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枝 生命之趣 Joy of Life
點點滴滴生命之趣 Delightful Dripping
正文
十論“紅杏出牆”
by: nichts
一，語文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應嫌屐齒印蒼苔，十扣柴扉九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針對南宋葉紹翁的這首詩《遊園不值》，如果拋開“紅杏出牆”在全詩裏的結構意義，僅僅從語文學的角度去分析這個詞組的結構，我們看到，假如把“出”看作是動詞，則它賦予主語“紅杏”一種行為性。
故，紅杏出牆與其說是一個事後的現象，不如說是一種事先的行為，一種帶有主觀意欲的行為。
二，審美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為什麽不是“春色遍野關不住”? 因為如果是遍野便不需要關，而無牆就不會有出。中國人思維的內向性深深的影響著著中國人審美的內向性。
因為唯美的東西常常不為所知而事物固有的美則往往潛藏在內，所以當某種偶然的美突然地出現在人們並不期待的時間和地點時，它帶給人們的美其實超過了它本身的形式美，進而被追加了一種意外性，而這種意外性結合著中國人特有的姻緣論帶給人們更多的快樂和刺激著人們的發現力和獵奇心理。
相比較，就審美過程而言，中國人的美學主體是被動和內斂的，而審美主體則是主動和向內尋的；相反，西方人的美學主體則是主動和外在的，而審其美主體則是被動和向外尋的。或者說，西方人更加懂得創造和展現美，而中國人則傾向於發現和保留美。
故，紅杏出牆作為一張畫與其說是一種美學的表達，不如說一種是美學鑒賞的宣言。
三，建築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為什麽要“出”和為什麽可以“出”? 沒有經典四合院的封閉式居住環境和沒有中式庭園的空間圍合性，庭園內的紅杏就如野花一樣不存在出的必要和出的可能。恰恰是因為庭園相對外部環境的空間獨立性，給予了庭園內的紅杏“外出”與“內留”兩種行為的選擇性和可能性。“牆”在這裏代表的不是垂直的平麵，而是圍合的空間，出牆實際是出園。
故，紅杏出牆與其說描繪著一幕杏樹生長的環境，不如說描繪著一幕中國人居住的環境。
四，符號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正如“紅杏出牆”更應解釋為“紅杏出園”一樣，紅杏和園之間實際有著一種從屬關係，而牆則以其物理性強製著這種從屬關係。
假如把“紅杏”理解為“人”，“園”理解為“家”，則物理意義上的“牆”就是社會意義上的“家庭契約”。
故，紅杏出牆就是人背棄家庭契約。
五，社會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正是因為出牆之杏與背家之人有著驚人的類比性，紅杏出牆一詞才帶上道德譴責的語境。當它正麵地表達著人們對背家的道德譴責時，實際是，同時反麵地表達著人們對忠於家庭的讚揚。
中式庭園中，被牆圍合的庭園，就如社會中以人心凝聚的家庭一樣。
庭園以牆的物理性阻擋著杏樹的外延，而家則隻能以契約的社會性約束其成員的活動。所不同的是，現實中出牆之杏必定是悉心料理與健康成長的結果，而背家之人則往往是悲劇姻緣或道德敗壞的結局。
故，紅杏出牆實際蘊涵著中國人對家庭觀念的執著和無奈。
六，價值觀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若對比譴責婦女不守婦道的“紅杏出牆”和讚美舊社會大家閨秀的“足不出戶”，便會清楚對女性某種意義上的空間限製和行為約束，其實是男權社會對女性婢微身份的定義和個人意誌的強加。假如拋開功利主義的角度，忽略考慮這種現實是否對社會發展更加合理的話，我們應當承認，這其實是一種壓製，縱然這種壓製並非以暴力來實現和發展的。
如果把“紅杏”看作是婦女，“牆”看作是價值觀枷鎖，並把“出”看作是介詞“上”的話，則“紅杏出牆”實際是指婦女淩駕於男性的價值觀枷鎖之上。
今天我們把無意誌，靜態的“牆”和具意誌，動態的“紅杏”作為對比，則清楚的表明了這種無視女性意願的男權主義意誌強加。
