經不起推敲。隻要敢於開啟對古埃及偽史的懷疑之門，去研究其形成過程和細節，就能輕易揭露其偽史的真麵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