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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陀羅藝術的起源假說
根據宮治昭對1980年以前關於佛像起源的研究狀況的回顧，犍陀羅藝術的起源有如下幾種不同的假說/學說：
1.希臘影響說：公元前一世紀初前後，在希臘化巴克特裏亞王國影響下，犍陀羅佛像誕生。
2.羅馬影響說：公元一世紀末前後，在羅馬藝術通過海上貿易影響下，犍陀羅佛教誕生。
3.秣菟羅起源說：公元一世紀上半葉，北印度的犍陀羅佛教與中印度的秣菟羅佛像同時或秣菟羅略早。
4.貴霜起源說：公元一世紀下半葉或公元二世紀中葉。
（宮治昭著、李靜傑譯，《近年來關於佛像起源的研究狀況》，《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根據蔡楓對犍陀羅藝術研究史的研究：
1872-1873，坎寧安在考古報告中寫道：“我堅信，西北印度長期以來沿襲希臘雕刻的樣式……那些宏偉的科林斯式葉狀柱頭，無疑源於希臘。”
1875，沃克斯（W.Vaux）認為羅馬文化對犍陀羅藝術的影響大於希臘文化。
1893，格倫威德爾《印度佛教藝術》總結道：“希臘的影響，存在於阿育王時代以降的藝術……實際上，現存的大部分犍陀羅雕刻，是那些完全遵循希臘創作法則的藝術樣式的複印品。”
1899，詹姆斯·伯吉斯《犍陀羅雕刻》 總結了自1884年至1899年這15年間的犍陀羅藝術研究狀況，該文頗有西方中心論之意味。
1899，史密斯《希臘羅馬對古代印度文明之影響》，該文從文化、曆史、美學、建築、商業和軍事等緯度考察了希臘羅馬文化對古印度的影響，認為“犍陀羅藝術主要受羅馬的影響，而非直接受希臘藝術末流的影響”，犍陀羅藝術應命名為“羅馬佛教藝術”或“印度-羅馬藝術”。
1908，庫馬拉斯瓦米《希臘對印度藝術的影響》，支持格倫威德爾關於犍陀羅藝術源於地中海。
1913，庫馬拉斯瓦米《印度和錫蘭的工藝品》，該文認為，“希臘-佛教藝術（犍陀羅藝術）不是印度藝術，而是中亞藝術，是一種受希臘羅馬藝術影響的雜交藝術”。
1917，阿·富歇《佛像的希臘起源》創造了“希臘-佛像”、“印度-希臘”這些詞來指稱犍陀羅藝術，認為犍陀羅佛教藝術與基督教藝術同源，“都是希臘藝術在彌留之際留給古老世界的遺產”。
1926，庫馬拉斯瓦米《佛教的起源》，該文否定犍陀羅藝術的希臘起源論，認為“犍陀羅佛像與秣菟羅佛像是……同時產生的”。
1936，馬宗達《犍陀羅希臘佛教學派》 對犍陀羅藝術的文化因素和藝術風格的看法不逾西方學者之圭臬。
殖民時期，也有一些熱衷研究印度文化的西方學者，如哈韋爾，他認為犍陀羅藝術源於印度本土文化，但這種“印度本土論” 的聲音與煊赫的羅馬希臘論相比黯然失色。
1951年約翰·馬歇爾《1913-1934年塔克西拉考古發掘插圖報告》和1960年約翰·馬歇爾《犍陀羅佛教藝術》是集大成者的經典論著，是後世研究犍陀羅藝術的必讀書，論證了犍陀羅藝術創作靈感來自安息時代希臘藝術複興，犍陀羅藝術的萌芽期、青春期和成熟期，皆受希臘古典藝術的影響。
1968，達尼《巴基斯坦犍陀羅藝術》認為“數個外來民族和當地人民共同創造了犍陀羅藝術和文化”。
1989，洛麗塔·尼赫魯《犍陀羅風格的起源》爬梳犍陀羅藝術自身包含的各種文化，從曆史之緯度重新評估希臘羅馬文化、大夏文化、安息文化和印度本土文化對犍陀羅藝術形成的影響。
（蔡楓，《印巴犍陀羅藝術研究的三個階段》，《南亞研究》2012第1期）
既然有這麽多不同的假說，至少還有哈韋爾的“印度本土論”，為什麽作為學術界業內的學者會輕易采信古希臘起源這一假說呢？我想，除了西方話語權是極為重要的因素外，該假說單線東傳的敘事之簡單易懂也是重要原因，但無論如何，關鍵的關鍵是絕對年代，即古希臘雕塑早於犍陀羅佛像。
下麵這段盧浮宮館長與記者的對話非常經典：
事實就是如此，西方所有博物館關於古希臘時期（含希臘化）的雕塑最大的問題就是來源不明，都是文藝複興以後冒出來，而西方人宣稱是古希臘的。果真如此嗎？從科學和實證的角度看，當今世界上，沒有一件宣稱為古希臘時期的雕塑可以確證為古希臘時期，都是贗品、偽托品，沒有一件真品，尤其是在溫克爾曼時代，沒有科學測年方法，根本沒有能力和手段判定一件雕塑的絕對年代。
根據本公眾號《詭譎的希臘帝國》一文，歐洲人在17世紀之前根本不知道古希臘的存在，17世紀開始知道古希臘並尋找古希臘，17世紀70年代把雅典城的曆史地理定在今天的希臘半島、找到了古希臘。這還涉及到格裏斯希臘的指稱變遷問題。