故，紅杏出牆間接剖析著某種個人價值觀對公共價值觀的抗衡。
七，道德觀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遊園不值》中的“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內的“春色”及“紅杏”均被賦予色情的意義，在壓製女性甚至把女色當作一種玩物的男權社會，其實並非偶然。
就像沒有內部強烈的壓製，便不會有守牆的紅杏，同樣沒有外界巨大的誘惑，也不會有出牆的紅杏。一定程度上，男性在保護自己伴侶免受誘惑的同時卻千方百計的設想衝破別人的保護，麵對自己越軌伴侶時的冷漠與麵對別人妻子時的熱情，都反應了男性自私與貪婪並存的人格共性。
女性紅杏出牆往往被賦予道德的譴責，而男性接受或成功誘使女性出軌則往往迎來羨慕與欽佩的眼光，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雙重道德觀實實在在是女性的悲劇。
故，紅杏出牆其實映射著某種道德肯定與道德否定的互動。
八，法理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應當明白的是，形容大家閨秀的足不出戶之“出”有別於紅杏出牆之“出”，沒有這種家庭契約，前者的“出”即便是行為的出軌，也不含有背棄家庭契約的法理學含義。然而兩者存在可類比的後果，假如她們的行為被證明屬實的話，那麽，前者因行為的出軌則往往為人所棄，而後者因行為的出軌則可能為千夫所指並承受仲裁。
當然如果其行為在法理學上不能被證明屬實的話，則紅杏出牆不能理解為背棄家庭契約。婦女頻頻出戶而不出軌，則充其量視為是一種沉迷於社會活動的“交際花”。 鑒於這個事實，若成功的掩人耳目，則紅杏出牆這種行為本身具有可操作性。
故，紅杏出牆某種意義上與貓捉老鼠的兒童遊戲同出一轍。
九，經濟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如果沒有市場對紅杏的供不應求，就不會有出與不出的討論。
假設把家庭婦女的性運作看作是以忽略市場供需，並以具體配額來操作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則妓女的性運作是以校準市場供需，並近乎放棄社會保障製度的純粹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
站在“一切從人民性福出發”的高度看，宏觀的說，紅杏出牆實際是針對這種公共性福問題的解決路徑之一，是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種折中的嚐試或者是如同鄧小平同誌所說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
就微觀商品經濟學而言，基於性價比的理論看，性消費體現在家庭婦女上之所以區別於妓女就在於其價廉物美風險大，要知道在小農經濟為主體的舊社會，性消費對於中低階級，不管男女而言都是不可設想的奢侈品。當然，這裏的風險不應該理解為生理上的病痛，而是製度與政策造成的風險。
必須強調的是，紅杏出牆在過程前存在著投機性和過程中存在著可操作性以及過程後存在著後果嚴重性。如果從經濟學的“風險越大，利潤越大”的原理來看，紅杏出牆完全應當被看成一種嚴肅的投資行為，是以性和魅力為資本，以現有的家庭幸福(也可能是不幸福)為賭注，以短期或長期的性福和幸福為目標的，挑戰男權主義性壟斷的風險投資。
故，紅杏出牆可以理解為一種富於魅力與魄力，著眼於信息與變化的高智商活動。
十，宿命論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水滸傳》裏的潘金蓮其實是個悲劇人物，這種悲劇色彩正因為武大郎至善的人格和對這個家庭至誠的珍惜而得到強化的。
如果分析致力於湊合西門慶和潘金蓮，主持毒死武大郎的王婆，就會清楚她便是製作這出不折不扣的紅杏出牆戲的編劇，她以其特有的貪婪和“超凡脫俗”的市場眼光及其奇特的技巧促成了一樁無本交易。她當然得到了她的銀兩，可也為此承受了挑戰這種家庭契約背後的、極其深刻的公共倫理精神的風險。
我們看到《水滸傳》以武鬆的出現為這出悲劇的開始，並以武鬆結束眾人的生命為結局。然而武鬆得到了什麽? 得到的就是丟失唯一的親人和本來也許可以永遠幸福的嫂子以及殺人以後亡命天涯的一生。
