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人物

大陸移居香港新移民。老話說“井底之蛙”,在內地我隻看到碗口大的天。來到香港,有了比較,才知世界如此精彩。我隻說自己想說的話,不代表任何人。我希望中國好,期望中國有大的智慧,處理好國際關係,學會算大賬,不賭一時之快,能成就大事,令海外的中國人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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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玩法與國民崇拜:從來都是兩回事

(2023-06-04 07:16:38) 下一個

我相信,從春秋戰國開始,中國民間對老子和孔子的學說是深入人心的。每每說到中國的文化,言必稱老莊和孔孟。

這些中國文化的祖師爺,他們的思想綿延幾千年,深深滲入到中國國民的骨髓,成為很多人修身養性的典範。不要說,中國人對老莊和孔孟奉為涅槃,即使到了國外,老子和孔子的名字,也是如雷貫耳,感覺這兩個聖人,就是中國“走出去”的一塊金字招牌。

然而,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我感覺,老莊和孔孟文化,從來都是國民的事,而跟皇帝統治是無關的。在統治階級心目中,老莊和孔孟之道,隻是附庸風雅的東西,是那些文人墨客以及百姓們的精神寄託而已。統治階級是有自己的一套玩法的。

儘管中國的歷代文人,從士大夫到黎民百姓,都以老莊和孔孟之道為榜樣,無論正史還是野史,你說有幾個皇帝公開出來說自己是老莊和孔孟的嫡子賢孫,幾乎沒有。即便先秦百家之前的董仲舒時代,曾經有過“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暫時榮景,也是因為管治的需要。

等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便很快開始了“焚書坑儒”和嚴刑峻法,都是為了統治的需要以及實現可持續傳承,比如深得秦始皇和秦孝公兩代人認可的《商君書》,以及後來的歷代皇權世襲奉為圭臬。不都是基於人性弱點的統治方略,哪一條靠得上老莊與孔孟之道的道德要求,但卻是皇帝們最喜歡的東西。

至於老莊和孔孟能夠流傳於世,無非是文人騷客及百姓的自我品行激勵而已,作為一種內在的自我要求,社會講規矩,做事有方寸,對皇權來說,當然是好事。相信皇帝們是何樂而不為,陪著百姓玩玩也無妨。誰把老莊和孔孟當回事啊!

我始終認為,蔣介石之所以輸給毛澤東,除了一些外部因素的作用,有兩點是顯而易見的。一是文化基因不同:蔣介石歷來崇尚老莊和孔孟之道,凡事中規中矩;而毛澤東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有著曹操和朱元璋的精明和算計,喜歡帝王權謀之術。二是兩人找的女人不同:蔣介石找了一個崇尚基督教的,又喜歡做主的宋美齡做老婆。而毛澤東則是劉邦式的陰陽梟雄,有老婆等於沒老婆。完全是“禿子打傘無法無天”。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毛澤東對老莊和孔孟有過發自內心的讚譽,倒是看到蔣介石留在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裡,倒是不少克己復禮的傳統文化,足以證明在一個沒有世界秩序的時代,蔣介石輸給毛澤東,是有深層次原因的。

儘管有人說,毛澤東的運氣好,他懂得進退自如,言而無信,表裡不一,會忽悠,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似乎與老莊和孔孟的道德要求,完全背道而馳,但毛澤東的玩法,確是老道的封建皇帝們的玩法的2.0版本。我完全相信老莊和孔孟對《商君書》是不屑一顧的。但《商君書》卻是皇帝們最得意的統治法寶。

前段時間,我看到一本民間流傳甚廣的小冊子《變通》,裡麵的方法和計策,全部是厚黑學的一套東西,尤其人與人之間的那些沒有底線的鬥爭哲學,稍微有點良心的政客,對一些玩法可能都接受不到,甚至會有所抵製。但據說這本小冊子,在上流權貴社會非常流行,成為歷代封建皇帝秘而不宣的津津樂道的統治法則。

譬如《變通》裡說,統治者要學會“一半君子,一半小人”,與國民打好交道,表麵可溫和,客氣,給人好印象;背地裡怎麼玩都行,隻要贏就好”。這種行為方式,與老莊及孔孟對道德的品行要求,完全風馬牛不相及。

相信皇權們認為這套玩法,可以延續世代政權,因而,總是不斷完善改良,總結經驗,使之日臻成熟。我相信,經過幾千年封建社會君主專製浸潤的這套玩法,或者說老祖宗的智慧,到了今天,一定是爐火純青的。於是,民間就有了對付皇權統治,趨利避害以及明哲保身的小冊子,《增廣賢文》、《菜根譚》應該就是這樣誕生的,想也是無奈之舉。猶如矛和盾的關係。