更重要的是，所謂“希臘化”的說辭是徹頭徹尾的偽史，是歐洲中心論式的信口雌黃。
“古埃及的文字被腓尼基人接受，腓尼基文字又成了東方與西方若幹民族文字形成的基礎。埃及的宗教和文學影響了希伯來人，希伯來人又影響了西方文化。古埃及的藝術和建築對希臘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天文、曆法、數學、醫學、化學等在古代世界產生巨大影響。”（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8頁）
“在公元前5世紀，人們普遍相信，希臘在英雄時代的開始被埃及殖民過。”（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1，第58頁）
“公元前5世紀以後——這是我們擁有充足的知識的唯一階段——古代希臘人雖然為自己和他們新近的成就而驕傲，但沒有認為他們的政治製度、科學、哲學或宗教是原創的。它們通過早期的殖民和希臘人後來到國外的學習，源自東方，尤其是埃及。”（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1，第106頁）
“雅典城是由一位埃及人棲克洛普斯創立的……再有丹內阿斯從埃及來……丹內阿斯在亞各斯住下了。尤其重要的是卡德馬斯，他從腓尼基來，把發音的文字傳入希臘；希羅多德說，這種文字原來是腓尼基發明的，他引了當時所有的古代銘刻文字來證明他的說法。據傳說所稱，卡德馬斯是建立底比斯的人。”（黑格爾，《曆史哲學》，p214）
關於希臘被埃及和腓尼基殖民的說法在黑格爾的《曆史哲學》和貝爾納的《黑色雅典娜》中有更詳細闡述。（詳見黑格爾《曆史哲學》第二部《希臘世界》和貝爾納《黑色雅典娜·緒言》的“提議的曆史綱要”部分）
數學家傅裏葉受拿破侖委托為《埃及誌》撰寫序言，“按照他（傅裏葉）的說法，荷馬、萊克格斯、梭倫、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這些古希臘聖哲們為了智慧，都曾遊曆埃及並受啟發”，“不少早期的埃及學家認為法老文明與西方文明是一脈相承”。（金壽福，《西方列強對外擴張和競爭中的埃及和埃及學》，《古代文明》，2010·2）
傅裏葉在《埃及誌》中說道：“荷馬、萊克格斯、梭倫、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都去埃及學過科學、宗教和法律。”（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1999，第109頁）
“古希臘的希羅多德在評價古埃及文明時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樣多的非筆墨所能形容的巨大業績’，甚至認為，‘幾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從埃及傳入希臘的。’18世紀法國的啟蒙學者伏爾泰說：‘東方是一切藝術的搖籃，東方給了西方一切’。20世紀上半葉，美國學者維爾·杜倫評論古埃及文明時說：‘這個文明豐富多彩，曆史久遠，壯闊深厚，又不失優雅細膩。蘇美爾文明與之相比顯得簡單、粗陋，就是希臘和羅馬文明也並不一定能超過它’……國外最近出版的《埃及、希臘和羅馬：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作者查理·弗裏曼指出：‘對於希臘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頁）
理·弗裏曼指出：‘對於希臘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曆史與現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頁）
也就是說，幾乎古希臘文化/文明的一切都是來源於亞非地區/近東地區/中東地區的，古希臘文明與黎凡特/近東文明屬於同一文明的邊緣區和核心區，古希臘文明是近東文明的邊緣區，是中東文明的子文明，古希臘文明是“亞非化”的、“近東化”的、“中東化”的，古希臘文明之於中東文明相當於日本文化之於中國文化。也就是說，雕塑技術是從亞非傳播到古希臘的，那麽，黎凡特、近東地區的雕塑技術的源頭在哪裏呢？？？