且不論促使王婆這翻行為的貪欲是不是違背某種宗教意義上的禁欲主義精神，也不論，她這樣做是否會在不可預知的來生得到什麽結局和待遇，僅僅論她的塵世，王婆對某些約定俗成的公共倫理的無視，對男權主義社會的道德枷鎖的抗拒，對享受人性意欲的強烈支持，對不惜一切代價來追求個人價值的堅定立場，都清清楚楚的說明了在她身上流著今天女權主義的精神血液，是所謂的西方的Emancipation ( 婦女解放 ) 的水滸代表。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管在她身上有著多麽明顯的中國古代農婦的特點----王婆是現代的，至少她的認識是現代的，然而她生活的年代對於她超前的認識卻是不合時宜的，是悲劇性的。
我們知道，致力於任何的追求和實現任何的利益都會或多或少的損害他人的現實，如果犧牲武大郎，便可以成全西門慶和潘金蓮，當然要擁護武大郎則隻能犧牲潘金蓮和壓製王婆的超前認識。從這個角度看，武鬆的出現，站在女權主義的角度出發其實是一種遺憾，而站在男權主義的角度出發則是一種慶幸。《水滸傳》以其驚人的矛盾組合描繪了一幕悲劇，並以武鬆從此亡命天涯的一生為代價肯定了古典中國的公共倫理精神----一種以壓製婦女的倫理精神----的主流性。
因此，即便考慮武大郎和西門慶的強烈反差，我們也因該看到，潘金蓮的經典性並不在於她對家庭契約的背棄信義和其個人作風的浪蕩輕佻之上，而在於她生活在王婆和武鬆的道德夾縫之間。可以說，潘金蓮背棄的家庭契約是武鬆意願中的家庭契約；她出牆，出的是武鬆心中的牆；她的錯，就錯在她生活於武鬆的道德理想和武大郎的個人現實之間。
這出悲劇以眾人的死襯托了以武鬆代表的古典中國的道德觀剛性，和以潘金蓮背負著經久的罵名表達了中國婦女在男權社會裏悲劇宿命的共通性，進而成為一首獨立於《水滸傳》主題以外、卻是中國經典文學中少有的、由婦女喊出的的哀歌。其回音之響亮，千古留名。
故，紅杏出牆隱喻著人性對宿命無畏挑戰的嘲諷和徒勞抗拒的哀怨。
by: nichts
一，語文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應嫌屐齒印蒼苔，十扣柴扉九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針對南宋葉紹翁的這首詩《遊園不值》，如果拋開“紅杏出牆”在全詩裏的結構意義，僅僅從語文學的角度去分析這個詞組的結構，我們看到，假如把“出”看作是動詞，則它賦予主語“紅杏”一種行為性。
故，紅杏出牆與其說是一個事後的現象，不如說是一種事先的行為，一種帶有主觀意欲的行為。
二，審美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為什麽不是“春色遍野關不住”? 因為如果是遍野便不需要關，而無牆就不會有出。中國人思維的內向性深深的影響著著中國人審美的內向性。
因為唯美的東西常常不為所知而事物固有的美則往往潛藏在內，所以當某種偶然的美突然地出現在人們並不期待的時間和地點時，它帶給人們的美其實超過了它本身的形式美，進而被追加了一種意外性，而這種意外性結合著中國人特有的姻緣論帶給人們更多的快樂和刺激著人們的發現力和獵奇心理。
相比較，就審美過程而言，中國人的美學主體是被動和內斂的，而審美主體則是主動和向內尋的；相反，西方人的美學主體則是主動和外在的，而審其美主體則是被動和向外尋的。或者說，西方人更加懂得創造和展現美，而中國人則傾向於發現和保留美。
故，紅杏出牆作為一張畫與其說是一種美學的表達，不如說一種是美學鑒賞的宣言。
三，建築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為什麽要“出”和為什麽可以“出”? 沒有經典四合院的封閉式居住環境和沒有中式庭園的空間圍合性，庭園內的紅杏就如野花一樣不存在出的必要和出的可能。恰恰是因為庭園相對外部環境的空間獨立性，給予了庭園內的紅杏“外出”與“內留”兩種行為的選擇性和可能性。“牆”在這裏代表的不是垂直的平麵，而是圍合的空間，出牆實際是出園。
故，紅杏出牆與其說描繪著一幕杏樹生長的環境，不如說描繪著一幕中國人居住的環境。
四，符號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正如“紅杏出牆”更應解釋為“紅杏出園”一樣，紅杏和園之間實際有著一種從屬關係，而牆則以其物理性強製著這種從屬關係。