中國國民的這種自我保護意識,以及經驗總結,幾千年以來,早已深深滲入到中國國民的血液裡。所以,中國國民一直以來,說一套做一套,並非共產黨教的,是有深厚歷史淵源的。

這讓我覺得很有諷刺意義。想想,國民這邊天天在講學習老莊的“天行健當自強不息”,以及孔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哪裡統治階級卻按自己的邏輯思維管治著天下。你說,皇權怎麼可能跟國民搞到一起?永遠不可能的。所以說,導向很重要,凡事必須有個優先秩序,很多時候事物是很難有機統一的。

在我看來,東方社會的所有的文化(包括外來的文化)和習俗,都是統治階級用來駕馭社會,粉飾太平,麻痺對手的工具。好則利用,不好隨時拋棄。一切都是拿來主義,實用主義。這都是幾千年統治階級屢試不爽的不二玩法。包括老莊和孔孟學說,都是駕馭社會和國民的工具而已。可惜,很多人看不懂。

縱觀世界歷史,皇帝的玩法與國民的崇拜,的確很大的不同的。也許統治階級與國民之間天生就是一對矛盾體。我們看看四大文明古國,再看看今天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歐美,相信都經過了漫長的從皇帝獨斷專行,到皇帝與閣僚一起玩,以及閣僚獨立治理國家的鬥爭過程,甚至為此付出了沉重的轉型代價。

歷來權力都是專製最好玩,其次是與人分享權力,再次之是通過選票獲得權力。這也許是人性自私的規律。我就說英國、日本等這樣的君主立憲國家,從皇權專製統治,到改良為君主立憲政體,再到完全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民主國家,我相信支付了巨大的代價,包括法國這樣的大革命之後誕生的民主國家,甚至於通過南北獨立戰爭,最終從英國人手中脫離出來的年輕的民主美國,權力的形式,都應該來自不易。

譬如日本因為二戰的失敗,在美國人的監督下,天皇從臺前退到幕後,隻作為一個象征,就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轉型。而這個轉型,日本也是支付了高昂的代價。

一句話,任何政體,要讓皇權改變遊戲玩法,或與國民的需求有交叉,甚至滿足到國民的需求,除非國家徹底打破封建君主製的玩法,與國民崇拜有共同的道德價值觀,皇權玩法(或閣僚製)或有可能與國民崇拜有些基本的共識。

過去,我們學習中國歷史,說到封建社會帝王統治最擔心的事情有一句話叫“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形象比喻“舟”為統治階層,“水”為大眾國民。意思是大眾國民既能擁護統治者,也可以毀掉統治者。言下之意,是告誡統治者要籠絡好國民,為政權服務,為江山打拚。這句話,也許是皇權玩法唯一與國民崇拜有交叉的地方。

我聽說乾隆時代的和珅,為了給主子解憂,就做過一件乾隆十分滿意的事情。說是有一年,黃河鬧水災,朝廷決定開倉放糧解救災民,但糧食有限,不夠分發災民,此時,和珅想出惡招,指使手下往糧食裡摻入大量沙子,然後,再熬成粥分發災民,結果很快出現兩種情形:一些快要餓死的真災民,完全不顧那麼多,竟然把有沙的粥也喝了;而有些假災民,卻沒有喝摻沙的粥,最後都離開了。真假災民也就一下子分辨出來了。

事後,有朝廷要員大罵和珅太缺德,黑心黑肺,建議乾隆嚴辦和珅。奇怪的是,乾隆不但沒有怪罪和珅,反而表揚他和皇權的玩法想到一塊,還特別嘉獎他,說他總給皇帝分憂,是個好臣子。

由此可見,任何皇權都希望你為他著想,做出超出他預期的事情是最好的。中國的皇權體係就講究一句老話“做事不依東,做死無用功”。已經說得很到位了。西方社會總說“從道不從君”,認可普世價值,不一定聽從國王的指揮,這在東方社會文化裡,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隻有一條是共同的:那就是任何世襲的皇權體係,在決策上,與國民的認識是永遠不一致的。國民認為正確的事情,皇權體係可能不這麼想,甚至做出一些荒腔走板的決定,也是不奇怪的。在一個世襲製的皇權社會裡,要想讓皇權玩法與國民崇拜有公同的經驗域,有什麼道德評判的考慮,幾乎是不存在的。

統治階級的玩法,從來都是不講道德的,隻有輸贏。所謂江湖險惡,統治階級的玩法,歷來就是你死我活,沒有善良一說的。也不可能拿老莊和孔孟的道德標準,來決定博弈結果的。對統治階級說道德,無疑是天真的。

可能唯一能夠改變的方式,就是讓世襲製變為選舉製,有第三方的監督的權力,皇權玩法或有根本性的轉變,與國民的崇拜具有共同的追求目標,如此國家幸運,國民幸福,老莊和孔孟,多少能成為統治階層行為方式以及管理國家的思想指引已然不錯。畢竟,政客,文人,以及普通國民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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