“希臘曆史的兩種模式：一種是將希臘視為本質上是歐洲的或雅利安的，另外一種則將其視為黎凡特的，處於埃及和閃米特文化區域的邊緣。我將這兩種模式稱為‘雅利安模式’和‘古代模式’。‘古代模式’是希臘人在古典和希臘化時代普遍的看法。據此，希臘文化的興起是由於殖民化，大約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使希臘本土居民文明化。進而，希臘人持續不斷地大量借鑒近東諸文化。”（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1，第1頁）
“如此眾多的希臘人克服了他們的反感情緒，將‘與民族偏見如此不通融的「殖民」傳說’傳遞下來，這一事實給18世紀曆史學家威廉·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基於這一事實，認為‘它們（指殖民傳說）的基本事實不容置疑’。在米特福德之前，沒有人質疑過古代模式，所以沒有必要去為它辯護。”（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構造古希臘1785-1985》，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7月，p8）
但是，今天，“中東化”的古希臘文明——古代模式——被西方學者反說成亞非文明被“希臘化”，自然包括犍陀羅藝術。那麽，從什麽時候開始、被哪位學者顛倒黑白了呢？
“多數人會感到詫異，自幼時灌輸進我們大多數人頭腦中的雅利安模式實際上是在19世紀上半期才形成的。這一新模式早期或‘寬泛的’形式否定埃及殖民的真實性，對腓尼基殖民提出質疑。”（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1，第1頁）
這就不得不提繆勒和德羅伊森。
“在1820年代，哥廷根教授卡爾·奧特弗利德·繆勒使用新興的淵源批評的技術手段推翻了古代所有對埃及殖民的指稱，並削弱了有關腓尼基人的指稱。這些技術手段開始被用作攻擊希臘人在埃及學習的傳聞。新信仰產生了，認為希臘文化本質上是歐洲的以及哲學和文明發源自希臘，而古代模式已成為新信仰的障礙；甚至印歐語係的概念被廣泛接受之前，這一障礙被‘科學地’去除了。”（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1，第25頁）
古希臘被亞非殖民和影響的“曆史”被繆勒以“科學”的名義給否定了。被顛倒反說則是接下來出場的這位：約翰·古斯塔夫·德羅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德羅伊森於1836年、1843年在德國漢堡出版了《希臘化時期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1885年又把其與早期編寫的《亞曆山大大帝》（1833）合並、修訂。該係列著作搜羅亞曆山大東征以及其繼承者的資料（資料性質包羅萬象），提出亞曆山大東征把古希臘文化帶到埃及、近東、伊朗、中亞直至印度河，於是，埃及、西亞、中亞、印度的文化被“希臘化”了。（參見維基百科）
“黎凡特化”、“亞非化”的古希臘文化被德羅伊森篡改、顛倒、反說成亞非地區被“希臘化”，從此，希臘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來，贏來了其高光時刻，為塑造建構“言必稱希臘”的龐大學術體係奠定了基礎。從犍陀羅藝術的研究看，1872-1873年坎寧安就已經利用德羅伊森的“希臘化”偽史概念來研究犍陀羅藝術了。從德羅伊森首創提出“希臘化”到被作為共識為學界接受，才短短三十多年，這就給我們揭示一個道理，即：西方所謂的“古代曆史”知識其實產生於不久之前的近代，而並不像我們被灌輸所說的那麽久遠，很多所謂的“古代曆史”知識始創、生產於近現代，很多所謂的“古代曆史”知識就生產於近現代的隔代學者之間。
1831年黑格爾還在陳述一直以來希臘被埃及和腓尼基殖民和影響的傳統說法，1820年代繆勒就“科學地”去除希臘被埃及和腓尼基殖民和影響的傳統說法，1840年前後德羅伊森就顛倒反說埃及和腓尼基地區被“希臘化”了。西方的這種學術研究與當時歐洲帝國主義殖民戰爭和統治的時局態勢密切相關，完美地詮釋了克羅齊在《曆史學的理論與實際》（1915）中提出“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的曆史哲學命題。西方人是最沒有曆史感的民族，曆史是history，不是mystory，他們對曆史沒有敬畏感；他們隻有當代感，曆史隻是其闡述當代情緒、心理、思想、意識形態等“精神”（黑格爾語）的平台，可以恣意建構、重塑、篡變，頗似後現代主義思潮。