假如把“紅杏”理解為“人”，“園”理解為“家”，則物理意義上的“牆”就是社會意義上的“家庭契約”。
故，紅杏出牆就是人背棄家庭契約。
五，社會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正是因為出牆之杏與背家之人有著驚人的類比性，紅杏出牆一詞才帶上道德譴責的語境。當它正麵地表達著人們對背家的道德譴責時，實際是，同時反麵地表達著人們對忠於家庭的讚揚。
中式庭園中，被牆圍合的庭園，就如社會中以人心凝聚的家庭一樣。
庭園以牆的物理性阻擋著杏樹的外延，而家則隻能以契約的社會性約束其成員的活動。所不同的是，現實中出牆之杏必定是悉心料理與健康成長的結果，而背家之人則往往是悲劇姻緣或道德敗壞的結局。
故，紅杏出牆實際蘊涵著中國人對家庭觀念的執著和無奈。
六，價值觀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若對比譴責婦女不守婦道的“紅杏出牆”和讚美舊社會大家閨秀的“足不出戶”，便會清楚對女性某種意義上的空間限製和行為約束，其實是男權社會對女性婢微身份的定義和個人意誌的強加。假如拋開功利主義的角度，忽略考慮這種現實是否對社會發展更加合理的話，我們應當承認，這其實是一種壓製，縱然這種壓製並非以暴力來實現和發展的。
如果把“紅杏”看作是婦女，“牆”看作是價值觀枷鎖，並把“出”看作是介詞“上”的話，則“紅杏出牆”實際是指婦女淩駕於男性的價值觀枷鎖之上。
今天我們把無意誌，靜態的“牆”和具意誌，動態的“紅杏”作為對比，則清楚的表明了這種無視女性意願的男權主義意誌強加。
故，紅杏出牆間接剖析著某種個人價值觀對公共價值觀的抗衡。
七，道德觀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遊園不值》中的“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內的“春色”及“紅杏”均被賦予色情的意義，在壓製女性甚至把女色當作一種玩物的男權社會，其實並非偶然。
就像沒有內部強烈的壓製，便不會有守牆的紅杏，同樣沒有外界巨大的誘惑，也不會有出牆的紅杏。一定程度上，男性在保護自己伴侶免受誘惑的同時卻千方百計的設想衝破別人的保護，麵對自己越軌伴侶時的冷漠與麵對別人妻子時的熱情，都反應了男性自私與貪婪並存的人格共性。
女性紅杏出牆往往被賦予道德的譴責，而男性接受或成功誘使女性出軌則往往迎來羨慕與欽佩的眼光，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雙重道德觀實實在在是女性的悲劇。
故，紅杏出牆其實映射著某種道德肯定與道德否定的互動。
八，法理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應當明白的是，形容大家閨秀的足不出戶之“出”有別於紅杏出牆之“出”，沒有這種家庭契約，前者的“出”即便是行為的出軌，也不含有背棄家庭契約的法理學含義。然而兩者存在可類比的後果，假如她們的行為被證明屬實的話，那麽，前者因行為的出軌則往往為人所棄，而後者因行為的出軌則可能為千夫所指並承受仲裁。
當然如果其行為在法理學上不能被證明屬實的話，則紅杏出牆不能理解為背棄家庭契約。婦女頻頻出戶而不出軌，則充其量視為是一種沉迷於社會活動的“交際花”。 鑒於這個事實，若成功的掩人耳目，則紅杏出牆這種行為本身具有可操作性。
故，紅杏出牆某種意義上與貓捉老鼠的兒童遊戲同出一轍。
九，經濟學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如果沒有市場對紅杏的供不應求，就不會有出與不出的討論。
假設把家庭婦女的性運作看作是以忽略市場供需，並以具體配額來操作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則妓女的性運作是以校準市場供需，並近乎放棄社會保障製度的純粹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