我這裏想說個“題外話”，根據我對西方偽史的研究，我斷言：當今版本的希羅多德的《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成書於18世紀，很可能成書於18世紀中期之後，極有可能成書於1756年之後，絕無可能成書於1672年之前。
為了強化“希臘化”的偽史概念，西方可謂煞費苦心，這表現在命名稱呼上。
“殖民時期犍陀羅藝術研究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西方’的犍陀羅藝術研究體係，大部分西方學者對犍陀羅藝術的研究帶有固有的偏見，往往以西方古典主義、羅馬和早期基督教的藝術標準來研究犍陀羅藝術，割裂其與印度本土藝術的文化聯係。西方學者的文化偏見首先‘反映在犍陀羅藝術的命名上，如印度-希臘化（Indo-Hellenic）、古希臘式的（Grecian）、希臘-佛教（Graeco-Buddhist）、印度-希臘式（Indo-Grecian）、古典的（Classical），等等。這些命名皆過分強調犍陀羅藝術的西方因素，反映殖民時期西方學者共同的學術心態。”（蔡楓，《印巴犍陀羅藝術研究的三個階段》，《南亞研究》2012第1期）
“希臘化”一詞本身就是一個偽史概念，也是一個洗腦的概念命名，包藏禍心。經過康德哲學的洗禮，西方的洗腦技術可謂爐火純青。
實際上，關於亞曆山大東征的傳說在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的敘事。
根據馬蘇第講述，古希臘在埃及，亞曆山大繼位於埃及的邁蓋杜尼葉和安葬於埃及的亞曆山大城。亞曆山大執政9年後殺死大流士，此後又延續了6年。 《黃金草原》又提供另一種說法，“許多學者都介紹說馬其頓的亞曆山大在其國內鞏固權力之後，便開始尋找一處……良好……地方。”（馬蘇第，《黃金草原》，耿昇譯，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338-343頁）
伊本·穆加法(Ibnal-Muqaffa`，約724 - 759)提到“羅姆的雙角王亞曆山大在完成對西方諸王的征服後，開始向東方挺進，意圖征服波斯等地的東方諸王”。（伊本·穆加法著:《卡裏來和笛木乃》，貝魯特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6頁）
雅古特（1179 - 1229）提到“亞曆山大·本·菲利福斯·羅米(即亞曆山大大帝)，戰勝並殺死了很多國王”。（雅古特著:《地名辭典》，貝魯特薩迪爾書局，1995年版，第1卷第182頁） 伊本·泰米葉(Ibn Taymyyah,1263-1328）
提到“亞裏士多德曾做過亞曆山大·本·菲立普斯·馬其頓的大臣”。（伊本·泰米葉著:《教法判例集成》，沙特阿拉伯阿比堪書店，1998年版，第9卷，第181頁）
關於亞曆山大的地望的幾種不同說法，如穆加發“羅姆的亞曆山大”，麥斯歐迪“馬其頓的亞曆山大”，雅古特“亞曆山大·本·菲利福斯·羅米”，泰米葉“亞曆山大·本菲立普斯·馬其頓”。根據阿拉伯命名的規律看，羅姆、馬其頓、羅米應該都是部落名，而不是地名，而這些部落是在埃及。之後由於亞曆山大向東擴張，希臘版圖從埃及向敘利亞、小亞細亞、伊拉克、伊朗等擴張。甚至阿拉伯文獻（伊本·艾西爾）中還講到亞曆山大征服中國，還有與中國皇帝使者對話的記錄。可是，那時候中國西部是諸侯秦國，再往西就是西域地區。所以，很明顯，關於亞曆山大的傳說是不可信的，至少需要進行疑古，刨根究底，尋找真相。
因此，所謂亞曆山大東征的“希臘化”是徹頭徹尾偽史，是編造，是篡改。
有些人或許會說，西方的顛覆是有科學依據的，有考古學，有語言學，有新的科技發展，等等。事實上，考古學、語言學、實證主義、科學主義都不過是遮羞布，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式的指鹿為馬才是真諦。
薩義德指出，“東方學歸根結底是一種強加於東方之上的政治學說”，“除了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外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別的東西”。（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1999，第260頁）
推翻“古代模式”，不是基於科學的證據或邏輯，而是因為它們不符合帝國主義時期西方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情緒和心態。現在在輿論界和學術界都標榜清算了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但是，現有的學術體係是西方帝國主義時期民族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遺留下的，並沒有被清算，依然統治者學術界，依然侵蝕著每一位學人的心智。
馬丁·貝爾納說：“現代考古學家和這一領域的古代史學家仍然在使用粗糙的實證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建立起來的模式。”（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構造古希臘1785-1985》，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7月，p8）
上文說到，所謂古希臘雕像都是仿製品或贗品，沒有一件是確證為古希臘或希臘化時期的雕塑，都是文藝複興時期突然冒出來的，實際上就是文藝複興時期的，其源出何處呢？
中央美術學院李軍教授策劃的2018年湖南博物館的展覽“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13-16世紀意大利與中國的跨文化交流”中指出：“我們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發現異國並不是他鄉，也是故鄉。”李軍教授又說：“我們今天生活的現代中國接受了西方科學、藝術的恩惠，正如相當長的時間內，西方接受東方的恩惠一樣。”
“從繪畫看，西方古典時期的繪畫早已不存在了，若試圖以發現的龐貝古城的壁畫為依托，基本上是不足以采信的，沒有說服力。而且，也沒有證據表明文藝複興時期的畫家看過古典時期的繪畫。因此，西方繪畫不可能是複興古典文明的結果。”
文學方麵，“在但丁誕生之前，中國文學中幾乎所有偉大的傑作都已經誕生，並通過印刷傳遍整個大陸”（休·昂納，《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劉愛英、秦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39頁）。
艾布·斐達（’Abū al-Fidā’，1273-1331）說：“中國人是至高的真主所創造的生靈中，最擅長雕刻與繪畫的。一個中國人可以用他的雙手製做出大地上所有居民都做不出的東西。”（艾布·斐達，《人類史綱要》第1冊，埃及侯賽尼亞出版社，第96頁）
以繪畫、文學和雕塑作為一個文藝整體看，所謂文藝複興時期的雕塑係對古希臘雕塑的複興是偽史，實際上是文藝的西傳，即雕塑技藝是與繪畫、文學一起西傳到歐洲的。即：西方文藝複興時期湧現的雕塑就是文藝複興時期的，是源自東方雕刻技術的西傳，而不是古希臘的或源自古希臘雕塑的複興，即：古希臘雕塑＝文藝複興雕塑＝14~17世紀的雕塑。然則，近東雕刻藝術的年代就是在文藝複興時期之前，姑且估算為公元10世紀，那麽，近東的雕刻技術與犍陀羅藝術之間的年代差也就六、七百年；從犍陀羅藝術經過中亞西部、伊朗、伊拉克、小亞細亞到歐洲，時間上還算嚴絲合縫。
因此，所謂文藝複興，實則文藝西傳；所謂古希臘雕塑，實為文藝複興時期的雕塑。中國秦兵馬俑雕塑技藝西傳西域後被用來雕塑佛像，再西傳到伊朗、兩河、小亞細亞，至文藝複興時期西傳到歐洲被用來雕塑古希臘神像。雕刻技術可以繼承發展，具體運用類型（兵馬、佛像、古希臘神像）可以因不同文化背景而異。
無論如何，秦兵馬俑雕塑技藝是公元前三世紀，而犍陀羅藝術一般認為是公元一世紀，頂多是公元前一世紀，早了兩三個世紀。
既然“希臘化”是偽史，那麽自然必須把當前主流的關於犍陀羅藝術起源於古希臘的假說排除掉，回歸希臘文化是“亞非化”的真相，即古希臘雕塑（實際上是文藝複興時期的）源自犍陀羅佛像藝術。
在學術界，現有的犍陀羅藝術起源假說中，頗為怪異的是，獨獨缺了中國起源說。大家隻知道中國佛像源自西域，卻沒有想到秦兵馬俑的雕刻技藝西傳後改頭換麵回流：出口轉內銷。
正如我在“顛覆西方考古學體係”係列文章所說，絕對年代是關鍵。隻要敢把近代/現代工業品的絕對年代提前，都能在遠古時代實現工業化。