站在“一切從人民性福出發”的高度看，宏觀的說，紅杏出牆實際是針對這種公共性福問題的解決路徑之一，是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種折中的嚐試或者是如同鄧小平同誌所說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
就微觀商品經濟學而言，基於性價比的理論看，性消費體現在家庭婦女上之所以區別於妓女就在於其價廉物美風險大，要知道在小農經濟為主體的舊社會，性消費對於中低階級，不管男女而言都是不可設想的奢侈品。當然，這裏的風險不應該理解為生理上的病痛，而是製度與政策造成的風險。
必須強調的是，紅杏出牆在過程前存在著投機性和過程中存在著可操作性以及過程後存在著後果嚴重性。如果從經濟學的“風險越大，利潤越大”的原理來看，紅杏出牆完全應當被看成一種嚴肅的投資行為，是以性和魅力為資本，以現有的家庭幸福(也可能是不幸福)為賭注，以短期或長期的性福和幸福為目標的，挑戰男權主義性壟斷的風險投資。
故，紅杏出牆可以理解為一種富於魅力與魄力，著眼於信息與變化的高智商活動。
十，宿命論意義上的“紅杏出牆”
《水滸傳》裏的潘金蓮其實是個悲劇人物，這種悲劇色彩正因為武大郎至善的人格和對這個家庭至誠的珍惜而得到強化的。
如果分析致力於湊合西門慶和潘金蓮，主持毒死武大郎的王婆，就會清楚她便是製作這出不折不扣的紅杏出牆戲的編劇，她以其特有的貪婪和“超凡脫俗”的市場眼光及其奇特的技巧促成了一樁無本交易。她當然得到了她的銀兩，可也為此承受了挑戰這種家庭契約背後的、極其深刻的公共倫理精神的風險。
我們看到《水滸傳》以武鬆的出現為這出悲劇的開始，並以武鬆結束眾人的生命為結局。然而武鬆得到了什麽? 得到的就是丟失唯一的親人和本來也許可以永遠幸福的嫂子以及殺人以後亡命天涯的一生。
且不論促使王婆這翻行為的貪欲是不是違背某種宗教意義上的禁欲主義精神，也不論，她這樣做是否會在不可預知的來生得到什麽結局和待遇，僅僅論她的塵世，王婆對某些約定俗成的公共倫理的無視，對男權主義社會的道德枷鎖的抗拒，對享受人性意欲的強烈支持，對不惜一切代價來追求個人價值的堅定立場，都清清楚楚的說明了在她身上流著今天女權主義的精神血液，是所謂的西方的Emancipation ( 婦女解放 ) 的水滸代表。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管在她身上有著多麽明顯的中國古代農婦的特點----王婆是現代的，至少她的認識是現代的，然而她生活的年代對於她超前的認識卻是不合時宜的，是悲劇性的。
我們知道，致力於任何的追求和實現任何的利益都會或多或少的損害他人的現實，如果犧牲武大郎，便可以成全西門慶和潘金蓮，當然要擁護武大郎則隻能犧牲潘金蓮和壓製王婆的超前認識。從這個角度看，武鬆的出現，站在女權主義的角度出發其實是一種遺憾，而站在男權主義的角度出發則是一種慶幸。《水滸傳》以其驚人的矛盾組合描繪了一幕悲劇，並以武鬆從此亡命天涯的一生為代價肯定了古典中國的公共倫理精神----一種以壓製婦女的倫理精神----的主流性。
因此，即便考慮武大郎和西門慶的強烈反差，我們也因該看到，潘金蓮的經典性並不在於她對家庭契約的背棄信義和其個人作風的浪蕩輕佻之上，而在於她生活在王婆和武鬆的道德夾縫之間。可以說，潘金蓮背棄的家庭契約是武鬆意願中的家庭契約；她出牆，出的是武鬆心中的牆；她的錯，就錯在她生活於武鬆的道德理想和武大郎的個人現實之間。
這出悲劇以眾人的死襯托了以武鬆代表的古典中國的道德觀剛性，和以潘金蓮背負著經久的罵名表達了中國婦女在男權社會裏悲劇宿命的共通性，進而成為一首獨立於《水滸傳》主題以外、卻是中國經典文學中少有的、由婦女喊出的的哀歌。其回音之響亮，千古留名。
故，紅杏出牆隱喻著人性對宿命無畏挑戰的嘲諷和徒勞抗拒的哀怨。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不敢苟同。皮到處都是，隻是你願把你這朵紅杏插在哪兒， 毛附在哪張皮上。
希望能 see the pretty flower.
不過川流兄的功過，我可都記在小黑帳上了，所以，忘不了，哈哈：））
幾株紅杏滿園開,
臨風婆娑彩蝶徊。
遊人籬外癡相望,
尤盼壹枝出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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