基於我對歐洲和阿拉伯文獻以及西方考古學體係的研究，若不參閱中國曆史文獻，則蔥嶺以西的世界在阿拉伯帝國之前的曆史陷入黑暗時代。當今西方人厘定的世界曆史、文化、考古的學術體係，實則錯漏百出，從基礎框架到具體闡述，都是錯誤的，必須推倒重來。
鳩占鵲巢
綜上所述，什麽叫“層累”？西方偽史才是“層累”，一環扣一環，環環相扣，接力扯淡撒謊，層累賦予，推翻此前或前人的任何說法記錄而為當時社會思潮、情緒、心態所用，然後，此前和前人的各種難以接受的研究資料就被扔進曆史垃圾堆裏，不為人所知，人們所知的隻是最近的研究成果，誤以為最近的研究成果是曆史上一貫的說法。因此，揭露西方偽史的辦法就是回溯西方不同時代的認知狀況、演變狀況以及演變邏輯。而之所以難以發現，也跟西方偽史由不同國家的不同學者以不同的文字進行闡述、以及翻譯有關。西方偽史是真正的層累，層層加碼，層累賦予，越來越“高大上”。
從曆史看，西方在其文化觀念中就是自古以來靠搶起家的，搶食物，搶財物，搶人，搶寶物，搶地盤，搶發明權，搶曆史，搶文明……
“當時的希臘是處於騷擾、不寧、擄掠的狀態中，而它的多數部落不斷地在遷徙……海上的主要職業不是經商，而是海盜劫掠：我們從荷馬詩篇看來，這時候海上剽劫還沒有被認為是一種不正當的事情。據說首先削平海盜的是邁諾斯，而首先獲得安居樂業的地方是克利特。”（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p213）
“為了爭奪公民、婦女和土地，羅慕露斯和他的繼承者幾乎永遠是和他們的鄰人作戰的。他們每次回城都要帶著從被征服的民族那裏得來的戰利品；這就是捆成一束束的麥子和畜群，這些戰利品會給城市居民帶來巨大的歡樂。這就是凱旋的起源：凱旋在後來也正是這座城市所以變得偉大的主要原因” ，“羅馬這個城市沒有商業，又幾乎沒有工業。每個人要是想發財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沒有其他的辦法。” （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婉玲譯，商務印書館，2013，第1-3頁）
“羅馬初期的國王就是一些強盜頭目。照羅馬曆史學家的說法，這個小民族一開始就搶奪鄰族女子和財物。它本應被消滅的；但驅使它從事掠奪的凶殘本性和生活需要，卻使它的不道德的行為得心應手。它征戰不休以維持生存；經曆5個世紀後，羅馬人由於比所有其他民族經受過更多的戰爭鍛煉，相繼征服了從亞得裏亞海灣到幼發拉底河的各個民族” ，“在400多年中，這種對祖國之愛表現為將從其他民族掠奪來的東西帶回分給所有的人，這便是強盜的道德。愛祖國就是殘殺和擄掠其他人。”（伏爾泰，《風俗論》，梁守鏘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3次印刷，p212）
殺人越貨、強盜搶劫，是西方的文化傳統，從“古”至今，已深入骨髓，掠奪曆史和文明算什麽？！在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保駕護航下，鳩占鵲巢，然後說：此“巢”乃“鳩”所築。西方以考古學、語言學、新科技方法等貌似科學的方式通過偽造證據和穿鑿附會來指鹿為馬、強詞奪理、顛倒黑白，乃至近乎胡說八道、自說自話、信口雌黃。這種學術和曆史模式踐行了黑格爾的“哲學的曆史”，隻不過，這裏不是“理性→精神→自由”的自我實現，而是“理性→精神→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歐洲中心論”的自我實現。
我們必須深切地看透西方學術的本質：科學隻是遮羞布，隻是手段，目的是精神的自我實現；任何事實都必須給予讓路，或改造或攝取部分事實，以達成“精神的自我實現”，即以皇皇巨著實現“我想怎麽說就能怎麽說”。具體而言，即：通過建構編造古希臘偽史，把歐洲近代崛起由空間橫向傳播關係上的“東學西漸（阿拉伯和中國，主要是中學西漸）”，移花接木為時間縱向傳承關係上的“文藝複興”，再通過建構“希臘化”概念和體係，顛倒反說為“西學東漸”。
西方把文藝複興時期至現代早期湧現出來的大量雕塑偽托或謊稱為古希臘時期，即：文藝複興雕塑＝古希臘雕塑。但當時沒有碳十四測年，根本沒有手段和條件判斷雕塑的絕對年代和族屬，純粹是先入為主、指鹿為馬，即文藝複興雕塑≠古希臘雕塑。加上德羅伊森捏造的“希臘化”偽史概念，把犍陀羅藝術的雕塑技術西傳顛倒反說成古希臘雕塑技術東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